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中的史诗：《贝奥武甫》手稿经典化历程考略
2022-06-08
史敬轩
摘 要：从科顿·维特留斯 A XV ff 132r–201v首次被发现到长篇史诗《贝奥武甫》写入英国文学史是一个充满了民族意识焦虑而导致的一连串错误的过程。这些错误因为对古英语文本的藐视造成的无知通过现代翻译而被覆盖。基于语言和目录学的研究或可使萨克森文学批评重归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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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贝奥武甫 目录 古英语 手稿 盎格鲁-萨克森
按吉尔达（Gildas）《不列颠征服衰亡录》所载，约公元450年沃提根（Vortigern）邀请亨吉斯特（Hengest）来不列颠算起到公元1066年西萨克森亡国，将近600年的时间足可以容纳相当于从莎士比亚对开本到今天的整个文学史，这么长时间，如果盎格鲁-萨克森人就只创作了《贝奥武甫》一部史诗，这是说不过去的。据多伦多大学的《古英语大全词典》（Dictionary of Old English Corpus）统计，从现存文献来看，在公元600年到1150年间，盎格鲁-萨克森人就拥有了30，000多行文学诗歌，以及3百万字的散文文献，总共3，037份文本手稿——而这个数字也不过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于口头失传、兵燹、保管不善、人为忽视等原因而散佚的更多作品的冰山一角。甚至，即使排除其中的布道词、经卷注释、律法，《贝奥武甫》也不过是众多诗歌和散文中的一篇。
一
这部看起来似乎足可以代表英国文学起源的作品其实疑窦重重。产生于同时期的古英语文本的一些共同特征，《贝奥武甫》大多不具备。在此时期的古英语文本从形态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从拉丁语所翻译的古英语文献，如阿尔弗雷德大帝自译的《圣奥古斯丁独白》《格里高利教牧关怀》，比德的《英国人教会史》等等。
如果译作也可以算作英国文学，比如，诺顿收录的西缪斯·希尼所译《贝奥武甫》，那么希尼的作品就该算现代文学作品。希尼的翻译具有文人气息，和古英语原作的简练铿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译序中说：“…即便用词雕章琢句、手法偶或委婉曲折，但诗人的表述也还是直截了当，引人入胜的。”[1]很难说，希尼的理解有误——托尔金最终放弃翻译《贝奥武甫》原因也是因其语言“有语文学上的意义，却无语文学上的意图”[2]，这恰恰是托克林（Grímur Jónsson Thorkelin）认为《贝奥武甫》是译作的理由。他在1815年首次出版《贝奥武甫》原文的序中就认为《贝奥武甫》乃是由丹麦异教诗人所做，然后通过阿尔弗雷德大帝译成了古英语。[3]这种论断除了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托克林任意修改抄稿，将原文中凡是出现古丹麦国王赫鲁赛迦
这一类作品如《维斯帕西安圣诗歌集》《林迪思法恩福音书》以及《东方奇迹》，等等。即便把宗教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正如圣奥古斯丁基督徒不把绘画看作艺术②。编目在Cotton MS Nero D.IV下装饰奢华精美的《林迪思法恩福音书》所表现的萨克森风格的龙纹字母，如f5v、f131v页的P或者f29r页的X等等，也足可以让“寒酸”的《贝奥武甫》相形见绌。《林》使用大量当时流行的红黄蓝色的异教花纹和人物图片。这显然会引起担任查理曼大帝宫廷教师的阿尔昆的不满[4]。《贝奥武甫》甚至没有一幅插图，和它装订在一起讲述波斯印度埃及等地各种妖魔鬼怪的《东方奇迹》图文并茂，堪称英伦式的“山海经”——比《贝奥武甫》更具有神话色彩。《贝奥武甫》也没有类似《林》那样的逐行注疏——《贝奥武甫》的注疏只有区区几行，古英语注拉丁文是为了帮助土著萨克森教士学习拉丁文。