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理论探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实践

　　[摘要]以学习和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同时，不能忽略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指导作用。解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所产生的诸多疑惑，如确定“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主要标准、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与区别？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划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界限？运用邓小平理论吸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的理论依据，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等等，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得到科学指导与深刻启迪。运用邓小平理论中包括实事求是和“两点论”方法的辩证思维，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果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8-0022-06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毫无疑问是当前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指导作用，因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邓小平理论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是为如何有效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实践依据。发挥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是破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产生诸多疑惑的思想武器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八大所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比较抽象。笔者在研究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这“24字”的理解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疑惑，有必要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做出解答。

　　疑惑之一，确定“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疑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确定为“24字”？确定“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如何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早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提法。十八大正是听取了各方意见，依据“最大公约数”的原则，最终确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较之于学术界的许多提法，十八大提出“24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内容比较全面，涵盖了国家发展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价值准则，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全面引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手段。笔者认为确定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是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能借鉴已有文明成果和反映时代发展潮流，体现本质性和开放性的要求；既切合现阶段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需要，又能贯穿于长远的社会发展，符合阶段性和长远性的要求；既能被多数人认可和遵守，又能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具有层次性和先进性的要求。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兼顾到了制度要求、实际需求、时代特色和广泛认同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提法。正如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1]笔者认为，的这一重要结论表明，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还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标准，因为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依据。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价值。邓小平第一次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纠正了过去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空讲社会主义的偏差，强调了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抽象地去讲公有制，也不能离开公有制去讲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会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经过反复思考和提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明确回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373。邓小平这一结论的基本思路是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之上，通过公有制生产关系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上层建筑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虽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任务、手段、途径与目标的有机统一，但是主要还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共同富裕这一“总目标”。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定的12个价值要素，从本源上看均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表现为经济上的“富强”目标，政治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目标，文化上的“文明”目标，社会关系上的“和谐”目标，而要实现这些“具体目标”又必然要求公民个人要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定的目标要素，又都归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规定的“共同富裕”这一总目标，所有的奋斗目标都要着眼于实现这一总目标，并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条件与目标”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物质基础条件，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社会制度与条件。

　　疑惑之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包含一些相同的提法，那么该如何认清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同的提法，诸如“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等提法，这使得不少人产生了困惑。有的人不能接受这种相同的提法，认为这样做就无法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别开来，容易为西方“普世价值观”提供依据。当然也有人有意无意地混淆这两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界限，想当然地把这两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完全等同起来。为了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而对其中“相互联系”的阐述则比较薄弱，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的概念，恰好体现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它表明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收。邓小平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指出要尽快改变落后的现状，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民主制度方面，他也强调了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权利制约与监督、干部使用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其二，这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以上价值目标，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理直气壮地接过“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大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沿用资本主义旧有的概念绝非是简单重复，而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变革与巨大超越。其三，这表明概念相同却可以包含完全不同的内容，照样可以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其四，这表明这两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在许多相同概念方面存在差别，更重要的是其概念背后的本质区别，要透过核心价值观的语言表象看清其背后的实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绝非表面上所高唱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口号，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剥削本性所决定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实质，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既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又维护集体整体利益。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3]337，他反复强调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发挥集体主义的整体优势。

　　疑惑之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划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界限？

　　首先，我们应该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与宣传。那种因为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产生忽略、淡化甚至否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想法，是极为片面的。邓小平就强调过，我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我们还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还有一些共同语言。邓小平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力推改革开放举措，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特别注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强调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作了科学界定，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4]。的这一重要结论，对于我们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融入世界大舞台，提供了重要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也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如“公平、民主、自由”就是两者的相通内容。但是，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所界定的范围也不同，所以两者在内容上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和价值追求，把“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是非常恰当的。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和平、发展”的内容，但是在功能上肯定体现了“和平、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有益成果，反过来又以自己对全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推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升华与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虽然我们说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但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现形式、存在方式与实现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事物都是包含共性与个性的具体事物，不存在没有个性特点的抽象的事物。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具体的、现实的方式存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错误之处是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价值观，抹杀不同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尤其是阶级社会价值观的阶级差异，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打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把本来是属于自己核心价值观的东西冒充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企图用“普世价值观”来掩盖其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阶级本性，是借用“普世价值观”来推行和平演变政治阴谋的一种外交手段。西方“普世价值观”是一种有意地只看共性而掩盖个性的带有政治阴谋的错误价值观，是一种强盗逻辑。

