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综述
2022-06-08
一、引言
战后，日本经历了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1973年）、经济低速增长期（1974-1990年）和经济全球化时期（1991年至今）四个经济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恢复期，日本政府以筱原三代平的“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和“动态比较费用论”等理论为基础，建立并发展了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并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即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到1955年底，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日本政府随即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重化学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通过大量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电力、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产业，不仅实现了主导产业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内累积的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为标志，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神话破灭，转而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期。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再一次对产业结构做出调整，将主导产业由重化学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重点发展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并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基本国策，通过技术驱动、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等路径，克服资源约束。
本文考察了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下行为低速增长过程中，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政策措施，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提供镜鉴。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确立的以重化学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在上世纪6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1955年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为44.6%，到196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56.4%，并于1970年进一步提升到62.1%。伴随着重化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高能耗、生产活动和消费地区的分布过于集中、以及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相对滞后等现象，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正村公宏指出在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生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日本经常发生工业废气物的污染、食品公害、药物公害等严重事件。余晓泓也曾谈及重化学工业排放的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烟尘和粉尘对环境的污染极其严重，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局部地区问题，开始向日本全国蔓延，变成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二）以出口导向型为主，日美贸易摩擦加剧
段文博曾谈及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大力推行“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促进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增长。宋丹瑛等进一步指出日本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日本依靠扩大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主要依赖重化工产品扩大出口贸易，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年的43.7%上升到1972年的77%。战后，欧洲面临经济复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未独立，日本的出口市场主要局限于美国。因此，日美贸易摩擦就成了影响日本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受日美产业结构逐渐趋同、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连年累计、以及日元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以纺织品和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领域。
（三）重技术引进与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
经济恢复阶段结束后，日本政府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日本进入了大量引进国外技术的阶段，进口技术由1956年的311件飙升到1973年的2450件，增长了近7倍。1955-1965年，日本技术引进的重点以钢铁、煤炭、化工等基础性工业和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化纤等新兴工业为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引进的重点转向原子能、飞机、计算机、宇宙开发等高新技术。刘彦文曾谈及战后日本重视对应用技术的引进，但长期忽视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创新，虽然一时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但是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的科技创新体系。白雪洁也在比较日本和欧美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能力时指出，日本在需要很强基础研发能力的产业领域的竞争能力较弱，而且基础研发能力与应用性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不匹配的状况。究其原因，要从研发费用的构成来看。在日本，研发费用的主要承担着是企业，其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达到了75%左右，而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仅为20%左右，企业成为研发费用主要承担者的结果就是研发的方向和内容更体现企业的意志，即偏重于改进企业工艺或研发新产品等应用研究领域，这种体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研究薄弱。
三、战后日本经济增速下行阶段的国际背景
（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为打击以色列支持者，动用“石油武器”，在石油供应上采取限制、禁运、大幅提价、以及实现国有化等一系列措施，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伊朗国内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造成石油出口停顿，国际石油市场因供应关系剧变引起油价迅速上涨，又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据统计，到1963年，石油成为日本的主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51.8%，这一比重在1973年上升到77.6%。而在1963-1972年间，日本进口中东石油占其全部进口额的年均86.8%，可见日本对中东石油能源的依赖之深。也就不难想象，1973年和1979年接踵而至的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和影响之深。 （二）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的签署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和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竞争力大幅提高的同时，美国却因为越南战争陷入了长期通货膨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无法通过提高黄金的官方定价使美元贬值，1971年8月15日爆发了“尼克松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单方面宣布：为了避免美国国际收支继续恶化，美国将对进口征收10%的附加费，并且终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尼克松冲击”发生后，日本政府虽然暂时抗住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但是随着1973年国际上浮动汇率的实施，日本放弃了抵制日元升值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成汇率战，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内容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等，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为了缓解美国由于美元升值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但结果却造成了日元的大幅升值，给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不小的冲击。
四、战后日本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及政策措施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增速下行，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为提振经济、化解矛盾，日本政府再一次对产业结构及政策做出调整。
（一）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更加注重节能环保
