被拯救与收编的女性——试论浩然《艳阳天》“中间人物”孙桂英形象

李彦凤

摘 要：浩然的《艳阳天》中除了塑造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正、反两种人物序列之外，亦精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中间人物类型，在这群落后的中间人物中，孙桂英是独特的一个。这个女性最终脱胎换骨皈依集体，成为被拯救与收编的对象。这一过程预示野性复杂的民间精神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剔除和改造，也预示着个体的“小我”逐渐被集体的“大我”遮蔽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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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话语 女性形象 民间话语 民间精神 收编

一、引言

提起十七年文学，人们自然想起其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十七年文艺创作中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毋庸置疑地“规训”着创作者的创作思想。以浩然的三部长卷本小说《艳阳天》为例，这是一部典型的关于个体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小说，是十七年文学中将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特征发展到了巅峰的作品。它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一个东山坞农业合作社作为叙事背景，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处于尖锐、激烈的政治权力和矛盾斗争漩涡中的乡村田园图景。文本中关于乡村政治斗争的叙述使民间应有的鲜活自在的日常生活失去了乡村田园世界应有的淳朴诗意。文本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和场景，不可避免地导致朴素活泼的民间精神的失落。笔者从“落后人物”孙桂英这个女性形象入手，考察在强势政治话语包围中，鲜活自在的民间精神的失落过程。

二、作为狐媚子形象的民间女性

《艳阳天》将人物形象设置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坚决维护农业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人物类型，如萧长春、韩百仲、焦二菊、马老四、焦淑红、马翠清等；第二种是反面人物类型，如马之悦、马小辫、马凤兰等；第三种是所谓“落后”的“中间人物”，主要有马连福、孙桂英、韩百安、“弯弯绕”“马大炮”等。在这三种人物类型中，作者对民间生活的谙熟和丰富的乡村民间生活经验使得第三类“中间人物”形象格外鲜活，呈现出自在野性的民间人物本真的生命状态。其中的女性形象孙桂英更加显示出乡村民间世界的复杂性和民间精神的丰富性。

孙桂英这个女性形象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是一独特的存在。首先，正面女性形象往往充满对正面主要男性英雄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崇拜意识。她们具有更多的政治化“神性”色彩而较少有人性的自然流露，焦二菊、焦淑红等女性积极分子与正面男性人物一样具有对政治斗争强烈的参与意识，主动走到政治权力较量的舞台，这使她们成为泯灭女性自我意识的“铁女人”，即政治化、“雄性化”的女性。其次，孙桂英形象还不同于政治权力斗争中反面女性形象马凤兰。马凤兰这个四十多岁的地主女性，其阶级出身注定她有着丑陋至极的外貌，同样是政治化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被“矮化”的女性形象，从对她类似漫画式的塑造，可见对其深深的憎恶和强烈的揶揄。这个不安分的地主女人积极替丈夫出谋划策，是反面人物的中坚分子，她和焦淑红、马翠清等正面女性形象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是属于不同政治阵营的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孙桂英也不同于落后分子中“弯弯绕”“马大炮”之流的老婆们——自私、贪婪的“瓦刀脸”和“把门虎”（从绰号中可感其讽刺意味），她是一个置身政治风云之外的民间女性，一个妖艳风流的“狐媚子”形象。

孙桂英出场时，作家以非政治化的民间视角刻写出她作为女人自然生命本真具有阴柔之美的女性形象。二十七八岁的年龄，“细高个子，长瓜子脸，细皮嫩肉，弯弯的眉毛，两只单眼皮，稍微有一点斜睨的眼睛总是活泼泼地转动着；不笑不说话，一笑，腮帮子上立刻出现两个小小的酒窝；特别在她不高兴的时候，那弯眉一皱，小嘴一噘，越发惹人喜欢。”一个娇气、迷人、风韵犹存又带点风流意味的乡村少妇形象呼之欲出，怪不得连村里人都嫉妒地说，“好汉没好妻，癞汉娶花枝，麻子脸的马连福，屋里藏着一个美人儿。”作家赋予孙桂英这个女性形象以“花枝”般的美貌，是对她由衷的赞美之词。这个娇媚可人的女性形象凭着自己的美貌驾驭丈夫自有一套，能使丈夫乖乖地听命于她。“孙桂英就是马连福的绳子套。套着马连福，拴着马连福，孙桂英怎么拉，马连福就得怎么走。”“孙桂英摸准了马连福的脉窝，越不喜欢哪出，她越要唱哪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让马连福拿她当宝贝。她说，这才是真正的夫妻恩爱。”这个女性形象对待丈夫的态度和风风火火的焦二菊对待丈夫韩百仲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也是她人性中不受压抑和拘束的自然本性的展示。这个女性形象在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没有追波逐浪，皈依任何一方，俨然是一我行我素、追求自我和世俗欢乐幸福的民间女性，专心陶醉在对自我生命的妖艳开放中。她由此遭到东山坞正面人物的歧视和轻蔑，称之为“大花瓶”“懒婆”“落后分子”。在主流政治话语看来，这样的女子与热火朝天的时代格格不入，自私自利，道德堕落，形象败坏，理所当然要受到批判。可是，充满野性民间精神的孙桂英“她没有感到自己可悲，有时候苦恼也是暂时的，遇着一点点由着她的心意的事情，就可以使她满足，就可以得意忘形”，“她既不往前看，也不往后看，只求一天一时，只求短暂的快乐和满足。任凭日出月落，风雨阴晴，任凭什么云火斗争，对她全无关，她吃的是舒心饭，过的是松心日子。她觉着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个未经任何政治思想驯化和改造的充满魅力的民间女子。在她身上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中不思进取、自在、保守的一面也呈现出来，谁能说这不是民间精神对自由自在的生命本真的追求？正如陈思和指出：“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