　　二、邓小平理论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的精神动力

　　考察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毕竟作为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不能完全成为现实，现实社会的道德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能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比，更多的还是许多人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问题。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吸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表现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方面，邓小平均有深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试论邓小平制度自信》一文作了全面阐述，这里无须赘述[5]。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最为重要的是制度自信。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就在于公有制生产关系从平等的社会关系方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保障了生产成果被劳动者共同享有，铲除了最不公平的剥削现象，实现了真正的公平与自由。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得到充分发挥。只要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给自己带来的各项好处，且远远好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就会与日俱增、牢不可破。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2]204对于不相信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为，光靠强制性的力量是很难彻底清除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事实来说话。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来自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从根本上确保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与提炼，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个国家确定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关键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以什么指导思想来确定。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邓小平终身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动摇，始终确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包含着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基本原理，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在于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科学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358同样，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其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艰巨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绝非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一项任务。别的不说，假定单单是党建这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单单是腐败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与铲除，就会毁掉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成就。更何况现实社会存在许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不利因素，困难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多，也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优势就是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紧紧依靠群众的政治优势和特别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集中各方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党的思想领导的主要内容，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责任主体。正因为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自觉加强对思想阵地的领导权，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序而扎实进行，不至于半途而废、不了了之。事实上，党中央也始终是从战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首次提出并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重视并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实际存在的价值多元化倾向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导致不少人对能否取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实际效果产生怀疑，悲观与失望情绪较为严重，认为现在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变得世俗化、实用化和金钱化，任何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都无济于事，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难取得实效的，顶多就是摆摆门面、走走过场而已。笔者认为固然现在的思想道德建设较之过去有了很大难度，但是真理总能战胜谬误，追求真善美是人类进步的不懈动力，只要我们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特别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探寻规律，找到窍门，对症下药，用好的工作方法开启思想困惑的大门，只要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一定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师，学习和运用邓小平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1.实事求是的方法。实事求是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与任务，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眼点，不尚空谈，少说空话，多干实事。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3]181。他提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开会与讲话都要解决实际问题。现在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首要工作就是要直面现实难题，对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分析种种问题的特征与根源，进而对症下药，有效解决。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特别需要分析与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如何消除网络媒体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对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当今网络媒体已成为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谁控制了网络媒体，谁就控制了思想。现阶段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媒体散布反动言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价值观念和腐朽文化，毒害、俘获读者，特别是毒化我们的青少年，其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当年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举旗亮剑，敢抓敢管，牢牢掌握网络思想战线的主动权。一方面，要尽快提高新媒体的宣传水平，练内功，出实招，想方设法强化宣传效果，尤其要拿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群众关切的问题，回应种种疑问，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要用事实说话，讲真话，接地气，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善用来自群众的生动实例和鲜活语言，增强宣传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的监管机制，切实改善网络生态环境，尤其要加大打击力度，重拳出击，绝不手软。现在的一个难点是如何有效地治理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散布错误言论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实名制的基础上，加大群众举报的奖励力度，发挥群防群治的威力，加大处罚力度，产生震慑作用。其二，如何及时化解少数高官腐败行为和某些公众人物的不道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除了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同时更要加强对权利制约的制度设计和思想教育力度，尽快形成不能腐、不愿腐的制约机制和道德保障。同样，对于极少数触犯法律的公众人物除了要一视同仁，绝不姑息，依法处置，还应该注重治病救人，强化正面引导，帮助他们“从头再来”，使其由反面教员能够转为正面形象。例如，某著名游泳运动员虽然有过负面影响，但是他能够吸取教训，正在逐步树立正面形象，这对青少年来说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其三，如何有效地发挥各种手段的“组合拳”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非单一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而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治理工程，其内容涉及国家发展目标、社会治理要求和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其治理要求既要对公民个人提出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更要依赖国家政策制度的调整与制约，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成是简简单单的公民道德建设一个方面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制手段、宣传手段和行业手段，发挥各种手段和各种措施有序衔接、有力配合“组合拳”的作用。

　　2.“两点论”的方法。邓小平“两点论”的思维方法既体现在大的“两手抓”策略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做任何一项具体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坚持两分法。例如，在思想教育内容方面，他既强调要始终如一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指出：“革命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培养”[3]105，同时他也强调思想道德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和创新教育方法；在思想教育手段方面，他既坚持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强调要耐心说理，以理服人，不能武断片面，更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同时他也指出要用必要的纪律约束和法制手段来处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面对压力绝不退让、决不手软；在思想教育对象方面，他既强调要人人接受各种教育，实施全民教育，又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分层教育，承认差异，设置不同的教育目标。他特别强调了领导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认为“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榜样，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3]124。面对左右倾错误思潮，他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策略。他虽然多次说过主要是反“左”，但是他也高度警惕右的倾向，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他是反右最坚决的战斗者，比较好的解决了各种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与破坏，体现了高超的辩证法思想斗争艺术。

　　运用“两点论”方法，要求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要时刻注意全面、客观地分析形势与任务，防止出现片面化、形式化，甚至极端化的现象。既要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厚重养料，筑牢文化的民族根基，又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既要注重思想教育，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注意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既要坚持现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吃透现有12个核心要素，见之于行动，又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的过程，谋划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蓝图；既要以务实的态度脚踏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工作，又要以理想的情怀着眼未来，时刻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既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耐心答疑解惑，又要坚决批判各种错误观点，严肃依法处理触犯法律的自由化行为；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绝不忽略、偏废哪一方；既要德治，也要法治，两手并重，标本兼治；既要讲政治上的大道理，坚持政治原则不动摇，也要讲群众身边的“小道理”（群众生活无小事，本身也是大道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通俗化；既要做好普通大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逐步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又要特别注重对公众人物的教育与引导，发挥他们的正面示范效应，尽可能地减少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要特别管住管好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使他们真正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群体，进而带动全体民众的实践活动，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

　　作者：朱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