王俞莹曾谈及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把主导产业从重化学工业转变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研究开发密集产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集成电路、原子能等；（2）高级组装产业，如环保机械、教育机械、工业化生产住宅等；（3）时兴产业，如高级服装、住宅用品等；（4）知识产业，如信息处理服务、软件等。段文博也曾谈及日本此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包括钢铁、化学、纺织等在内的资源消耗巨大的材料型产业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能源消耗少、加工程度高、附加价值高的组装加工业，如电器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等产业部门，这些部门成为了制造业的中心。198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向资源和能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于此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掀起了环境立法的高潮，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公害对策基本法》和《自然环境保全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
（二）改变投资结构，鼓励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
郭思琪曾谈及日本在经历过高速增长之后，一方面出现了资本剩余，增强了资本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制造业产品的供给也已远远超出国内需求，国际市场成为日本产品的重要销售地，日本为规避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导致的国内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改变了投资结构，增加了对海外的直接投资。陈淮也曾谈及为了缓解日元大幅升值与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据日本劳动省1986年11月的调查，当时1000人以上的日本大企业已经有26%在海外扩大生产，如果把筹备中的企业也算在内，则超过52%；据通产省同年12月的预测，1985-1990年间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投资将以年均16%的速度递增，其中汽车、电机等加工组装业将以22%的速度递增。然而，日本产业的海外转移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导致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弥补传统制造业转出后留下的产业缺口。
（三）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机制，优化产业结构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大量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起了对方的警觉，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限制对日本的高科技出口；除此之外，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日本引进更发达技术的空间已变得越来越小。再加上日本的研发活动一直偏重于应用领域，基础研究薄弱更是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981年日本科技厅和通产省分别制定了“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与“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作为实现“技术立国”的具体措施，两项制度都明确规定了实行流动研究体制，通过产学研合作进行创造性研究。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官产学合作”特点，由科技厅和文部省负责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完善政策体制、促进和创办中介等，以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赵京波等在分析日本产学研合作模式和机制的基础上，得出了日本产学研合作为其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结论。张玉琴也曾谈及日本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这一主题建立起来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显性效果。
五、日本经验对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为我国经济这次自上而下的自主转型寻找出路，本文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合理布局
我国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是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体体现为着重提升传统产业，开发新兴产业，并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创新型服务业，真正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
（二）加快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要想真正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我国应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协调创新体制，提升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水平，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步伐。
（三）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破除贸易壁垒
战后，日本经历了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1973年）、经济低速增长期（1974-1990年）和经济全球化时期（1991年至今）四个经济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恢复期，日本政府以筱原三代平的“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和“动态比较费用论”等理论为基础，建立并发展了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并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即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到1955年底，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日本政府随即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重化学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通过大量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电力、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产业，不仅实现了主导产业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内累积的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为标志，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神话破灭，转而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期。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再一次对产业结构做出调整，将主导产业由重化学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重点发展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并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基本国策，通过技术驱动、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等路径，克服资源约束。
本文考察了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下行为低速增长过程中，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政策措施，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提供镜鉴。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确立的以重化学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在上世纪6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1955年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为44.6%，到196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56.4%，并于1970年进一步提升到62.1%。伴随着重化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高能耗、生产活动和消费地区的分布过于集中、以及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相对滞后等现象，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正村公宏指出在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生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日本经常发生工业废气物的污染、食品公害、药物公害等严重事件。余晓泓也曾谈及重化学工业排放的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烟尘和粉尘对环境的污染极其严重，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局部地区问题，开始向日本全国蔓延，变成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二）以出口导向型为主，日美贸易摩擦加剧
段文博曾谈及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大力推行“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促进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增长。宋丹瑛等进一步指出日本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日本依靠扩大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日本主要依赖重化工产品扩大出口贸易，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年的43.7%上升到1972年的77%。战后，欧洲面临经济复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未独立，日本的出口市场主要局限于美国。因此，日美贸易摩擦就成了影响日本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受日美产业结构逐渐趋同、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连年累计、以及日元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以纺织品和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领域。