而拉丁文注古英语则是在17世纪学者已对古英语茫无头绪，不得不借拉丁文来认知才加上去的——《贝奥武甫》上的几个拉丁注释证明是出自诺维尔之手[5]。和他更认真逐行注释的埃克瑟特MS 3501 fol.9r《基督I》相比，至少说明《贝奥武甫》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其它萨克森学者如约翰·乔斯林（John Jocelyn）在MS Cotton Tiberius B iv《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添加了大量注释。威廉·莱欧（William L’Isle）为Laud MISC 636也就是熟知的彼得伯勒版《编年史》做的注疏数量超过原文文字。
另一个可以断定《贝奥武甫》在当时远没有像今天这么受人重视的原因就是《贝奥武甫》文字错讹擦除、旁注和修改的地方约有几十处——出于宗教和牛羊皮成本昂贵的考虑，中世纪修道院抄写僧出现抄写错误往往要遭受体罚的现象十分普遍[6]。这恰恰是《贝奥武甫》的第二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抄写僧的工作会出现几十处错误呢？《贝奥武甫》是用羊皮（parchment）还是牛皮（vellum）抄成，我们无法得知，不过《贝奥武甫》手稿第2、第3、第4还有第6折册都是按照早期萨克森抄稿毛对毛、皮对皮的方式折叠成册；而其余，特别是9、10、11、12、14，则是按照欧洲通行的毛对皮，皮对毛的方式折页，这种混杂随意的装订方式是不会出现在更加严肃的手稿中的。基尔南就认为：“现存的手稿不过是诗人（诗人们）的练习抄本”[7]。这种说法虽有待旁证，但创作于十世纪的《博比欧古书编目》（Bobbio Catalogue）是当时最为完善的图书目录，其中却并没有任何《贝奥武甫》的踪影。如果说是因为宗教原因才将其排斥在外，维吉尔的作品却多达十七份，《博比欧》并对其《艾涅伊德》详加评注。显然，宗教冲突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激烈，而倒是这本纯粹用拉丁语写的目录值得我们思考。因为，990年前遗留下来的确实有据可查的古英语手稿仅仅18份，其中多数为古英语注疏的拉丁文本。[8]这相对于操着古英语的西萨克森语王朝庞大的拉丁文献来说，实在少得可怜。
二
《贝奥武甫》显然算不上纯正的宗教作品。但同样算不得宗教作品的古英语文学依然不乏其类，1705年希克斯（George Hickes）首次记载了位于坎特伯雷主教府邸Lambeth Library MS 487编目下的《芬堡残编》（Finnsburg Fragment）[9]，这也是《贝奥武甫》中击败格兰德尔的庆功宴上，王宫诗人（scop）所唱故事（1068行-1159行）的一节，这至少说明两首诗的口头作者应该曾属于同一时代，或者至少《贝奥武甫》的产生要晚于，而不会早于《芬堡残编》的唱诗时代。因为，歌手开唱即称这场仇杀为“法利赛之屠戮”（Fres-w?le）——显然他知道听众对此故事已经耳熟能详。遗憾的是，这首仅有50行的最为古老的诗歌不久便遗失不存——在同年目录派学者哈弗里·文利（Humphrey Wanley）编目中就已经没有提及该诗——假如，仅仅是因为其长度不足以承担起一首民族史诗应有的责任。那么描写更有史实依据的《马尔登战役》或许更可以担当英国人的文学起源。
《马尔登战役》记叙的是991年英格兰英雄伯特诺斯（Byrhtnoth）率领扈从们（thegns）在英国本土抗击丹麦海盗并牺牲疆场的故事——文利目录编于Otho A.XII-3之下，并对伯特诺斯的英勇事迹有详细描述。但到了科尔（Neil Ripley Ker）的目录中，马尔登的条目就已经消失，变成了Rawlinson B.203，fols 7r-12v Elphinston transcript。因为在1731年大火中，它遭到比《贝奥武甫》更不幸的厄运——完全烧毁。不过，1724年的时候，某保管员（David Casely）曾将其抄录，现藏于牛津饱蠹楼。因此文本万幸得以流传下来。但无疑，《马尔登》成诗的时候，显然要比现有手稿要长，因为在文利目录中提到其已经“头尾损毁不全”（fragmentum capite et calce mutilatum）[10]。