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外地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也是语言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和城市群体相适应的过程。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群体。当前外来人员在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上仍存在种种不和谐。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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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认同 城市归属感 宁波方言

一、引言

中官路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经济开发区，全村占地2.2平方公里，下辖楼屋谢、下赵、前汤、后董4个自然村，常住人口838人，外来人口4500多人。新建村地处宁波市江北区小港街道的西部，村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由胡家洋、五房、叶家、塘路墩、朱家自然庄组成，总户数418户，常住人口830人，外来人口590人。经过综合考虑，最终确定调研中官路村和新建村，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村庄是宁波市外来人员的聚集地，正好符合将外来人员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有些外来人员存在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对外来人员所采取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这些“都市里的村民”成为行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

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定了大的语系，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的先驱者和奠基者”。正是因为语言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种族）的有效凝聚力。方言也是语言，只不过方言是变异的语言，因而它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区域文化标识，区域文化与语言或是方言的融合与分化都是双向互动的。

二、语言认同

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是指群体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交际行为、或群体对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进推动。

语言是文化中最核心和最有影响力的特征之一。说和听——即口语是所有人类社会中人际互动最具渗透力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的个体所共有的语言称为方言（dialect）。方言的某些特点，将个体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方言也可以让个体对所属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亚文化中的方言就像某行业的行话一样，只在特定人群中通用。语言、言语行为和社会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语言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一种社会结构，语言认同无疑是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群体成员用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是对群体有特殊含义的语言交流，有助于个体对该群体产生偏好。

Le Page等人基于克里奥尔语研究建构的认同行为理论（acts of identity）提出，具有认同行为的讲话人有四个条件：第一，可以识别不同的群体；第二，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这些群体的行为系统；第三，有加入该群体的强烈动机，从该群体得到的反馈使这种动机或增强或减弱；第四，讲话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Le Page et al，1985；转引自徐大明，2006）。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语言是认同的一个符号和标志（Gumperz，1982；Joseph，2004；Jenkins，2007；Simpson，2008）；语言使用是认同的一个载体（Tong et al，1999）；语言使用也是一种认同行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谁的一种手段（Cameron & Kulick，2003）。当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城市人的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率与上一代人或者农村人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语言态度，是一种语言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李宇明、戴红亮，2008）

三、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

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是指当转移到新的城市后，应当归属于城市社会的一种情感表达、心理认同和依恋程度。由于外来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受本土的文化影响，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都有一定的差异。虽然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一部分外来人员，在城里扎了“根”。但整体而言，他们在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向往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的群体；是一个需要服务，又难以受平等待遇的群体。这种城市归属感不和谐表现如下：

（一）地域归属感上的不和谐

按照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的动机在于预期经济收入的提高，所以外来人员进城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找工作挣钱养家。虽然故乡的土地养育了他们，故乡的亲人是他们最终的归属和赖以生存的希望，他们内心里也不愿背井离乡，但是城市的发展机遇又吸引他们追寻发家致富的梦想。这就导致重重矛盾：他们“根”在故乡，却又远离故乡；既想生活在城市，又无力在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在城市辛苦地赚钱，牵挂和归宿的又在故乡；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习惯与行为、观念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又难以融入城市。

（二）群体归属感上不和谐

作为城市居民，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而外来人员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让他们在社会保障上经常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使得外来人员虽身在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据调查，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3%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为“半个城里人”，还有37%的人觉得说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归类。外来人员在城市的人际交往对象，大多是亲戚或者老乡，很少有与城市人群亲近的机会，这也导致他们缺乏对城市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身份归属感上不和谐

身份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处境地位决定的自我认同。由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语言与身份也密不可分。“语言运用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个体行为。之所以说是社会行为，是因为言语活动的生成和接收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之所以说是个体行为，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刘霞敏，2007）。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城市居民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特别是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外来人员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他们存在心理排斥和刻板印象，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城市人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友好，又映射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中，再反射为他们对城市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进而产生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

四、调研结果

（一）被试结构

根据拟定的访谈提纲，对90名非宁波籍居民进行个别访谈，年龄范围在18岁到57岁之间，其中男性42名，女性48名。访谈期间对于识字不多或听力不好的老人，进行耐心详细地解说，力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使回收的问卷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被试的真实情况，做到调研数据的真实可靠。调研的对象也力求多样化，不仅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还包括了个体老板、环卫工人、保安和其他上班族等多种职业类型。

（二）个案分析

我们选取了新建村的王某某作为访谈的典型案例。

王某某，52岁，来宁波务工11年，是一名建筑工人，月平均收入3500元，和妻子两人住在40平米的平顶屋里。我们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后，就开始问他对宁波方言持什么态度。王某某直言，刚来宁波的时候，很不习惯宁波方言，觉得这种语言有点生硬。但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发现会说一些宁波方言能更好地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工作团队，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宁波方言。他如今不仅能听懂宁波方言，而且能用宁波方言来进行日常交流。

（三）访谈结果

访谈结果显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的外来人员，越习惯宁波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宁波方言的排斥感越低，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具体而言，对于宁波方言的态度，11%的外来人员表示喜欢，30.8%的外来人员保持中立，58.2%的外来人员表示不喜欢。对于宁波城市归属感，全部的被访者都愿意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86.7%的被访者喜欢宁波这座城市，83.3%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宁波工作，43.3%的被访者愿意长期留在宁波生活，80%的被访者觉得宁波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46.7%的被访者感觉在宁波有家的温暖。

五、结语

马斯洛（1987）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社会需要。其中，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都属于社会需要，这一需要的缺失将导致个体人格发展畸形，出现人格障碍。而外来务工人员身处异地时，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找到群体的归属感，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这种语言的再社会化过程，必然会改变他们对所在城市当地语言的认同。其实，对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是为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能否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因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要寻求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外，还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建立归属感。缺乏与别人的联系会使得个体被排斥，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游离于所属生活系统的边缘。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有助于社会团体关系的改善。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编号[G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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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柳柳 严建雯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