（三）重技术引进与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
经济恢复阶段结束后，日本政府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日本进入了大量引进国外技术的阶段，进口技术由1956年的311件飙升到1973年的2450件，增长了近7倍。1955-1965年，日本技术引进的重点以钢铁、煤炭、化工等基础性工业和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化纤等新兴工业为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引进的重点转向原子能、飞机、计算机、宇宙开发等高新技术。刘彦文曾谈及战后日本重视对应用技术的引进，但长期忽视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创新，虽然一时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但是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的科技创新体系。白雪洁也在比较日本和欧美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能力时指出，日本在需要很强基础研发能力的产业领域的竞争能力较弱，而且基础研发能力与应用性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不匹配的状况。究其原因，要从研发费用的构成来看。在日本，研发费用的主要承担着是企业，其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达到了75%左右，而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仅为20%左右，企业成为研发费用主要承担者的结果就是研发的方向和内容更体现企业的意志，即偏重于改进企业工艺或研发新产品等应用研究领域，这种体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研究薄弱。
三、战后日本经济增速下行阶段的国际背景
（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为打击以色列支持者，动用“石油武器”，在石油供应上采取限制、禁运、大幅提价、以及实现国有化等一系列措施，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伊朗国内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造成石油出口停顿，国际石油市场因供应关系剧变引起油价迅速上涨，又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据统计，到1963年，石油成为日本的主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51.8%，这一比重在1973年上升到77.6%。而在1963-1972年间，日本进口中东石油占其全部进口额的年均86.8%，可见日本对中东石油能源的依赖之深。也就不难想象，1973年和1979年接踵而至的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和影响之深。 （二）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的签署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和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竞争力大幅提高的同时，美国却因为越南战争陷入了长期通货膨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无法通过提高黄金的官方定价使美元贬值，1971年8月15日爆发了“尼克松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单方面宣布：为了避免美国国际收支继续恶化，美国将对进口征收10%的附加费，并且终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尼克松冲击”发生后，日本政府虽然暂时抗住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但是随着1973年国际上浮动汇率的实施，日本放弃了抵制日元升值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成汇率战，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内容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等，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为了缓解美国由于美元升值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但结果却造成了日元的大幅升值，给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不小的冲击。
四、战后日本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及政策措施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增速下行，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为提振经济、化解矛盾，日本政府再一次对产业结构及政策做出调整。
（一）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更加注重节能环保
王俞莹曾谈及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把主导产业从重化学工业转变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研究开发密集产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集成电路、原子能等；（2）高级组装产业，如环保机械、教育机械、工业化生产住宅等；（3）时兴产业，如高级服装、住宅用品等；（4）知识产业，如信息处理服务、软件等。段文博也曾谈及日本此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包括钢铁、化学、纺织等在内的资源消耗巨大的材料型产业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能源消耗少、加工程度高、附加价值高的组装加工业，如电器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等产业部门，这些部门成为了制造业的中心。198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向资源和能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于此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掀起了环境立法的高潮，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公害对策基本法》和《自然环境保全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
（二）改变投资结构，鼓励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
郭思琪曾谈及日本在经历过高速增长之后，一方面出现了资本剩余，增强了资本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制造业产品的供给也已远远超出国内需求，国际市场成为日本产品的重要销售地，日本为规避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导致的国内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改变了投资结构，增加了对海外的直接投资。陈淮也曾谈及为了缓解日元大幅升值与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据日本劳动省1986年11月的调查，当时1000人以上的日本大企业已经有26%在海外扩大生产，如果把筹备中的企业也算在内，则超过52%；据通产省同年12月的预测，1985-1990年间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投资将以年均16%的速度递增，其中汽车、电机等加工组装业将以22%的速度递增。然而，日本产业的海外转移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导致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弥补传统制造业转出后留下的产业缺口。
（三）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机制，优化产业结构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大量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起了对方的警觉，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限制对日本的高科技出口；除此之外，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日本引进更发达技术的空间已变得越来越小。再加上日本的研发活动一直偏重于应用领域，基础研究薄弱更是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981年日本科技厅和通产省分别制定了“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与“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作为实现“技术立国”的具体措施，两项制度都明确规定了实行流动研究体制，通过产学研合作进行创造性研究。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官产学合作”特点，由科技厅和文部省负责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完善政策体制、促进和创办中介等，以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赵京波等在分析日本产学研合作模式和机制的基础上，得出了日本产学研合作为其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结论。张玉琴也曾谈及日本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这一主题建立起来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显性效果。
五、日本经验对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为我国经济这次自上而下的自主转型寻找出路，本文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合理布局
我国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是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体体现为着重提升传统产业，开发新兴产业，并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创新型服务业，真正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
（二）加快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要想真正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我国应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协调创新体制，提升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水平，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步伐。
（三）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破除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