这又是一个为传统伦理道德所不容的有“瑕疵”的女性，其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侮辱和损害，人格尊严遭到践踏，她风尘意味的生命历程充满了血泪，然而她又是有韧性的，知道如何保存自己，和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和柳青笔下的素芳有相似之处，其丰富和复杂性体现了民间世界的“藏污纳垢性”。陈思和指出：“民间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2]（P40）孙桂英所遭遇的悲惨屈辱和苦难也许是她放纵自我毫无顾忌地追求原始野性的生命本真的结果，在正面形象眼中，她无论从肉体还是精神灵魂，都是自甘堕落，破罐破摔的典型。“她有点好吃懒做，爱打扮，每天吃饱了饭，孩子一挟，东门出来，西门进去，张家长，李家短，王家白，赵家黑，不值钱的话，又多又方便。”正因此，如花似玉的红颜美貌和遭受肉体与精神双重蹂躏的瑕疵，使她成为不完美不纯洁的女性形象。这恰恰被反面人物马之悦夫妇所利用，成为“美人计”的关键链环。这一女性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反面人物而言，利用有污点的身体姿色和放荡风流的精神灵魂腐蚀引诱正面英雄实现自己的权利欲望是再合适不过了。对正面英雄而言，这是一道严峻考验的“美人关”，作为革命君子，不但不能为其色相所惑还要反戈一击，对色诱主体进行精神灵魂“拯救”与“收编”。可见主流政治话语巧妙地施展“诡计”利用民间话语为自身政治目的服务。

三、卷入政治漩涡被利用的女性

孙桂英的世俗妖媚野性自在，注定为政治化的时代所不容。其在东山坞的现实处境和身份地位是尴尬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公爹马老四是一个将自己完全交给农业合作社大公无私道德高尚的饲养员，丈夫马连福是一个出身贫农却“又长期住在这个中农、富农的窝子里”并与他们气味相投的队长，她自己本身又和被称为“地主的闺女”的马凤兰有千丝万缕的曲折联系，是“马凤兰表侄女的干妹子”。正因孙桂英和正、反两方政治势力都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这个独特的女性形象就有了被拉拢、利用、改造和拯救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

“美人计”古已有之，历史上有不少典型的“美人计”故事流传不绝，褒姒、西施、貂蝉等古美人是计策中的主角。“将智者，伐其情”，即通过消磨对手之意志，挫败对手之锐气，从而摧毁对手的精神壁垒。《艳阳天》中的马之悦为对付萧长春也精心布局了一出“美人计”，企图色诱正面英雄堕落而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与以往历史故事所不同的是，客观上，这个主角即是马之悦有意选取的色相诱饵，用来对付萧长春的一个政治阴谋，主观上，又是具有野性民间精神的孙桂英自己潜意识深处所渴望的，带有主动性，是发自生命原始本性和对如意圆满爱情的渴望，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这个被正面人物所不齿的民间女性在自己的情爱幻想心理中表现出与正面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她和萧长春几年前的一次偶然邂逅使她对他产生单相思，体现了一个民间少妇大胆、勇敢地追求理想爱情、挑战世俗观念和对世俗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越轨、冒险行动。“这一看不要紧，一下子就把她给迷住了：多漂亮的一个小伙子，越看越爱看。”对萧长春一见钟情的孙桂英于是“就硬让她妈到东山坞查访这个人”。阴错阳差，马之悦利用并欺骗了她，将她错配鸳鸯给了一脸麻子的马连福。受到侮辱和损害、身体和精神不再纯洁的女子也有对真爱的向往和渴望。但她始终无法操纵自己命运，留下终生遗憾，她曾感伤地对马凤兰说：“唉，全怪我表姨父没有好下水，乱点鸳鸯，错配姻缘，我恨他一辈子！”这为以后孙桂英对萧长春藕断丝连埋下了伏线。从孙桂英在与萧长春的不断接触中表现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看，她对萧长春的情感既不乏风流妩媚、水性杨花的一面也有真心实意、痴心爱慕的一面。当马连福被马之悦鼓动和萧长春在干部会上吵架受到处分而到工地上躲避、改造的时候，孙桂英不但不嫉恨萧长春，反而美滋滋地唱起小曲来：

