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低碳经济转型路径的优化——基于FDI 技术效应的视角

文/李珊珊

【摘要】本文选用中国34 个工业行业2001～2012 年面板数据，考察了FDI 技术水平溢出、后向溢出以及前向溢出对工业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各行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技术进步是碳排放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变化明显抑制了碳排放绩效的提高。FDI 技术效应抑制了技术进步，而FDI 技术垂直溢出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且FDI 技术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轻工业行业FDI 的技术效应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而重工业行业的相关影响系数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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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减排路径；FDI 技术效应

【作者简介】李珊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低碳经济。

一、文献综述

Kinzig and Kammen （1998） 最早使用低碳经济术语，并探讨了各国能源与工业部门政策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继英国政府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构建一个低碳经济》中正式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之后，国外学者Tapioet al. （2005）、Wiedmann et al. （2007） 分别对低碳经济的内涵、特征和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在对传统高碳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同时，国内学者庄贵阳（2005）、潘家华（2008）、付加锋等（2010） 也对低碳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分别进行了探讨。

沿袭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 的思路，经济活动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可分解为规模、结构、技术三个方面，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一） 关于低碳经济转型进程的评价研究

基于对低碳经济内涵理解的差异，对低碳经济转型进程的评价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为依据。如陈诗一（2012）、雷明和虞晓雯（2013）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低碳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以体现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二是以低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为依据，从效率、结构、技术、制度等方面构建低碳经济转型指标体系，付加锋等（2011） 运用层次分析法、阳玉香和谭忠真（2012）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进行了评价。

（二） 低碳经济转型的结构、技术以及规模视角研究

一是结构视角。长期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低碳经济转型面临高碳“锁定效应”的惯性制约。从结构类型来看，其“锁定效应”包含张志新等（2014） 提出的产业结构、范德成等（2012） 提出的能源结构、王立斌和齐晓安（2012） 提出的对外贸易结构以及Dalton et al.（2008） 提出的人口结构的高碳化。二是技术视角。郑丽琳、朱启贵（2012） 认为，技术创新、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与技术类型相关。申萌等（2012） 认为，技术创新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碳排放，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其影响方向与初始获利技术的碳减排效应有关。三是规模视角研究。从规模类型来看，经济规模包含姚西龙、于渤（2011） 提出的工业规模、王桂新和武俊奎（2012） 提出的城市规模以及姚从容（2012） 提出的人口规模等。蔺雪芹和方创琳（2008）、武俊奎等（2012） 认为，规模变化还会通过产业集聚的“反弹效应”和“节能效应”路径间接减少碳排放。

总体来看，大多数文献从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对低碳经济转型路径及其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考察。国内研究侧重于FDI与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两者关系的初步考察，而关于不同技术溢出途径所发挥的FDI技术效应对东道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无文献涉及。因此，本文从工业行业层面考察FDI技术效应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工业行业层面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反映两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FDI技术效应分别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数、FDI技术溢出途径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同一途径的传导机制是否也存在行业异质性诸问题。

因此，本文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的工业行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通过投入产出表构造代表不同FDI技术效应的指标，以考察不同类型FDI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

二、研究模型的设立

（一） 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的测度模型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 方法来测算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的变化情况， 首先测算2001～2012年期间行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为同时衡量非期望产出减少与期望产出增加时的综合绩效情况，进一步借鉴Chung 等（1997） 构建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碳排放绩效测算模型：

在规模报酬不变（CRS） 的条件下，ML指数可以分解为两种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其中，MLt,t+1 代表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MLEFFt,t+1 代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测度从t 期到t+1 期每个决策单元的实际生产与环境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若MLEFFt,t+1>1，说明技术效率提升，反之则下降；MLTEt,t+1 代表技术进步指数，测度环境生产前沿面从t期到t+1期的变动情况，若MLTEt,t+1>1，说明技术进步，反之则退步。

（二） 中国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的优化模型

借鉴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 的处理方法，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个作用机制，表述如下：

ML=Y×S×T （3）

式中，ML 为行业碳排放绩效，Y 为产出水平，S为行业结构，T为低碳技术水平。其中，低碳技术水平经由内部技术与外部技术渠道产生，内部技术主要来自行业自主研发，外部技术渠道包括FDI 与对外贸易技术溢出，其中FDI 技术溢出包括FDI技术水平、前向溢出以及后向溢出三种技术溢出路径。此外，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行业垄断势力越弱，能源利用和低碳技术的创新动力越强。因此，关于T的函数如下：

参考Hubler and Keller （2009） 的处理方法，本文将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设定如下：

其中， i 表示工业行业横截面单元， i=1，2…，34；t表示时间；ηi 为行业差异的非观测效应；εit为与时间和地点无关的随机扰动项；ML为行业碳排放绩效；Y 为工业总产值；S 为行业结构；RD为行业研发投入强度；HS、BS、FS分别为FDI水平技术关联、后向技术关联以及前向技术关联度量指标；SE为企业所有制结构衡量的市场竞争程度；OPEN为对外贸易技术效应。

根据对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测度指标ML 指数的分解，估算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MLTE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MLEFF，用分解出的指标替代方程（6） 中的ML 指数，将方程（6） 转换成方程（7） 与方程（8）：