但比文利更早的1600年某个叫托马斯·詹姆士的博士为蓝利爵士图书馆所做的编目中就已提及了《马尔登战役》所属装订的手稿——不过据曼彻斯特大学荣誉教授斯克莱格（D.G.Scragg）的判断，詹姆士提到的“Saxon fragment”未必确定就是《马尔登战役》，因为当手稿落入罗伯特·科顿之手，他向来喜好按自己的意图将手稿拆散重新分类装订[11]。不过，在史密斯编目中已经提到在Otho A. xii有一份“有关艾德里克（Eadric）与萨克森人的故事残篇”[12]，艾德里克是墨西亚人，出现于马尔顿诗歌的第十一行。
根据托尔金的学生及挚友埃里克·瓦伦丁·戈登的看法，《马》或许和《贝奥武甫》一样，“最初完整的歌谣或许是口头传播，然后在东萨克森方言的某一手稿中散佚，并幸存于现今西萨克森的残篇中——或许出自11世纪晚期活跃于伍斯特修道院的僧侣之手”。[13]假如，戈登所说属实，那么，唯一可以解释是贝奥武甫而不是马尔登担当了英国民族文学始祖的角色，仅仅是因为非常偶然，《贝奥武甫》万幸没有毁于火灾。
即便如此，没有遭到厄运的英雄史诗依然存在，记录于《编年史》中的《布鲁南堡之战》，无论从主题上还是人物身份上都比《贝奥武甫》更值得推崇。《布》手稿现存四份，分别位于编目CCC 173下的Winchester Chronicle、编目Cotton Tiberius A vi、B i、B iv下的Abingdon Chronicle I，II，和Worcester Chronicle。假如定义只有足够长度的古代诗歌才算得上是民族文学的起源，那么《布鲁南堡之战》只有73行，但它却是一首地道的民族诗歌。布鲁南堡之战记述的是英王艾瑟斯坦（?thelstan）和弟弟埃德蒙击败苏格兰、维京和皮格特联军的战役——虽然，后来的学者布鲁斯·米歇尔（Bruce Mitchell）认为：“当时的英格兰尚未统一，因此或许不能错误的认为这其中有些许爱国主义情怀”，[14]但无疑这首史诗所记录的937年的战役是最终巩固英伦民族主体身份的重要战役。因为880年前后，墨西亚国王接受西萨克森的宗主地位，阿尔弗雷德改号盎格鲁-萨克森国王。927年，其孙艾瑟斯坦攻占被丹麦所据原诺桑比亚王国都城约克，由此上号“英吉利国王”（King of English）。到布鲁南堡战役时，艾瑟斯坦的军队既包括墨西亚、萨克森，也包括肯特和诺桑比亚——实际上就是整个英格兰。
即便从人物和主题来看，马尔登战役出征的是一位侯爵并以英格兰败绩终，而布鲁南堡的主题格调就是赞颂英格兰国王的伟大胜利（Engle and Seaxe upp becomon // ofer brade brimu Brytene sohton）。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贝奥武甫》无论从任何角度都不具备成为民族史诗的资格。不过，没有资格并不意味着不为人知。《贝奥武甫》首次被提到在1700年，文利批评时人托马斯·史密斯的《科顿图书馆目录》（1696）并未提到位于Cotton MS. Vitellius A.XV编目下的那首长诗。希克斯在给文利的信中说：“我确实没发现有关什么贝奥沃弗（Beowulph）的东西”[15]诚然，史密斯的维特留斯A XV目录下有六份文献，包括圣奥古斯丁的独白、所罗门与魔鬼的对话、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的书信，甚至还有古诗《朱迪丝》，偏偏没有提到与《朱迪丝》前后相邻的《贝奥武甫》（《贝奥武甫》抄写在从132右手面到201页左手面，《朱》从202右手面抄起）。这或许可以解释比如史密斯根本没有注意到“什么贝奥沃弗的东西”，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整个维特留斯抄本下，《贝奥武甫》在14个折册中占了将近8个，篇幅并不算小，不可能不被注意到。要么就是史密斯并未见过原稿，他同样是依赖他人的目录照抄过来，这种可能性更不存在：史密斯本人就是罗伯特·科顿爵士的孙子约翰·科顿的门客，也是科顿图书馆1710年前十二年几乎唯一的掌管人。因此，剩下的解释只有两种，要么1696年之前，《贝奥武甫》手稿根本不存在，不过罗伯特·科顿的好友，也就是兰巴德（William Lambarde）从劳伦斯诺维尔手中继承了的所有手稿后可能随即将《贝奥武甫》送与了罗伯特，所以，如果不曾外借的话，至少《贝奥武甫》到约翰手里的时候直到1731年大火前并没有离开过科顿图书馆——约翰·科顿远没有他的祖父对学者们那么慷慨好客——当时能接触到科顿藏书的人少而又少。因此，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史密斯觉得《贝奥武甫》不值一提。
