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看知识分子的使命
2022-06-08
一代哲人苏格拉底被标榜着自由与民主的雅典城邦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氏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是仍被判处死刑。作为他的高徒，同时也是他学问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柏拉图将这些都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篇》。透过这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鲜活，也更加真实的苏格拉底。他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与高尚品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将已年近七十岁的哲人苏格拉底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慷慨激昂，用大无畏的精神为自己做了申辩。申辩先后进行了3次，即正式的申辩、提出刑罚后的申辩、判处死刑的诀别。以下为第一次申辩。
苏氏被起诉的罪名有两项，第一项是不信神。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不信本邦崇敬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不信神的念头与举动。不过，苏氏决意追寻的“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雅典城邦的“诸神”，他所信奉的“神”仅仅是他自己的良知，是一种具有哲学色彩的信仰。雅典人同意释放苏格拉底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不得再钻研，不再搞哲学，否则就会处死他。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条件，他说：“雅典的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1]40。而且，他认为自己时常受到“灵机”的启示。这就是他被雅典人认定为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项罪名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自己却说，“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1]41，他坚决反对当时在雅典存在的过分重视金钱，轻视自己灵魂的风气，认为那样是不对的。在他看来，美德不是由金钱产生的，恰恰相反，钱财以及一切的公私福利都源于美德。他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告诉了青年人而已，又有何罪过呢？按照雅典城邦当时的规定，每位自由居民都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然而苏氏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回避政治生活，每日只是在外面闲逛，向青年们提问，开导他们，因而被认为是缺乏社会责任心，败坏社会风气，也教坏了大有作为的青年。
由于苏格拉底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态度又十分“傲慢”，结果在第一次申辩后被判决有罪，原告建议处以死刑。按照当时雅典的城邦法律，他可以自己选择刑罚，为此他做了第二次申辩。在第二次申辩中，他公开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的人[1]48。同时他也明确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忠厚有余”的人，所以他才要避开不能有益于别人同时也损害自己的事情，避免深陷于城邦的各项日常事务中。苏氏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的四处游荡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雅典，提醒雅典的人们。他观察到了雅典城邦存在的问题，即居民比起关心城邦更关心自己，比起关怀城邦本身更关注城邦的琐事。作为一名每天不断思考的哲人，苏格拉底较之他的人民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出了雅典社会存在的弊病。正如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为了拯救雅典和人民而到处奔走呼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正如苏氏所说，“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1]32这个神道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正是他要承担和应尽的社会责任。然而苏格拉底的一腔热情却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反而加剧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憎恶。日积月累，矛盾最终爆发，结果就是三个不同职业的人联合起来，将他送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极刑。然而即便明知等待他的是死亡，苏格拉底依然无法抛弃自己的信念原则，抛弃一颗为城邦服务的忠心。他在判决的最后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1]55
二、苏格拉底：一只神派来的牛虻
苏格拉底所做的申辩中有这样的描述特别引人注意：“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顶替的，这个人附在城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粘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1]42这里，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而把雅典比作一匹又大又肥、丧失活力的骏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不断去叮咬骏马，使它保持清醒。自然界中，牛虻要是附在马或牛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尾巴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牛虻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知的，它附在马背上纯粹是出于本能。苏格拉底却是知道自己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一如如今他被雅典人民所厌烦起诉，甚至面临被放逐、杀死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附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绝不离开。正如他在监狱中面对格黎东等朋友劝他逃离雅典时所说的：“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1]60苏格拉底之所以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神灵赐给雅典的，因此维护、拯救雅典城邦就是神赐予他的使命，也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众所周知，牛虻靠吸牛或马血为生，对牛、马是有侵扰的，犹如蚊子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效果：苏氏通过对他在路上遇到的雅典路人提问，找到他们话语里的漏洞，反唇相讥，从而促使他们反思自身，反省自己，并进而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一使命。可惜当时的雅典早已不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他的努力并未得到人民的理解，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即一只神派来的“牛虻”，一位坚持自身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三、从苏格拉底之死看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为西方思想界的先驱，苏格拉底无疑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千百年来，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引来众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考证，有人认为苏氏是为真理献身的伟大哲人，有人却认为他是自取其辱，死有余辜。笔者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又勤勤恳恳的，他的死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操和真正风范，是“人类良知的牛虻”。
