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长恨歌》中的爱情

彭 飞

摘 要：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四十年代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为主线，描述她与几个不同类型男性的情爱纠葛，讲述她从一个满怀希冀的少女到命丧黄泉的老妇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一个在命运面前有所抉择的女人的进取、接受、无助。个体性故事的讲述中，渗透的是普遍的人生感受，折射出王安忆深邃的爱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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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恨歌》 王琦瑶 错位 爱情 人本哲学

从故事情节来看，《长恨歌》分成了三部：一是写王琦瑶从一个提着花布书包的女学生，到偶然的进片场、开麦拉、拍照片，逐渐成了“沪上淑媛”，成了“三小姐”，成了国民党某政界要人的金丝鸟，而后随着李主任猝然消逝成了乱世中苍凉的一景。二是写邬桥避难后，王琦瑶携带着西班牙风格的木匣子回到了平安里，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结识了只能爱不能相守的遗少康明逊，并生下了女儿薇薇。三是写薇薇渐渐长大，王琦瑶与薇薇的朋友张永红相处融洽，对时尚有着一致的领悟与感受力。薇薇出嫁了，远走美国，年老、寂寞的王琦瑶将希望寄托在复古派“老克腊”身上，在阴差阳错中被张永红的男友长脚所劫杀。

整篇小说讲述的似乎是一个陈旧的海派故事，只是王琦瑶的个体人生经历，但是这位“上海弄堂的女儿”，却是浓缩了的上海精华，是某类女性的群体意象，是人类长河中女性的悲剧缩影。黄若然曾说：“王琦瑶的人生中，慢慢被磨灭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作为人的独立精神，这不仅是那个时代里按部就班地过着上海生活、想着上海往事的上海人心中曾有过的想法，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共有的人生价值。王琦瑶不是个体，而是一个代表着群体的意象。”[1]从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来看，上海的弄堂千人一面，上海的闺阁一幕接一幕，上海的鸽群见证着一切悲喜，冗长的飘忽的文字是想告诉我们：王琦瑶是一个典型，是上海弄堂女儿的化身，是无数渴望幸福的女性的缩影。正如小说所写：“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2]王琦瑶在小说开篇便以群体形象出现，她命运的起落浮沉，她与男性的情与爱，传递了女性作家对爱情的独特领悟与感受。

一

爱情是存在的。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和程先生之间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经片场导演的推荐，王琦瑶去程先生的照相馆拍照片，两人从相遇到相识。二十六岁的程先生，在拍照过程中感受到了王琦瑶的美，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真是月朦胧鸟朦胧。”他在暗房里急切地洗着王琦瑶的照片，仿佛她向他走来，竟感到一丝心痛。程先生对王琦瑶的一见钟情，在心底的深深喜欢，这正是爱情悄然而至呀！程先生约王琦瑶去看电影，中间坐了个蒋丽莉，那种暧昧，那种悸动，是多么美好！程先生爱着王琦瑶，鼓励她竞选“上海小姐”，而蒋丽莉爱着程先生，所以也热烈附议。于是，这场爱情慢慢地变成了三角恋。王琦瑶明知程先生的心全在她身上，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尽力撮合蒋丽莉和程先生。一个偶然，蒋丽莉看到了程先生给王琦瑶拍的照片以及后面的题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是纯美的，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所谓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互相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性爱、理想和责任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3]起初，对于程先生的邀请，王琦瑶为和蒋丽莉达成一种社交上的平衡，不是出于好感、爱慕。程先生成了王琦瑶的护花使者，始终追随，奉陪到底，如“王琦瑶即便是个影子，他也要追随的；这个影子被风吹散，他也要到那个散处去寻觅”。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单相思，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然而，随着时间的脚步，两人的心越来越靠近了，演化成了真正的爱情。他们得心应手地拍着照，天南海北地谈着话，一个说，一个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个两心相印的时刻，这种时刻，没有功利的目的，往往一事无成。在繁忙的人世里，这似是有些奢侈，是一生辛劳奔波的一点闲情，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可它却终身难忘也难得”。[4]从作者的叙述来看，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宝贵的，爱情是难忘的。虽然王琦瑶的爱不够热烈，但也有这一分两分的同心啊！

随着王琦瑶入住爱丽丝公寓，程先生多次询问无果，竟去苏州寻找所爱之人的踪影。一切都是那么茫然，一颗心为爱火灼伤着，心如死灰。十二年后，王琦瑶怀了一个不能说出父亲名字的孩子，与程先生偶遇在淮海中路的旧货行。程先生依然孑然一身，主动照顾她的生活，而此时的她才明白失去了爱的资格，惟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而等了王琦瑶大半辈子的程先生，在小孩满月后，却无法跨过近在咫尺的一步，断绝了来往。