实际直到文利1705年的《北方古典文学文献及其他语言珍藏》目录出版，才对科顿·维特留斯 A XV ff 132r–201v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文利的目录统治了古英语文学接下来的整整两百五十年。任何萨克森学者绕开该书几乎无异于自杀，因为多亏了文利，许多残损或者彻底散佚的古英语作品得以留下记录或者找到副本，其中既包括足可以和《贝奥武甫》媲美的《马尔登之战》，也有比《贝奥武甫》更古老的古英语如尼文诗歌。即便是今天，如果没有文利目录，《贝奥武甫》中很多消失的字迹和错乱的装订顺序都无从考证校对。这一权威地位直到1957年内尔·雷普利·科尔（Neil Ripley Ker）的《包括盎格鲁萨克森文献的手稿目录》出版才被打破。
不过，文利对于《贝奥武甫》的注释却让人大跌眼镜，虽然他认为“贝奥武甫是盎格鲁-萨克森诗歌一篇出色的范例”，[16]不过他却误以为贝奥武甫是“出自舍尔丁王室（Scylding）的丹麦人，与瑞典小国寡君们决一雌雄”[17]——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贝奥武甫和格兰德尔、火龙的战斗。除了文利或许对古英语知之甚少，似乎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他的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是有关《贝奥武甫》的最早记录，相比于后来更加荒唐的描述，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
但文利的错误却不值得原谅，尽管他的职业不过是饱蠹楼图书助理，但自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以来所推动的古英语学习的工具基本都已经完备，从威廉·索姆纳的《盎格鲁萨克森语字典》（1659）到好友希克斯的《盎格鲁萨克森语法条例》（1689）都是17世纪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过，此研究是首先出于宗教上层的需要，而不是文学的企图才激发了当时学者研究古英语的兴趣。帕克致力推动宗教场合使用世俗英语③。他在1560年3月20日的信中道：“……拒绝罗马那班傲慢专断的主教们在吾女王陛下疆域内不合法的要求……不仅是陛下治内，也是在我们不列颠教堂的那些古老前辈们的治内”。[18]
显然，这种宗教味的民族情绪优先考虑的是“那些古老前辈们”的著作。美国的伯克霍特与盖奇谈到：“当时确实对古代经典重生敬意，民族主义精神也高涨起来，文人和学习之后的理论家们开始认为英格兰有过一种语言，如果尚不足以说是一种文学可以和希腊罗马[几乎]相媲美……文学和神学领域彼此支持，共同努力，教化英吉利人……”。[19]
三
但这种热忱随着希克斯1715年去世，牛津萨克森学派后继乏人，本就少人问津的《贝奥武甫》几乎再次湮灭。沙伦·特纳（Sharon Turner）说：“不列颠社会对盎格鲁萨克森古代风物几乎忘得一干二净”。[20]个中原因或许很多，比如，前人优先考虑的是宗教意义而不是文学价值，导致了萨克森学者们的“阳春白雪”高不可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在1770年翻译了瑞士人马莱（Paul Henri Mallet）法语的《凯尔特神话及诗学遗珍兼古斯堪的纳维亚详述》（1756），并重新冠名《北方古代风物》，但马莱最要命的错误是认为哥特和凯尔特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珀西和浪漫主义诗人托马斯·格雷相识。