三、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为消除内生性影响，本文用滞后一期的FDI技术效应变量代替方程（7）（模型A1） 和方程（8）（模型B1） 中的FDI 技术溢出变量，得到模型A2 和模型B2。为进一步考察较长时间FDI 技术效应的滞后性影响，运用当期和前两年FDI技术效应的移动平均值代替方程（7） 和（8） 中的相应变量，得到模型A3 和模型B3。以此测算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视角下的FDI技术效应。

（二） 变量与数据说明

1.变量说明。测算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的投入变量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消费量，产出变量为分行业工业总产值和碳排放量。①资本存量。运用工业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并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②劳动力。以工业行业年末就业人数表示。③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考虑到电力与热力不仅是工业的一种行业类型，为避免重复计算，运用能源消费的统计中考虑了除电力与热力以外的其余所有种类的化石能源消费，相应行业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2006 年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④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

2.数据来源。本文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运用MaxDEA 5.2Version软件，测算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ML 及其分解出的技术进步指数MLTE和技术效率指数MLEFF。由于2001年后我国才开始公布工业分行业出口交货值，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及数据可得，本文研究集中于2001～2012年，工业行业归并为34个行业类型，剔除“其他采矿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五个行业。测算数据分别来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公布数据推算了相应工业行业的价格指数，并利用该指数将2001～2012年工业分行业总产值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

四、中国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优化分析

表1 给出了FDI 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数影响的分析结果。由表1 可知，A2、A3模型的所有FDI技术效应均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FDI技术溢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术进步， 与邱斌等（2008）、王滨（2010） 的研究结论相反，后者均认为FDI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结论相反的原因在于前者是在考虑资源投入与环境效应条件下测算出的技术进步指数，这一现象说明为规避母国严格的环境规制，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效应可能体现在这些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行业，导致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建立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代价之上。B1、B2 和B3 模型的FDI 前后向技术关联影响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B1 模型相比，B2、B3 模型中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明显增大。进一步从产业间关联效应的比较可知，前向技术关联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强于后向技术关联，这表明FDI前后向技术关联效应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且FDI前向技术关联效应的影响力度大于后向技术关联效应，两者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性，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向下游内资企业出售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如汽车行业外资企业向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生产企业出售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等。同时，为避免上游内资企业可能存在的中间投入品质量以及供货问题，外资企业会定期派遣高级技术人员对其上游内资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协助引进设备生产线，进而促进中国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关于控制变量系数，B1、B2 和B3 模型的外贸依存度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外贸依存度的扩大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改进。其原因在于，对外贸易规模的整体增长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可能会限制内资企业对现代化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的能力或降低投资的意愿而转向追求成本最小化战略，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够强的情况下，所追求的成本最小化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成本最小化，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进而对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B1、B2和B3模型的工业产出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规模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改善，现阶段中国仍然是以高能耗、高排放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为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倾向于选择投资价高利大、见效快及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五、行业特征影响FDI 技术效应的检验

表2 反映了FDI 技术效应分别对两类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其中，前三列为重工业行业的估计结果，后三列为轻工业行业的估计结果。由表2 可知，从分行业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数的影响系数来看，FDI技术效应对重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无明显影响，而对轻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影响显著，说明FDI技术效应主要集中于轻工业行业，其具体技术效应与工业行业整体的分析结论相似：FDI技术垂直溢出抑制了轻工业技术进步，但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且FDI技术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与行业整体分析结论不同之处在于，轻工业FDI技术水平溢出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原因可能与轻工业行业与重工业行业FDI 的相对规模有关，以FDI 产值占该行业产值比重来衡量这一相对规模，分行业来看，轻工业行业FDI 相对规模均值为0.3195，而重工业行业相对规模均值为0.2127，轻工业行业明显大于重工业行业，说明FDI 技术溢出存在“规模门槛”条件，即行业内的外商投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内资企业才能凭借行业内的地位对产业链上下游本土产业产生影响。

六、小结与启示

（一） 小结

本文选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2年面板数据，在测算工业行业Malmquist-Luenberger 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技术水平溢出、FDI 后向技术溢出以及FDI 技术前向溢出对工业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各行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技术进步是碳排放绩效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变化明显抑制了碳排放绩效的提高。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技术效应抑制了技术进步，而FDI技术垂直溢出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且FDI技术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轻工业行业FDI的技术效应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而重工业行业的相关影响系数不明显。

（二） 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加强与内资产业关联度较大的低碳产业或清洁产业引进力度，引资的方式应从依靠优惠政策倾斜的短期策略向营造与高新技术或低碳技术相适应的产业配套环境的战略规划转变，鼓励外资企业优先选择本土清洁供应商，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对产业链上下游本土配套产业的人员素质、管理制度等与技术效率相关因素的积极效应。

2.研发方面以提高东道国吸收消化能力为主，不仅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还应加大与FDI 技术垂直溢出相匹配的研发投入方向、力度。首先，构建低碳政策体系框架，以优势企业作为“优势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市场用户”多方合作的“产学研用”创新平台的核心枢纽，有效链接市场需求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关联，基于低碳研发创新，提升国内对低碳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其次，制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与优势企业之间双向互动的长效机制，以低碳技术研发合作的方式改进产业链利益相关方的清洁技术，提高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逐渐形成“创新-市场回报-深入创新”的良性循环局面。

3.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将环境指标作为绩效指标纳入考核范畴，有利于逐步修正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思维惯性，从长远来看，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在于转变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同时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以适应低碳经济转型优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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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