王二姐坐绣楼

一阵悲一阵愁

哥哥赶考南京去

六个春秋不回头

……

当萧长春出于对马连福的关心到她家时，她设法有事没事地和萧长春说话，对于他器重的心理，并不完全出于一种不正派的念头。“说来也怪，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反而特别崇敬正经的男人，孙桂英喜欢萧长春，也正是因为萧长春为人正派。孙桂英如果是个男的，她一定要跟萧长春交朋友，花插着就坐在一个桌子上喝着茶，谈谈心事。”这里孙对萧的态度是一种对正人君子的爱慕和崇拜。有时当着马之悦和马凤兰的面，孙桂英对萧长春的爱慕也直言不讳：“人家萧支书眼睛高—一见那人就眼高。我看人家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站有站像，坐有坐像稳稳重重；哪像我表姨父，贱不唆唆，哪有女的往哪儿凑，浑身没四两，没话找话说”当马凤兰诬蔑萧长春死去的童养媳时，孙桂英说她是“糟改人”。“掏心窝子话，我喜爱他，我要是个男的，我就和他磕头、拜把兄弟。他像河水一样清白、好像钢铁一样硬朗，我敬着他。……我不敢长邪心，也不应长邪心！”狡猾的马凤兰夫妇正是利用了孙桂英对萧的正直人品崇拜的心理，设计了一场阴险歹毒的“美人计”，让孙桂英逐渐落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中。最终结果却是设计师马之悦陷害萧长春不成自己反倒因好色成性而原形毕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闹出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剧。至此，自作多情的孙桂英从萧长春对她反诱惑和义正词严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清醒过来，看清了是非羞耻，并为自己的荒唐行为而羞愧。她觉着对所爱慕、崇拜的萧长春犯下了“罪”，“一生一世也洗不去这一回的罪过”，认为自己对萧的引诱是“魔鬼缠身”“狐狸精附体”。

在这个政治风云激荡的时代，两种政治势力都在力图扩大自己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击败对手，努力争取、拉拢没有明确立场的中间分子。马之悦“美人计”的失败恰恰为萧长春作代表的正面力量争取孙桂英提供了绝佳时机。善于政治斗争的萧长春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动员孙桂英参加劳动，不光是面子上过得去的事儿，近当坏人的手中枪！”在萧长春安排下，焦淑红等人主动对孙桂英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改造，出路是“只有参加劳动、参加斗争、才能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要不然，这一回上当，往后还得上当哪！早晚你得自己把自己毁了！”幡然悔悟的孙桂英决心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升华和质变，成为温暖如家的合作社集体中的“新人”形象，一出荒诞的“美人计”终于以反面人物的完败告终。其价值意义是对英雄纯粹正义和纯洁道德的歌颂，对于反面人物机关算尽、作茧自缚的嘲讽以及对于被拯救和改造的“旧人”成长为“新人”的肯定，而高大神性英雄也打破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神话和惯例

四、被拯救与收编的女性

在东山坞充满激烈政治权力斗争的天空下，有着民间文化两面性的孙桂英注定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她最终无法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无法保持自己野性世俗自在的民间精神。她不断地被紧张对峙的双方拉拢与利用、争取、改造和“拯救”，这恰恰折射出文本之外作家的民间生活经验及其乡村世界的民间精神被政治文化话语所规范的尴尬境地。孙桂英这一女性形象转变过程正是被政治“拯救”“收编”和“规训”的过程，是民间精神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剔除和改造的过程，也是其个体的“小我”被集体“大我”替代和遮蔽的过程。正如余岱宗在《阶级斗争叙事中的道德、爱情与苦难——重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分析的那样：“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此刻已不是想象性的隐语关系，而是紧张的利用与被利用、诱惑与反诱惑的现实关系。于是情爱的社会化，情爱的阶级斗争化成为《艳阳天》中夺目的叙事主题。”[3]这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孙桂英一类的女性形象共同的宿命和走向。

注释：

[1]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文学到文革文学的一个解释》，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9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余宗岱：《阶级斗争叙事中的道德、爱情与苦难——重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5期，第86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