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双语者道歉言语行为中的“语用反向迁移”实证研究

石楠楠 李柏令

摘　要：本文通过DCT测试卷，调查了在校大学生汉英双语者道歉言语行为的实施情况，发现其母语汉语确实受到其二语英语的影响，证实了英语向汉语的语用反向迁移的存在。但在具体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项目中，这种反向迁移表现得并不均衡。同时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距离和语用规范的差异，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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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迁移 语用反向迁移 中介文化风格 道歉言语行为

一、引言

道歉是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交际行为之一。当某人的某个言行事实上或潜在地对他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妨害，并有可能损害双方的和谐关系时，就需要运用道歉来予以弥补。同时，“在决定实行一个言语上的道歉时，S（说话者）愿意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蒙受羞辱，并为妨害行为承认错误和责任”，因而“道歉行为对H（受话者）来说具有面子保留性（face-saving），并对S具有面子威胁性（face-threatening）”（Olshtain，1989：155）。由于道歉涉及“面子问题”（face-work），反映了特定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而各种语言都为道歉言语行为提供了一整套行为策略和模式。

由Blum-Kulka et al（1989）主持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CSARP），以请求和道歉这两种“面子威胁性”言语行为为例，针对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等4种西方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调查和对比研究。其中，Olshtain（1989：171）在对道歉数据的跨文化分析中发现，这4种语言在一般道歉策略的使用方面高度相似。

然而，不同社会的文化距离以及语言本身的类型学距离的存在，也造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在道歉策略和模式方面的跨文化差异，因而二语学习者在道歉言语行为中的语用迁移也在所难免。例如，国内关于汉英道歉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发现，两种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如：黄永红，2001；李志君、秦傲松，2005；李燕，2006；易兰、文举，2013）。在语用迁移方面，姜占好（2004）、王红等（2008）先后在中国大学生的英语道歉策略中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母语对英语的影响。

不过，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的道歉言语行为中可能存在的外语对母语的语用反向迁移现象，却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语用反向迁移研究方面，目前仅有恭维语回应如：（黎娜，2005；康灿辉，2008）、请求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琼、李柏令，2012；原坤阳，2012）、拒绝（张姝，2009；孙姬州、李柏令，2014）等少量的几种言语行为得到了关注，而针对道歉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

事实上，随着英语的普及，汉语的道歉语已经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常可发现在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道歉用语中出现了语码混杂的现象，即在汉语语境中直接用英语的“sorry”代替汉语的“对不起”，如“sorry，你没事吧？”这一现象也已得到相关调查（王燕、徐慧，2006）的初步证实。相比之下，在其他言语行为中出现类似情况的则仍然较为少见。由此可见，道歉言语行为可能更容易受到英语影响而出现语用反向迁移，因而也是语用反向迁移研究中一个更不容忽视的领域。

语用反向迁移是双向的语用迁移的一部分。随着二语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其头脑中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双向互动有可能导致学习者的两种语言的语用行为趋向一致，从而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中介文化样式，它既不同于母语语用规范，也不同于目的语语用规范。据此，Blum-Kulka（1990）提出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interculturalStyle Hypothesis），将这种独特的中介文化样式称为“中介文化风格”。而Cenoz（2003：62～80）在针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请求言语行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中介文化风格不仅在二语学习环境（即目的语环境）中存在，也可能在外语学习环境（即母语环境）中存在。

近年来，国内针对“中介文化风格”在外语学习环境中是否存在的相关研究，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琼、李柏令（2012）、原坤阳（2012）针对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调查，均显示语用反向迁移确实存在，而“中介文化风格”在总体上尚未形成，或者虽有形成的趋势，但尚不够典型或显著。

鉴于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在道歉方面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体现，我们设想，在道歉言语行为中，不仅语用反向迁移存在，而且“中介文化风格”也可能已经形成。为了验证这一设想，我们开展了本研究。

二、本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对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共计40名，并根据其是否来自英语专业分为英语专业组（实验组，n=20）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n=20）。英语专业组被试的英语水平至少为专业英语4级，非英语专业组被试的英语水平至高达到大学英语4级。

