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语言观与《英文汉诂》的编纂

赵玉玲

摘　要：严复编纂的英语语法《英文汉诂》有着晚晴学者和当今学者编写的英语语法书所不具备的特点：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更关注语言的功能。这与严复“器”“道”分层的语言观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英汉比较的方法，探寻中西种族语言同源，从而激发民族自信，启发国民以平等心态学习西语与西学；二是追溯语法源流，体现西方“致思穷理”的先进教育方法；三是大量采用经典国学例解英文文法，以深化汉语学理和光大中学。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编纂外语语法教材的方法，对于今天外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和语法教学仍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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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严复 《英文汉诂》 语言观 语法

《英文汉诂》是严复于1903年为中国英语初学者编纂的一本英语语法书。然而，此书却有着晚清甚至当今学者所编写的语法书所不具备的特点：它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视角出发，通过英语词源考古、中西对比、旁证曲喻的方式，阐述英语文法规则。商务印书馆广告对此书描述道，“遇有中国诗文可互相发明者，辄旁证曲喻”[1]。严复自己也说得明白：“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等之说，至于析辞而止。旁行斜上，释以汉文，广为设譬，颜曰《英文汉诂》。”[2]正因为如此，此书在具备实践价值的同时，也具备了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广告赞其为“西学之金针，而学界之鸿宝”[1]，周作人在《我的负债》一文中称此书“在中国英文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3]，颜惠庆在其自传中认为它“堪称学术精品”[4]。那么，严复为什么要为初学者编纂一本这样的语法书呢？其中的原因是丰富而复杂的，既包括严复自身的，又有社会的，无法一一描述。本文拟以严复的语言观为中心来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加明晰此书编写的宗旨，从而进一步考察晚清时期提倡西语却又不忘国语的活动，为多侧面深入了解当时的外语教育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

一、严复的语言观：“器”“道”分层

1898年，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中借用赫胥黎《化中人位论》中的观点认为，“人与猕猴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但是严复对人类语言的理解并不是基于人是语言符号的动物这一角度，他强调言语的“积智”功能，“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5]。同时，严复还持有普世语言观，他以自己的博学，发现了中西语言的相同之处。他论证道：“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e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oni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6]严复从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反证黄白黑种同源，其语言学的根据并不充分。他的关注点在于，语言并非种族、国家的区别物。语言可以成为通约之物，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学习西语并不影响种族的独立，不是“自蔑国语”，也不是“为西人效奔走”或为“异族之奴隶”。严复认为：“盖爱国之情，根于种姓，其浅深别有所系，语言文字非其因也。”学习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知识与学术，以拯救国家与民族。因此，严复的基本语言观为：语言是“器”，而不是“道”，“器”为“道”服务，“道”因“器”而张扬。

以此推断，语法学习作为语言习得的一部分，学习文法规则也只能是一种“器”，而不是“道”，最终目的仍在于求西学，救危亡。深读《英文汉诂》，不难发现这一思想对于此书编纂的影响。

二、言语为“器”的语言观与《英文汉诂》的编纂

（一）铸就民族自信与英汉比较

甲午战败《辛丑条约》签订后，普通中国人都带有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抱有敌视心理，同时随着西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中国文化界又开始出现对国学发展的担忧，其中包括鼎力支持严复倡导西学的吴汝纶及严复的至交张元济。吴汝纶借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推断将来必然“西学日兴，中学日废”，担心“吾周孔遗，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7]。1902年，张元济主持的《外交报》也站在“文明排外”的立场，认为中国“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国语”。同时，晚清在士大夫中还流传着学习西语的种种“弊端”的谬论。严复认为这些偏见害处极大，“世变之所以不测，以笃时者观化之甚肤；救败之所以难为，以拘墟者防弊之无当”，并借用老子之语“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8]，希望国人能以自信和平和的心态对待西语和西方文明。在《英文汉诂》正文中，严复除了解释英语文法外，还采用中西语言比较的方法，证明了上古汉语与上古欧洲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从人类学的角度，推断出欧亚之民同源的结论，以启发国人重塑自信，以胸怀世界的气度学习西语和西方先进文化。上古汉语与上古欧洲语言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语助词来看，严复认为上古汉语的语助词与上古欧洲语言的疏状（副词）、云谓（动词）在功能和位置上趋同。他先提出“案泰西文字，八部而止，惟中国若多一部，若语助之焉哉乎也”，但接着他“谛而审之，即以为未尝多亦可，盖语助之字，常函云谓疏状之义。此如也字，实无异于英之is，法之est”，然后举例：“如‘仁者仁也，义者宜也’译之为‘Charity ishumane；righteousness is what ought to be.’至于‘柴也愚参也鲁’等句，尤为可见。矣之为言，亦含英文perfect tense，可当have字用。至乎哉欤耶则发问之疏状字Interrogative Adverbs.”[9]（P12）。第二，从云谓字（动词）看，严复认为上古“东洲之语”与美洲茵陈人的语言相似。古代汉语的“云谓字”常位于句末，如庄子“奚以之万里以南为”“技经胥棨之未尝”，这于日本语言更为显著。这点与美洲茵陈人语相同，“故此治言语学者，谓此乃亚墨原人同种之证。”[9]（P12）再如谈到英文第三人称无主云谓句子时，他用英文it rains与汉语的“其雨其雨，呆呆日出”进行比较，指出“其”与it相当。[9]（P45）第三，从三身称代（今称人称代词）看，严复认为，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与上古欧洲语的功能和位置相似，“英文古似德文，故I字占作Ic，又作Ich，西文称谓，当隆古时，与中国同，如I则中国之台也，拉丁文作Ego，我也；thou之与you，与法文之vous，tu皆在中文汝若之间；而第三身之he，it，they，与法之il等，尤与吾文之伊他同原。”[9]（P34）他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来解释中西人称代词的“同原”，也没有指出“吾”“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古欧洲语言中没有对应的区分。

