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探析

李 梅

摘 要：“双线”父亲是余华塑造的众多父亲形象中最为独异的形象。在生父与继父的对立模式下，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丑陋不堪的生父与充满温情的继父，并蕴藉着深层文化内涵，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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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余华小说 父亲情结 成因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中经常会建立一种“双线”父亲的写作模式：主人公同时具有生父和继父（养父）两种父亲形象。如《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都有这种“双线”父亲形象的存在，余华让残暴冷血的生父与充满温情的继父（养父）在鲜明的对比中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张力。

一、生父形象：父性的塌陷

心理学家认为：“父亲对于妊娠、分娩、育儿及亲子关系的态度，对为人父母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以及成为父母后对自身及配偶的评价及情感体验等称为父性意识。”[1]父亲在子女的成长中更多的是以一种保护者、关爱者的形象出现。但在余华有些作品中，生父很多时候是冷酷、蛮横的，父子之间缺少亲情，父子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以一种近乎冷漠地态度回忆着自己与父亲的过往。“我”回到家门口就对着生父喊：“我要找孙广才。”[2]在“我”眼中，生父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无赖。他对体弱多病的祖父时常冷眼相待甚至拳脚相加，没有尽过一点孝心。生父是一个不分时间、场合都要发泄自己欲望的好色之徒，不仅在妻子生病时与寡妇往来，还对自己的儿媳动手动脚。《兄弟》也是以李光头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他没见过面的生父是一个去女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的无耻之辈。《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何小勇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立场冷静地审视着一个个丑陋不堪的生父，冷漠地欣赏着这群小丑般的父亲的登台又落幕，没有一点同情和挽留，更没有一句赞美之词，在他们的短暂的出场中，竭尽所能地让他们丑态百出。但也恰恰是这些亲生父亲的失职，让余华重构理想父亲形象成为了可能。

二、继父（养父）形象：父性的重构

王安忆曾说过：“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3]余华在经历了审父与弑父的纠缠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审父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弑父而是寻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精神之父，并踏上了寻找理想父亲的漫漫征途。于是，其小说中出现了王立强、许三观、宋凡平等一系列温情继父的形象，他们不仅给子女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更主要的是成为了子女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依靠，表达着对父性意识回归的渴盼。

《兄弟》中李光头的继父宋凡平，把李光头视如己出，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这个从小生活在阴影里的孩子，给李光头的灰暗童年带来了一道曙光。文革期间，遭受了无情的批斗的他，每天都会高高兴兴地进家门。当红卫兵将家里洗劫一空，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时，他找来树枝并告诉他们这是古人用的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他，用善意的谎言为李光头和宋钢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维护了他们快乐的童年生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会了他们坚强与乐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父爱如山”。继父与子女之间虽没有血缘的牵绊，但那爱却是全心全意、不求回报的。这种以平等的身份相处的和谐融洽的继父子关系与冷漠敌对的亲生父子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对比中让继父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大。

三、“双线”父亲情结的成因

（一）作家自身生活体验的影响

余华童年刻骨铭心的经历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在自传性的随笔中回忆说，父母亲很忙，常将他和哥哥锁在屋里，就算在医院看到父亲，也是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后血迹斑斑的模样。每次余华犯了错，父亲总是把他打得好几天坐不了凳子。他没有享受到父亲太多的呵护，父亲给他感受更多是惧怕。但幼小的余华还是对父亲充满依赖，渴望能得到父亲的关注和爱。父亲会在惩罚他之后背他去镇上吃包子或饺子。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同样的情节，如许三观背着离家出走的一乐去胜利饭店吃面条，王立强背着赌气绝食的孙光林去吃三鲜面等。正是这种对父亲的多面记忆，让余华在塑造父亲形象时不自觉地将他们投射到不同的父亲形象上。

十年“文革”这段独特的经历对余华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深处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国家统治者往往扮演着人民的精神之父的角色。但“文革”期间，作为精神之父的领导人却犹如一个专治的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权，以暴力的手段禁锢了“子女”的思想。于是，余华开始进行审父的书写。随着“文革”阴霾逐渐散去，余华所受到的心灵创伤渐渐愈合。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华开始感受到了无父世界的迷茫。深刻认识到没有“父亲”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是不行的，于是，余华又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寻找伟大父亲之路，让父亲形象重新回归到现实中来。因此，在余华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生父与继父对立的模式。

（二）余华创作风格转变的影响

余华创作体现着从青春期到中年的心态变化。青年时期的他带着青春期特有的叛逆色彩，开始了先锋时期的写作，无所顾忌地描绘着自己所看到的黑暗与丑陋。父亲形象自然成了余华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们不是变态就是逝去了。而中年时期的余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创作心态也已日趋成熟。他对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已有了很大的包容力，创作时不再像青年时期那么锋芒毕露，他开始努力去发现生活中高尚的人性美。特别是90年代，余华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父亲的快乐与不易。他开始慢慢与现实握手言和，尽力去表现现实的美好，试图通过理想父亲的塑造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父子关系。于是，在转向现实的作品中，父亲形象才逐渐高大起来。

父亲形象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散发出独异的艺术魅力。余华自身和所处时代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余华“双线”父亲模式的形成，余华通过面目可憎的生父形象和充满温情的继父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他对父亲的态度，从整体上体现了余华的审父——弑父——寻父的思想历程。

（指导教师：邓家鲜教授）

注释：

[1]桑标：《父母意识——一个亲子关系的新话题》，父母必读，1998年，第1期。

[2]余华著：《在细雨中呼喊》，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96页。

[3]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书评周刊，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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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晓玉，何希凡.执拗的不原谅——从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说起[J].红河学院学报，2012，（1）.

（李梅 大理学院文学院 6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