珀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④使得他收集整理的《古英语诗歌遗风》（1765）为格雷的北欧神话诗歌提供了素材。浪漫主义的思潮促成了古代神话系统的复兴。美国的佩尼（Richard Payne）说道：“自英国宗教改革而盎格鲁-萨克森学伊始，到这一时期（指十九世纪前十年），突出的文学爱好首次代替了民族主义、法律研究和神学辩论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激发了本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21]——佩尼将这一时段称之为古英语诗歌的“再发现”，这一说法实际上道出了一个不堪的事实，那就是即使当1755年牛津首次设立盎格鲁萨克森罗林森教授职位的时候，居然整整45年无人任职，甚至第一位罗林森教授查理·麦攸（Charles Mayo）对古英语也几乎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绝非偶然，理查德·赫尔（Richard Hole）在1789所著的《亚瑟或北方神魔、诗学罗曼司七卷》，十二世纪传说中的亚瑟王可以和五世纪的亨吉斯特大战一场，乃至彼此嫁女娶妇，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浪漫主义者们所关心的是其神话和异域风情，无论珀西还是格雷都根本看不懂古英语手稿——珀西对盎格鲁萨克森时代吟游诗人（minstrel）蒙昧无知的看法秉承着斯威夫特的路线。⑤学者的主要兴趣都在历史和考古领域，盎格鲁语言显然无足道哉。也正是出于历史需要，特纳开始了他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史》，不过，他把《贝奥武甫》记入书中倒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是因为，恰逢丹麦政府委派的托克林1786年到大英博物馆抄录Cotton MS. Vitellius A XV ff 132r–201v，这显然促使英国人注意到了这首古老的歌谣，特纳说：“我们文物研究的爱国性质该当受责，用公共开支，钱和人力都花了不少，出版如此之多的古代遗物，其中一些殊无用途，我们真不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么一件珍稀遗物让个外国人在外国出版”。[22]时人马登（Frederic Madden）爵士说道：“事实是，若不是托克林着手出版《贝奥武甫》，没人有那个好奇和耐心将全诗读一遍。”[23]
马登说话不免尖刻，但也是事实，也正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贝奥武甫》手稿前后笔迹不同，由此断定全诗是由两个人抄完的。相比于马登，特纳对于《贝奥武甫》的描述也几乎可以肯定是参照托克林的翻译——他自述曾经见过科顿·维特留斯 A XV，不过承认因为语言难以理解，所以不曾细读[24]。但即使托克林同样对古英语一知半解，这使得特纳几乎继承了托克林的所有误解，比如他认为“从古代史诗及其模仿作品开始，盎格鲁-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西班牙哥特人一样，先学习如何构思，再创作史诗传说。最初先是那些熟悉并热爱拉丁文诗歌的人所作的拉丁文模仿，但同时也激发了这些人以其母语酝酿诗歌……。”[25]——显然他以为《贝奥武甫》并非盎格鲁-萨克森人的独创，而不过是拉丁文史诗的仿本。特纳连综述带节译记录了全诗前2200行的内容，但后面的屠龙部分却语焉不详，而且他的翻译也极其不准确，如他说贝奥武甫曾经历经30多场战斗，但全诗却不知从何提及。
考虑到特纳不过是个史学家，而不是语文学家，以及牛津到1884年才开始设立独立的语言文学教授职位。他的工作已经是里程碑意义的了，他认为：“贝奥武甫是历史赋予我们最为有趣的盎格鲁萨克森遗物”[26]，而真正将《贝奥武甫》纳入文学的视野还要到托尔金的《怪兽与批评家》（1936）发表才首次使得这首诗歌最终能够实至名归。不过特纳的错误却得以延续和继承，他甚至估计“作为史诗的形式，它（《贝奥武甫》）似乎是现代欧洲以口头语言形式存在的最为古老的诗歌”。[27]这无疑大大激发了浪漫主义者们的兴趣——特纳和骚塞相交甚厚，骚塞曾经致信特纳说：“你深知此书将会为我们的语言和风俗带来何等的光明”。[28]
