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藏民主改革的影响
2022-06-08
1959年3月至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平息西藏农奴主反动上层的全面叛乱，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了土地个体所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各级地方政权。这是西藏社会历史上最波澜壮阔、影响最深远、最深刻的历史性巨变，为西藏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本文旨在简要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基本情况
西藏是中国藏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西藏的人口约110万，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少量国内其他民族人口和外国人，基本上是藏族单一民族地区。
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之中。
二、西藏1959年全面武装叛乱的国内外因素影响
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始终不忘借插手西藏事务作为遏制中国和对付社会主义的手段。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给了它们沉重的一击，但它们并不死心。在西方反华反共的国际战略格局上，西藏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西藏一有风吹草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就要兴风作浪，采用种种手段对西藏进行渗透。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风潮。下半年，在共产党国家相继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一时国际上反共呼声甚嚣尘上。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势力也以为时机已到，于是和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加紧联系，加快了策动叛乱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活动。中央指示，去与不去，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一致同意达赖去印度，班禅表示愿意同行。达赖喇嘛到印度后，受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包围。他们极力怂恿达赖喇嘛留在国外，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领袖。这使他一时显得极度动摇，最后在周恩来总理多次做工作后，达赖喇嘛才回到国内。
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这一运动的同时也掀起了批判所谓“小脚女人”的反右倾运动。对藏区工作的慎重态度被某些同志视为右倾保守，因而在甘、青、川、滇藏区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些地区的民主改革在具体作法上没有完全按照和平改革的方针执行，在具体做法上有过于急躁之处。这些藏区的反动上层不甘心放弃他们享受已久的特权，不愿放弃封建剥削制度，他们不惜发动武装叛乱来对抗改革。各藏区的叛乱首先波及到了西藏的昌都地区，随着其他藏区平叛的节节胜利，各地叛匪大量涌入西藏，使西藏各地深受叛匪的荼毒。
作为一级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有义务维持西藏地方的社会治安。但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不仅不平定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各藏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武装，给予他们人员和武器的支持，直至支持藏军成建制地参加叛乱武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央人民政府施加压力，借以达到其“永远不改”的目的。与此同时，国际反共势力也为叛乱分子积极提供支持，他们给叛乱分子提供军用物资，对叛乱分子进行军事和间谍训练，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叛乱分子送往美国进行军事培训，然后空投到西藏作为叛乱骨干力量。西藏的叛乱局面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乱发展为全面叛乱。3月20日拉萨平叛战斗正式打响后，仅仅两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取得的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
三、民主改革的社会准备
从1959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就完成了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西藏平叛出乎意料的顺利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有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八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人民群众从八年的切身体会中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知道谁才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了平叛斗争，才使这场斗争得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结束。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首先在平息的叛乱的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农业区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广大农奴和奴隶。在和平解放以后的8年，西藏广大农奴群众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通过亲身体会，对两种政权、两种军队进行的对比和思考，受到了深刻的实际教育，觉悟有所提高。这八年不仅为民主改革作了群众基础的准备，也作了良好的干部准备。大收缩时期送回内地学习的西藏本地干部大批返藏，成为基层民主改革的执行者和具体指导者。
中共中央和西藏工委及时地制定出了有关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把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相结合，把工作中的快速和稳妥相结合，把革命与生产相结合，把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从而使平叛和民主改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胜利，同时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动荡减小到了最小的程度，人民群众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为以后的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60年代前半期，西藏社会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黄金时期”，与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
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基本情况
西藏是中国藏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西藏的人口约110万，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少量国内其他民族人口和外国人，基本上是藏族单一民族地区。
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之中。
二、西藏1959年全面武装叛乱的国内外因素影响
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始终不忘借插手西藏事务作为遏制中国和对付社会主义的手段。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给了它们沉重的一击，但它们并不死心。在西方反华反共的国际战略格局上，西藏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西藏一有风吹草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就要兴风作浪，采用种种手段对西藏进行渗透。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风潮。下半年，在共产党国家相继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一时国际上反共呼声甚嚣尘上。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势力也以为时机已到，于是和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加紧联系，加快了策动叛乱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活动。中央指示，去与不去，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一致同意达赖去印度，班禅表示愿意同行。达赖喇嘛到印度后，受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包围。他们极力怂恿达赖喇嘛留在国外，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领袖。这使他一时显得极度动摇，最后在周恩来总理多次做工作后，达赖喇嘛才回到国内。
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这一运动的同时也掀起了批判所谓“小脚女人”的反右倾运动。对藏区工作的慎重态度被某些同志视为右倾保守，因而在甘、青、川、滇藏区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些地区的民主改革在具体作法上没有完全按照和平改革的方针执行，在具体做法上有过于急躁之处。这些藏区的反动上层不甘心放弃他们享受已久的特权，不愿放弃封建剥削制度，他们不惜发动武装叛乱来对抗改革。各藏区的叛乱首先波及到了西藏的昌都地区，随着其他藏区平叛的节节胜利，各地叛匪大量涌入西藏，使西藏各地深受叛匪的荼毒。
作为一级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有义务维持西藏地方的社会治安。但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不仅不平定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各藏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武装，给予他们人员和武器的支持，直至支持藏军成建制地参加叛乱武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央人民政府施加压力，借以达到其“永远不改”的目的。与此同时，国际反共势力也为叛乱分子积极提供支持，他们给叛乱分子提供军用物资，对叛乱分子进行军事和间谍训练，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叛乱分子送往美国进行军事培训，然后空投到西藏作为叛乱骨干力量。西藏的叛乱局面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乱发展为全面叛乱。3月20日拉萨平叛战斗正式打响后，仅仅两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取得的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
三、民主改革的社会准备
从1959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就完成了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西藏平叛出乎意料的顺利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有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八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人民群众从八年的切身体会中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知道谁才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了平叛斗争，才使这场斗争得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结束。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首先在平息的叛乱的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农业区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广大农奴和奴隶。在和平解放以后的8年，西藏广大农奴群众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通过亲身体会，对两种政权、两种军队进行的对比和思考，受到了深刻的实际教育，觉悟有所提高。这八年不仅为民主改革作了群众基础的准备，也作了良好的干部准备。大收缩时期送回内地学习的西藏本地干部大批返藏，成为基层民主改革的执行者和具体指导者。
中共中央和西藏工委及时地制定出了有关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把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相结合，把工作中的快速和稳妥相结合，把革命与生产相结合，把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从而使平叛和民主改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胜利，同时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动荡减小到了最小的程度，人民群众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为以后的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60年代前半期，西藏社会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黄金时期”，与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