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战略思考

文／秦维宪

十八大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大国密切交流，中印两国首脑实瑚互访。在主席关于中印携手共创“亚洲世纪”的倡导下，中印关系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强调，中方视中印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致力于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值此中印合作、共创未来之际，我不禁忆及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关系的战略思考。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连续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在跨越世纪以前》、《漫谈东西文化》等论文，从而得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指西方文化，东指东方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的结论。季先生这一论断，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乃至形成了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延宕至今。

笔者在2001年11月下旬，曾专程为此问题采访过季羡林先生，他明确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之所以将全面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这是季先生具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哲学家的深邃眼光的经典论断。

“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

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乃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交融、东西文化走向的比较、中印文化的交流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其一，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季先生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是有根据和学理基础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其背后实质是个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特别要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他认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也不能说由一个地方产生的。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3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4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体系。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它不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就是和希腊文化体系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4大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其二，在21世纪，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西方文化则走向衰落。季先生认为，人类跨入新世纪后，需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特别要反思曾经有过的一些不确切的概念。我们曾陶醉于“中国中心论”，明清以来，诸多帝王自诩“天朝第一”，结果却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后来又有人提出 “全盘西化”，其实这是“西方中心论”，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再来看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概念。从宏观上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相互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和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既不应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主旨，亦不应提哪方超越哪方，而应追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乃至共同奔向人类大同境界。

其三，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流、融合，既有历史因缘，亦有时代的需要，中印是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中坚力量。季先生推论这一观点时，也是从中印两国的思维模式切入的，他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伴随着中印两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方面，“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从中印两国交流的特点来说，季羡林认为是时间长、涉及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也有交流，近年来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明。涉及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则有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其中最典型的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相互交流。季先生指出：“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有千余年，真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此时，它已经失去活力，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之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会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不过，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兴旺后又反过来去影响印度。这种同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而印度佛教也逐渐得到复苏。推而广之，中印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从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也势必影响到东方文化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以“和而不同”照亮中印文化交流合作前景

如前所述，按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史是由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前进的观点，我们来审视当下中印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不敬佩季先生的先见之明。

由于中印两国均属四大文明古国，是东方文明的主要源头，因而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亚洲崛起的问题，还是东方腾飞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飞速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在其《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金砖四国”(BRIC)到2050年将进入全球经济前六强的行列。同年，哈佛大学的塔伦．_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表《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一文．在学界引发新一轮“龙象之争”的探讨热潮。2005年，高盛公司的新报告又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33年超过日本。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更成为200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心议题。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 “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近几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正越来越受到全球各方的关注。

美国企业界和学界的上述预测，固然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抑或“印度威胁论”在作祟，但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印两国相继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从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本文不予展开，下面仅简略述评印度经济发展的概况。

印度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其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也与中国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且不说印度在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单就其进入近代以来，亦与中国被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出中世纪那样，被迫融人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横向比较东方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印度的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渗透时间长、强度大，殖民化程度深，以及因种性、宗教与政治分裂而缺乏凝聚力的独特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取代了之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而成为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便成为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借鉴和参照的发展模式。而苏联以其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强权干预——斯大林模式，更成为不少发展中大国效法的榜样。独立后的印度，因其长期遭受英国的侵略，故十分自然地在外交上与苏联走得更近，从而使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也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然而，印度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对苏联模式的直接照搬和简单重复，它是在结合了本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力图兼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合理要素，旨在通过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建立新型国营经济，利用国家的经济杠杆调节国民经济，建立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以推进和实现迅速的工业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951年，尼赫鲁在制定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将其“描绘成是计划经济与西方民主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物”。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到今日的印度政府。因此，印度的工业化道路既有别于欧美模式，又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它的出发点在于：既强调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吸引外资；既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使其占领工业的 “制高点”，又一定程度地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既搞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竞争，兼顾协调，平衡渐进。

正因为印度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所以近年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使得国际社会对今后印度经济的发展寄予厚望。据印度媒体报道，到2003年底，印度经济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率排在了世界前5位。2002年印度在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的GDP总量排在世界第4位，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印度的这个位次变化最大，当时仅排在第10位，那时，排在印度之前的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外，还有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说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印度对世界GDP总量贡献的比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另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2013年度的GDP为1.88万亿美元，上升势头很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力量排名中，中国将跃居第一，其次是美国、日本和印度。

2015年将是印度几十年来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的一年。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速将加快至7.4%，明年达7.8%，2017年至8.0%。“印度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未来两年，印度较中国增速的领先优势将扩大”，世界银行的报告进一步表示。类似的结论得到了国际基金组织( IMF)的证实。2015年初，IMF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在5年内从2014年的7.2%攀升至7.5%。

季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提醒我们重视印度的人口红利，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在大约20年内也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前，在印度近10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21世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此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已然显现的危机考虑，中国未来与印度的竞争无疑将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困扰。

诚然，在中印两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产生竞争，但在竞争中亦可取长补短。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借鉴：一是印度具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二是具有技术创新方面的人才实力；三是具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四是具有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五是具有金融体制和微观经济方面的竞争力；六是具有企业规范化管理的优势；七是具有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八是具有整个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以致印度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早已超过中国；九是具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浮躁、讲操守的士大夫风气；十是具有广大民众消费得起的文化生活以及弥漫于社会的文化气息，等等。

对中印两国的竞争和发展，季先生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儒家的“和而不同”的观点，以此展望两大国文化的交融，使之共同成为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中流砥柱。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季先生的观点与这一理念相契合。因此而言，“和而不同”可以成为照亮中印合作前景的灯塔。

（作者系《探索与争鸣》原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