调查工具为“话语补全测试”（DCT），包含影响道歉言语行为的3个语境制约因素（社会权势、社会距离、冒犯程度）的10个情境。我们参考了Olshtain（1989：172～173）在CCSARP中所设计的7个情境，并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增加了“弄坏好朋友的照相机”以及“同学间踢球发生碰撞”等贴合学生生活的情境，最终形成本调查所使用的测试卷。

测试卷分为内容相同的汉英两个版本。非英语专业组被试只完成汉语卷，英语专业组被试则需完成汉语和英语两份测试卷。

两组的汉语卷将用来对比被试在用汉语实施道歉言语行为时，其实施方式是否展现差异；若展现差异，则表明英语专业组中存在语用反向迁移。英语专业组的汉英两份测试卷将用来对比被试在分别使用汉语和英语实施道歉言语行为时，其实施方式是否展现差异；若没有差异，则表明英语专业组中已形成“中介文化风格”。

（二）调查结果分析

道歉言语行为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考察，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道歉词语使用模式、语气词、道歉策略等3个要素进行分析讨论。

1.道歉词语使用模式

Vollmer&Olshtain（1989：197～217）在Olshtain&Cohen（1983）的基础上将道歉策略归纳为8种，第一种为“示意语力指明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IFID），即使用“对不起”“抱歉”等习惯性的、比较固定的道歉词语明确地表示道歉（以下简称“直接道歉”）。一般来说，道歉词语的使用是各种语言中最高频的，但不同语言的道歉词语使用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考察的“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分为单一式（单用一个道歉词语）和组合式（连用两个道歉词语或重复使用同一个道歉词语）两种。在汉语中，既可以使用单一式，也可以通过组合式来增强道歉的语气，如：“对不起，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对不起”等。英语中则不存在这种现象，一般是通过使用副词等其他手段来达到这一效果，如“very sorry”“I’m so sorry”等。这样就产生了汉语和英语在道歉词语使用模式上的差异。

本研究被试的具体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a中可见，在单一式的使用频率中，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93%）到英语专业组汉语（87%）再到英语专业组英语（96%）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趋势。但通过两两卡方检验（见表1b）却可以发现，“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这两组的P值分别为0.383和0.345（p>0.05），显示非英语专业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之间，以及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在组合式的使用（见表1a）中，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7%）到英语专业组汉语（13%）再到英语专业组英语（4%）相应地出现了与单一式相反的先升后降的趋势。通过两两卡方检验（见表1b）发现，“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两组的P值分别为0.044和0.048（p<0.05），显示非英语专业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之间，以及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语用反向迁移，但该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还未形成中介文化风格。

2.语气词

汉语中存在丰富的语气词，可以用来作为缓和或者加强语气的手段。而英语中不存在语气词，一般可以通过词汇（如副词）或语法（如动词的形态变化）等手段来起到相同的作用。语气词有3种使用模式，一是仅出现在道歉词语后面，二是仅出现在其他成分后面，三是在各个成分后面反复出现，如“不好意思哦，你没事吧？”。本次调查的语气词使用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不难发现，英语专业组汉语的语气词使用率仅为3%，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15%）的差异极为明显，使用量大为减少。而且，卡方检验所得P值也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即0.026（p<0.05）。这无疑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出现了明显的语用反向迁移。

另一方面，英语专业组的英语中没有出现语气词，与该组的汉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卡方检验所得P值为0.014（p<0.05），也表明两组在语气词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

3.道歉策略

上文提到，Vollmer & Olshtain（1989：197～217）将道歉策略归纳为8种，即：①“示意语力指明手段”（即“直接道歉”）；②表达说话者对冒犯所担负的责任；③对造成冒犯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④提供补偿；⑤保证克制；⑥道歉强化；⑦表达对受害人的关心；⑧减轻责任。这一分类基本能够涵盖人们在道歉时会采用的策略，因此本文也将据此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将引用Olshtain（1989：164）关于英语的调查数据作为“英语参照组”，以反映各种策略使用情况在不同组别之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中被试道歉策略的使用情况如表3a、图1所示。

从表3a和图1可见，在四组中，①直接道歉、③解释和说明、④提供补偿、⑤保证克制、⑦表达关心、⑧减轻责任等策略的使用情况十分相似，起伏较小。而且，卡方检验（见表3b）也显示，“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之间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之间的P值均大于0.05（p>0.05），因而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②担负责任和⑥强化策略的使用中，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其中，在②担负责任这一策略中，被试的3组数据差异较小，但与参照组差异较大。经卡方检验（表3b），“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测得的p值分别为0.469（p>0.05）和0.049（p<0.05），显示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语用反向迁移没有产生，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中介文化风格也尚未形成。而在⑥强化这一策略中，“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测得的p值分别为0.020（p<0.05）和0.000（p<0.05），显示两者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但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中介文化风格还没有形成。