以上比较，更多强调的是中西古语两者之同，就这些相似性，严复得出的结论是“亚墨原人同种”和“欧亚之民同种，非傅会也”。因此，通过对比来帮助初学者理解西语，远非严复的真正意图，他的终极目的在于证实西语和汉语、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原本是平等的，以此来提升民族自信心、引导国人破除“彼我之见”，以积极的心态学习西语和西方先进文化来挽救中国之危亡。这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严复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二）开启国民智慧与追溯语法源流

严复认为，开启民智是解决当时国家危机的首要任务。他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呼？非贫呼？非弱呼？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10]（P560)实现这一任务的途径在于“开瀹心灵”和“增广知识”。他采纳了赫胥黎的观点：“赫胥黎谓教育有两大事：一、以陶练天赋之能力，使毕生为有用可乐之身；二、与之以人类所阅历而得之积智，使无背于自然之规则。是二者，约而言之，则开瀹心灵，增广知识而已。”[11]两者之中，他又认为前者为教育的更高境界。于此,他有一段精当而深入的论述：“故教育者，非但曰学者有所不知，而为师者讲之使知；学者有所未能，而为师者示之使能也。果如此，则大宇长宙之间，其为事物亦已众矣，师又安能事事物物而教之。即使教者至勤，而学者又极强识，然而就傅数年，尽其师之能事，而去师之日，计其知能，亦有限已，何则？讲者虽博，而所未讲者固无由知；示者虽多，而所未示者固末由能也。嗟乎!此教鹦鹉沭猴之道耳，而非教人之道也。教人之道奈何？人固有所受于天之天明，又有所得于天之大禀。教育者，将以瀹其天明，使用之以自求知；将以练其天禀，使用之以自求能；此古今圣哲之师，所以为蒙养教育之至术也。孟子曰：‘引而不发，跃如也’。孔子曰：‘举一隅必以三隅反’”[12]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能“自求知”“自求能”。也就是说，教育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他赞成西方国家的教育方法。他说，西方人教育学生，“尤使其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引导学生“致思穷理”“观物察变之方”。遵循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13]。语言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在《英文汉诂》中，严复不仅阐释语法规则，还注重读者学习能力的培养。

首先，《英文汉诂》强调语法现象之间的源流关系。在此书叙中，严复明确表示origin是谈论词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言其义，则讲其分合增减之形form与其从来之源流origin”[2]。例如在“篇二”重音部分，他指出：“英字重音有两法，其本为条顿之字者，所重多在其根：如love’，lovel’iness，其原于拉丁与法兰西语者，则所重多在末，字音多者，往往在末第三音，次之则在末第二，其新由法语引入者，或如其旧，竟在尾声；如见于monop’oly，the’atre，remon’strate，ben’efac’for，police’，physique’等字是已。此事非初学所及，而又不可不留意，舍闻之于师，考之于字典，无他道也。”[9]（P8）在“篇四”中，对所有格的形式’s，他描述道：“古之英文，其主物之形，加-es 于单数主名以为之，至17世纪，乃去e 存s，以e之去，故作（’）于其上，此中略之名所由起也。英诗句中，往往化两音为一音以求叶，则亦用此号，如even之作e’en，ever之作e’er，皆如此矣。”[9]（P26）其次，《英文汉诂》探寻语法现象形成的原因。在谈论到动词的后缀时，他指出：“盖英之云谓部，其取材于拉丁语者最多，溯其由然，则中古宗教之力也。然大要不出二途，一取其现在简式而用之，此如intend（起意），defend（防守），manumit（放任），incline（偏倚），opine（设想，思惟）等字是已；一取受事式略变而用之，如上之第一条，如create创造（由cre-atus所造），conduct将事（由conducious所进）。” [9]（P124～125）这种语法描述形式使读者既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不仅有效地避免了死记硬背和不求甚解，还启迪他们积极思考，提高逻辑分析能力，培养了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从而达到严复期待学习者所具备的“自求知”“自求能”的能力。事实也证明了此举的有效性。郑晓沧说：“读过严复的《英文汉诂》，觉得它大有补于我对汉字功用的认识，后来我进高中正科后，总想要了解所遇到的每一个字的意义、来源和用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14]周作人也强调了这种方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15]

