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江泽民创新思想比较分析

摘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与江泽民在创新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两位领导人的创新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在某些方面独具特点，存在一定差别。即他们的创新思想在思想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各有不同。通过对邓小平与江泽民的创新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理解他们创新思想的差别和不同，对更好地实现我国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全面发展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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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邓小平；江泽民；创新思想；比较

马克思主义强调创新，创新是其本质特征。正是由于不断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与江泽民在创新思想方面有相同之处，即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都是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系统理论，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体系等。但他们的创新思想也各具特色，存在一定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创新的地位有所不同

思想观念创新是邓小平创新思想的首要内容。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如果不解放思想和创新观念，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所以思想观念的创新是首要的。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思想观念的创新首先是“破旧”，然后是“立新”。所谓“破旧”，就是要结束“文革”的错误，要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中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出来。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所谓“立新”，就是让人们坚定地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进一步确立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繁荣发展的充满光明的道路。

江泽民更加关注创新，他将创新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作为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江泽民的创新思想重在使人们树立创新的价值观念，使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带动创新，将创新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二、理论创新的侧重点有所区别

邓小平和江泽民都非常重视理论创新，都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但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邓小平理论创新的贡献在于，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以及“文革”极“左”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点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更好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

而江泽民把理论创新置于创新思想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理论创新是先导，是决定其他创新思想的前提。对此，江泽民曾指出“: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6]理论创新是前提，是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理论和精神支撑的。江泽民还认为，理论创新也是我们党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力量，使党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继续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他指出：“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7]江泽民把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创新的先导，作为治党治国的根本。

三、制度创新的内容有所差异

制度创新，也可以称为体制创新。在我国是指：以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前提，根据社会发展的各种客观要求，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等）进行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荣发展。邓小平和江泽民都特别重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却有不同的贡献。邓小平首先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8]他提出对现有体制进行研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从而实现体制的根本创新。他强调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不可否认的决定意义。他认为：“我们过去犯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其次，邓小平所说的制度有三个不同层次，包括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规章制度。比如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例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具体制度；再如奖惩制度等具体章程的规章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但具体制度和规章制度是要不断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发展而改革的，这就破除了人们对制度创新的疑惑和顾虑。另外，关于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邓小平也做了具体阐述，他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0]

江泽民的制度创新思想主要是加强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制度建设，江泽民指出：“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11]同时，江泽民对包括经济体制创新、政治体制创新、科技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体制创新等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体制创新都作了重点阐述。

四、科技创新的要求有所差别

邓小平和江泽民都非常关注科技创新，都强调科技创新具有强大的作用，邓小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曾经说过：“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而江泽民则指出：“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13]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为了培养更多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邓小平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曾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4]江泽民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强调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15]江泽民对科技创新的阐述最为丰富和深刻。他不仅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还对自主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作了重要阐述。他说“: 科技创新包括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1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全党和全社会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17]

总之，邓小平与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的产生有共同的历史大背景，即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具体的历史阶段又各有特点，使得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的具体方面有所差别。这恰恰反映出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创新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价值的理论指导。我们中国的实践会继续发展下去，将来的历史条件和实际状况一定会发生不同于现在的某些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深化改革，不断进行创新。我们要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改革和创新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发展和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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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8][9][10][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43，308，333，322-323，40..

[3][6][7][1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7，537，334，65.

[4][13][15][16][1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2，392，237，393，123.

[5][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274.

（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