王琦瑶与程先生的这段爱情，宛如杏花春雨一般，淅淅沥沥，却又刻骨铭心。程先生曾多么痴情地爱着王琦瑶，而她却如此轻描淡写。一切都已沧海桑田后，程先生再次出现在王琦瑶面前，而他却感觉咫尺天涯，最后索性不进则退！

二

爱情是渺小的。

程先生与王琦瑶不紧不慢谈着恋爱，而王琦瑶凭借“上海三小姐”的名气，参与了百货公司的剪彩，结识了李主任，匆匆地搬进了爱丽丝公寓。“王琦瑶也不是爱他，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他接受人的命运……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力，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王琦瑶的心想着往高处飞，“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

按照马斯洛的人本哲学来看，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前三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就是对生存的需求。”[5]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横在了头顶……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确实生了黄锈。”而爱丽丝公寓，是流苏和绫罗织成的世界，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住的、吃的、用的，都是无比的精致与温软。李主任的身份显要，给了王琦瑶足够的踏实感，“有了李主任就有了一切似的”。为了生存的需求、安全需要，王琦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程先生的爱。

重返上海后，王琦瑶回到了平安里，在护士教习所学会了注射，过着自食其力的日子。白天匆匆忙忙的，夜深人静时只能独自数着时间一分一秒。二十五岁的她，认识了严家师母，从而也认识了毛家舅舅，开始另一场秘密的恋爱。在康明逊与王琦瑶调情的言语中，她始终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好在一切都成空后，将那可怜的爱变成了劫后余生。康明逊是家里的唯一男孩，但是二房所生，也是在犄角里求生存，与王琦瑶有点同病相怜。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除了眼前的快乐，他是不可能娶王琦瑶的。他们是纯粹的爱情吗？“他们本是以利益为重的人生，却因为这段感情与利益向背，而有机会偷闲，温习了爱的功课。”[6]如果他们之间有所谓的爱，性欲的成分也远远大于爱欲，彼此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马斯洛人本哲学所说的第一个层次，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性欲需求。因而，他们的爱不会由薇薇的出生而有圆满的结局，最终会随着性的消逝而断绝。

三

爱情是错位的。

郑庆民在《北方文学》中说：“他们并不能承载美丽优雅的上海女子的幸福与梦想。所托非人，又无人可托，王安忆写的，不仅是上海女子的悲哀与困境。”[7]王琦瑶是一个很有主见、有追求的上海女儿，在一次次错位的爱情中，她将自己的幸福托付于男性，最后落得个惨死的结局。

王琦瑶的爱情是从未心心相印的。程先生深爱着她，她却漫不经心，只是将他看做了一个“垫底”。在身份显赫的李主任出现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其怀抱，而将程先生忘得烟消云散。王琦瑶与李主任之间，更是错位的，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他，除了漫无天日的等待之外，只收获了一小盒金条，而这最后竟成了灾难的始作俑者。康明逊是一个懦弱的男人，“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为他做什么都肯”以至于生了薇薇，独自将其抚养长大。身份与地位皆不错的程先生爱着她，而她却要拣更高的枝头。生活重新回到了平地，她爱上了康明逊，而康明逊只把她当成了怀旧时的慰藉。王琦瑶有意识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但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巨手将一切颠倒。正如陈瘦竹所说：“人们持续地觉察到人类命运总是被不受控制的因素所支配……那么人生悲剧便存在于这持续的觉察之中。”[8]美人迟暮之时，她认识了二十六岁的“老克腊”，开始了一段忘年畸恋。为了挽留住“老克腊”的爱，她真心实意地拿出了雕花木盒，“想叫他陪陪她，陪也不会陪多久；倘若一直没有他倒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李主任闯进了她的生活，点燃了她的繁华梦，留给了她一个尴尬的开端。“老克腊”进入了她的生活，煽起了她对幸福的渴望，她的孤注一掷加速了这段感情的结束。爱她的人，她不爱，不爱他的人，她却爱得痛彻心扉。生活是这般残酷，爱情是如此滑稽。

王琦瑶的悲剧令人警醒。她总是试图从男性世界里去攫取幸福，而这些男性压根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苍凉过客。或许，爱情是美好的，众生皆趋之若鹜。其实，爱情只是生活的点缀，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与其将希望寄托于男性，不如从物质到精神上彻彻底底地独立，真正的爱情或许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也才能从生存的层次跳跃到爱与归属的层次。

注释：

[1]黄若然：《<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4][6]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0页，第64页，第180页。

[3]马克思 http：//www.baidu.com/

[5]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7]郑庆民：《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北方文学，2012年，11月刊，第16-17页。

[8]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和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彭飞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4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