（三）光大国语国学与释以汉例

严复在不遗余力地弘扬西语的同时，也深知珍视和保留中国语言文字（国文）之重要。他强调，国家兴亡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吾闻国之将兴，未尝不尊其国文，重其国语，未闻反是而已兴者。且今日学堂所以进西学而跻于文之列者，所望其学浸假为吾学也。”[8]在他那里，一方面，学习西语西学与尊重国语是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西文与西学是手段，是“器”，发展国语、国学才是根本，而这一切都以救亡图存为宗旨。因此，严复要求学生在蒙学（5～16岁）时期，打下坚实的国语基础，并且把国语作为录取中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准。他强调在录取中学生时，要“文理既通，中学有根柢者，方为有造，而西文之能否，可以不论”[10]（P563）。对于国学，尽管严复曾给予猛烈地抨击，但他明确反对尽弃旧学。他写道：“然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10]（P560）诚如刘桂生所言[16]，对严复而言，中国的旧学虽“少是而多非”，但毕竟还是有“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儒学还有“不可易”的道理，即“精意微言”，不过要想真正弄通这些道理，了解这些“微言”，则恰恰又须在“既通西学”之后。惟善是从，“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是严复选择文化的标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以胸怀世界的气度和功在千秋的眼光，倡导教育者能“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0]（P560），使中外文化相得益彰。在严复心中，国人对西语的全面学习不是以西学来置换甚至取代国学，而是在去国学之旧染和存其善的基础上，中西并举，吐故纳新，融会贯通，也就是对国学进行创新。这与他后来提出的“用新式机器陶练”以“四子五经”为代表“最富矿藏”的观点[17]是一致的。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严复对《英文汉诂》表达了更高的期望：“窃意此书出后不独学英文者门径厘然，即中国之文字语言，亦当得其迥照之益也。”[18]严复认为，此书不仅是学习英文的捷径，而且可以深化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

在《英文汉诂》中，对于语法现象不仅用英文例子进行说明，还采用了大量的汉语例子，这在当时和当今的语法书中很少出现。比如，谈到词性时，他对名物（Nouns，今称名词）是这样讲解的：“物各有名，而字为之名者，谓之名物之字NOUNS。如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若鸢若鱼若天若渊，皆名物已。‘John puts the books uponthe table’”[9]（P9）。这不仅便于初学者理解英文文法，也有助于他们理解汉语语法自身，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汉语语法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推动，从而实现“中国之文字语言，亦当得其迥照之益”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举的例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源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旱麓》。其它如用《千家诗》中“云淡风轻近午天”的诗句和“曾参杀人”“黔之驴”等中国经典文化来解释英文文法之处比比皆是，甚至在例子中涉及我国的医学和音乐文化，如“淅淅恶寒，翕翕发热”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此外，他还采用中国典籍中的语言学思想来阐释英语语法。比如，在讨论词性的确定时，他采用韩愈之语“文从字顺各得职”说明一个词的词性不是固定的，要通过上下文来确定，“欲指所属之部，必审其字于一句中，所居为何职”。严复的这种“广为设譬”的做法，不仅仅在于“英汉间出，无疑不析，无例不条”，更在于“譬”所涉及的内涵之博大精深。他对语法的理解已不再囿于语言学的角度，而是上升到文化价值的角度，“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8]。读者在学习英文文法的过程中，也能领略国学中的“精意微言”，传承国学之精华。因此，严复采用汉语例子对英语文法进行解析，绝非简单地帮助初学者理解英文文法，而是他不忘国语、国学，期待西语能为“我”所用，从而光大国语、国学的良苦用心的体现。

纵观以上论述，严复编纂《英文汉诂》，贯彻了“器道分层”语言观，表现了他所倡导的立学的根本——“植人才，救国民”。晚晴时期，国难当头，作为爱国人士的严复急于寻求出路使国家摆脱贫困，因此他对语言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语言功能色彩。他编纂的《英文汉诂》，不仅仅在于一般性的、浅层次的照搬、照译，而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作为一本语法书，他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更关注语言的功能。他探寻中西种族语言同源，激发民族自信，以启发国民学习西学；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方法——“致思穷理”，探寻语法源流，以开启民智；采用汉例解释英文文法，以深化汉语学理和光大中学。像《英文汉诂》这种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编纂外语语法的方法，不仅在晚清的教材编写中独树一帜，即使对于今天的外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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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玲 河南三门峡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艺术系4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