浪漫主义者们最终成就了《贝奥武甫》，佩尼说：“古英语诗歌的重新发现无论从时间顺序上还是学术上都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现象，影响了古英语复兴的文本同样催生了浪漫中世纪主义的创造性层面”。[29]那么，照此来看，《贝奥武甫》显然应该算作是浪漫主义作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骚塞圈中的另一个干将科尼比尔（John Josias Conybeare）和马登曾经共同校对托克林抄本的错讹。科尼比尔死后出版的《解说盎格鲁萨克森诗歌》（Illustrations of Anglo-Saxon Poetry，1826年）中的第二章《现存盎格鲁萨克森诗歌编目》就是按照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将《贝奥武甫》手稿归类在历史传统源流的叙事诗类目下[30]，并且依然是以托克林为主要依据。其中在31页脚注中说：“特纳先生表明贝奥武甫是赫鲁赛迦的敌人，很明显贝奥武甫的远征是帮助那个王朝抗击强大而神秘的入侵者”。[31]考虑到当时的拿破仑战争，其用意再明显不过。
附在书后面的《贝奥武甫》原文则足以证明又一个“浪漫的错误”，科尼比尔把古英语诗歌的顿挫（caesura）错当成了分行。于是，《贝奥武甫》一下子就变成了六千多行——这顿然使得《贝奥武甫》可以和法国人的武功歌、希腊人的荷马史诗、德国人的尼伯龙根之歌平起平坐。有意为之抑或无知之过？这也许只有浪漫主义者们心里清楚。但无疑从今天看来，科尼比尔在相对篇幅的文学史书中对《贝奥武甫》的评析依然是分量最重的。整整143页，占到了全书的四分之一！
到此，《贝奥武甫》终于在文学领域中脱颖而出，它几乎已经和那份古老手稿彻底脱节，有关贝奥武甫的吉特人身份或者对丹麦人的赞誉全被语言上的艰深晦涩所掩盖，到1908年剑桥英国文学史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名正言顺地开篇说道“目前最为重要的民族史诗就是《贝奥武甫》……”[32]
四
但无知却不能成为牵强附会的借口。实际上，古英语《贝奥武甫》只不过3，182行，比罗兰之歌少了近一千行（4，002行），只及尼伯龙根之歌（9，516行）的三分之一长度，是伊利亚德（15，693）的五分之一——仅相当于荷马史诗的一个序曲而已。
这道出了今天的萨克森文学研究的实情。人物是丹麦的、故事是北欧的、历史是瑞典的、宗教是罗马的，还有什么留给了英格兰？唯一能够证明《贝奥武甫》是属于英国人就只有那份残破焦黄的科顿·维特留斯手稿。至少从手稿的产生到登堂入室的整个传播历程都是在英伦发生的，这或许是唯一克服浪漫主义者讹误、廓清民族文学批评道路上迷雾的办法。
但如前所述，1731年火后第4折册被错误装订在了第3折册前面，（每个折册包括大约3-5个折页，或许其中有脱落遗失的页或者折），折3和4分别是贝奥武甫战格兰德尔和吟游诗人的唱曲，如果两部分倒置，与格兰德尔的战斗就成了倒叙手法，诗歌则可以理解为命运主题下的英雄抗争；反之，就是英雄逃不脱命运的顺叙手法。这成为后来《贝奥武甫》被批评缺乏连贯性的一个焦点，这两个折册间在第781行上的古英语的语句关联直到马登才尘埃落定。⑥这类文本上的问题几乎都被19世纪后半叶对语言的无知所覆盖。假如，我们对古英语能略知一二，这种情节错误不至于迁延至今。米歇尔说：“阅读英语文学，对古英语一知半解或者漠然视之等于把自己和孕育了文学的这一主要传统完全割裂”。[33]即使特纳自己对古英语不甚了了，不过他还是在注释中提醒：“托克林先生后来《贝奥武甫》翻译的一些篇章促使我建议学生还是去了解一下原语言”。[34]这也正是西方萨克森学者逐渐形成的共识。如果对古英语语言无所驾驭，那么《贝奥武甫》的再次消亡并非没有可能。卓特（Michael Drout）将《贝奥武甫》的传播流程比喻为“众声巴别塔”，他在2011年7月美国神话学研究会的演讲说：“贝奥武甫是被拉丁研究扼杀于中途的不成熟的民族史诗……作为叙事文学，它十分牵强，难以合格……它是民族史诗，它是丹麦语翻译，它是法利赛商人的舶来品，它是英语教学的负担；而它值得研究”。[35]今天，但愿文学的巴别塔不倒。