总之，就以上8种策略的总体情况看，仅在⑥强化策略方面产生了语用反向迁移。至于中介文化风格，则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形成。

三、讨论和总结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我们可以从下列3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中介文化风格是语用反向迁移和正向迁移共同作用、双向互动的产物，因而语用反向迁移的产生是中介文化风格形成的前提。语用反向迁移产生的证据是英语专业组（实验组）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的汉语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中介文化风格形成的证据则是实验组的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以上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某些项目（即单一式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和直接道歉等6种道歉策略）中，3组被试的数据通过两两检验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这一结果中，我们既无法认定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没有出现语用反向迁移，也无法认定该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形成了中介文化风格。我们可以将这三者的一致性归因于汉语和英语之间本身的相似性，因而基本不存在语用反向迁移和中介文化风格的问题。

其次，我们还发现，在汉语和英语差异较大的项目中，英语专业组被试的汉语中，有的确实已产生语用反向迁移（如道歉词语的组合式、语气词、强化策略），也有的尚未产生语用反向迁移（如担负责任策略），反映了语用反向迁移产生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项目较容易产生而有的项目不容易产生。

在产生了语用反向迁移的3个方面中，具体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也不尽相同。调查发现，英语专业组的汉语语气词使用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大为下降，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强化策略的使用频率也比对照组有所上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向英语规范靠拢的趋势，显示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

另一方面，在道歉词语的组合式使用方面，英语专业组和对照组的汉语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认为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英语专业组的使用频率（13%）反而比对照组（7%）上升，而不是呈下降趋势并向英语规范靠拢；反倒是该组的英语表现（4%）与对照组的汉语表现（7%）大体一致，出现了向汉语“回归”的趋势。从被试使用汉语组合式的心理动因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长期而集中的英语学习，使被试的心理词汇中拥有了更加丰富的道歉词语选项，而且汉英两种语言经常处于激活状态；由于汉语是允许使用组合式的语言，并以组合式作为强化道歉语气的手段之一，一旦被试需要使用强化策略时，便充分使用组合式，以至于组合式的使用率比对照组还要高。而被试在强化策略方面的上升趋势也可以间接地证明这一点。由此可见，这种现象仍然是语用反向迁移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被试的英语中出现的组合式，一方面可以视为从母语向英语的正向迁移的证据，另一方面也间接证明了被试的心理词汇中道歉词语确实比较丰富并处于激活状态。

再次，在以上产生语用反向迁移的项目中，通过英语专业组被试的汉语和英语表现的对比考察，均显示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其原因可以从语言结构类型距离和语用规范差异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语言结构的差异。在语气词方面，由于汉语和英语截然不同，虽然英语学习者的汉语可以减少语气词的使用而向英语靠拢（语用反向迁移），却很难将母语中的语气词迁移到英语中（正向迁移），两种语言之间无法产生双向的互动，因此难以形成中介文化风格。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带有语气词的类似“新加坡英语”的现象，而这一条件在中国不存在。在道歉词语的组合式方面，汉语允许组合式，而英语不允许组合式，这种差异也阻碍着被试最终将两种规范融合为一。二是语用规范的差异。我们从英语参照组（Olshtain，1989：164）可以看到，英语中使用强化策略高达24%，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则仅为5%，两者差异巨大，因而中介文化风格的形成尚需时日。

综上所述，在英语水平较高的汉英双语者人群的汉语道歉言语行为中，确实存在英语向汉语的语用反向迁移，这也证实了道歉言语行为与其他言语行为一样也可能发生语用反向迁移。同时，在具体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项目中，英语对汉语影响的分布并不均衡，语用反向迁移的具体表现、产生机制和心理动因也不尽相同。至于学习者的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中介文化风格，在我们考察的所有项目中，虽有一定的形成趋势，但并没有最终形成，其原因则与语言结构类型的距离和语用规范的差异有关。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项目批号：10BYY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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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楠楠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