（本成果由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现代性研究》资助，教育部项目批准文号：13YJC752011。）
注释：
①钱伯斯在其《贝奥武甫：有关该诗研究的介绍及奥法王和芬兰人的探讨》中比喻：“一个人用不着非得到特洛伊才知道特洛伊虽然靠海却无港口”来指盎格鲁诗人未必非在丹麦才知道丹麦神话如何如之何。见R.W.Chamber，Beowulf：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oem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ories of Offa and Fin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p.101.
②大卫·甘兹在对米歇尔布朗所著《彩绘的迷宫：林迪思法恩布道词的世界》一书的评论中说：“奥古斯丁的肉体、精神和智慧的分类法使得我们回想起几乎没有基督徒会把绘画看做是‘艺术品’”。见 David Ganz，“Review”，in Library，5（2004） p.203.
③帕克在1568年10月5日致信威廉·西塞尔勋爵，也就是吉尔南所认为的诺维尔获取《贝奥武甫》手稿的最早所有人，“要继续遵循诸教堂所使用的普通英语[common English]翻译，除了在与希伯来及希腊原文有差异的地方，不要退缩”。见J.Bruce and T.T. Perowne，ed.，Correspondence of Matthew Park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36.
④珀西的该书就是献给诺桑比亚公爵夫人珀西·伊丽莎白的，珀西原名Piercy，后攀附公爵改名为Percy。见Edward Walford， ed.，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by Thomas Percy， London：Frederick Warne and Co.，1887，P9，P17.
⑤珀西认为从盎格鲁人形成书面文字的时代算起，实际上三分之二的不列颠居民都算是“丹麦人”。由此，他顺理成章地认为类似宫廷诗人（scald或scop）这种“显赫又体面”的群体必然是盎格鲁萨克森和朱特人传入不列颠的。珀西认为这些人也是“条顿民族”的遗孽，其语言自然是属于哥特方言的一种，宫廷诗人用其语言将诗歌艺术传播于其居住国，由这个链条向下发展出了职业吟游诗人（minstrel）。见 Thomas Percy，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London，New York：Frederick Warne and co.，1887， pp.22-37.
⑥1845年，科顿·维特留斯A XV曾经重新装订。见Frederic Madden，“Cottonian MSS.，Repairing and Binding Account”， now in the departmental archi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British Library in Kevin Kiernan，Beowulf and Beowulf Manuscripts，p.69，no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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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敬轩 重庆邮电大学外语学院 40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