（一）苏格拉底之死是知识分子为了理想而殉道的壮举
演讲家埃斯金尼斯在公元前345年的《控蒂马尔克斯》文章中表明，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的普遍看法仍是：苏格拉底是个老诡辩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2]6。中世纪及其之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众多神学作家倾向于同情苏格拉底。文艺复兴时期，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苏格拉底的死与耶稣之死一样伟大，是一种为了理想的殉道，苏氏在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恰似历史上的耶稣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慷慨赴死，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理想而殉道，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先驱。近代启蒙主义者更是将苏格拉底看作是自由、理性与捍卫信仰的化身，如黑格尔就认为他“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榜样；克尔凯郭尔则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对他的生的报酬”[3]128-129。罗素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对死亡的平静对待，正是“他的灵魂对肉体驾驭的最有力的证明”。
（二）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苏氏在临死前对格黎东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格黎东，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1]287阿斯格雷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药神，在雅典，通常大病初愈的人要献给医神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以示感谢。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所谓的“献给医神一只公鸡，”即作为一名医生，诊断人们心灵的疾病，为人类的精神康复贡献力量。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此。他给后世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光荣使命及历史传统，即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疗救人类精神，像一只牛虻一样去叮咬、去唤醒麻木的人民，去揭露社会的弊病，坚持不懈的奋斗。
从古至今，由西到东，众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践行着这一使命，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榜样与追求。如古代中国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面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怀着抱道救世的一片热忱，先后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在四处碰壁后又专心教育弟子，整理五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人。他虽然没有像苏氏一样以身殉道，但他对弟子们灌输了“正直、仁爱、重视道德”的思想。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许多以身殉道的志士，如正冠而死的子路，更有治理好一个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仁人，如担任卫国宰相的子贡。
近代欧洲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面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他没有选择逃避与退让，始终坚定不移地研究资本主义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罪恶，写出了许多经典著作，领导欧洲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
鲁迅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举行过一次名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其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先进人群，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甘愿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我利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四、结语
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怀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不管遭遇多少困难，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像苏格拉底一样，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绝不轻易向世俗社会妥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良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一、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将已年近七十岁的哲人苏格拉底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慷慨激昂，用大无畏的精神为自己做了申辩。申辩先后进行了3次，即正式的申辩、提出刑罚后的申辩、判处死刑的诀别。以下为第一次申辩。
苏氏被起诉的罪名有两项，第一项是不信神。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不信本邦崇敬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不信神的念头与举动。不过，苏氏决意追寻的“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雅典城邦的“诸神”，他所信奉的“神”仅仅是他自己的良知，是一种具有哲学色彩的信仰。雅典人同意释放苏格拉底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不得再钻研，不再搞哲学，否则就会处死他。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条件，他说：“雅典的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1]40。而且，他认为自己时常受到“灵机”的启示。这就是他被雅典人认定为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项罪名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自己却说，“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1]41，他坚决反对当时在雅典存在的过分重视金钱，轻视自己灵魂的风气，认为那样是不对的。在他看来，美德不是由金钱产生的，恰恰相反，钱财以及一切的公私福利都源于美德。他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告诉了青年人而已，又有何罪过呢？按照雅典城邦当时的规定，每位自由居民都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然而苏氏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回避政治生活，每日只是在外面闲逛，向青年们提问，开导他们，因而被认为是缺乏社会责任心，败坏社会风气，也教坏了大有作为的青年。
由于苏格拉底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态度又十分“傲慢”，结果在第一次申辩后被判决有罪，原告建议处以死刑。按照当时雅典的城邦法律，他可以自己选择刑罚，为此他做了第二次申辩。在第二次申辩中，他公开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的人[1]48。同时他也明确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忠厚有余”的人，所以他才要避开不能有益于别人同时也损害自己的事情，避免深陷于城邦的各项日常事务中。苏氏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的四处游荡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雅典，提醒雅典的人们。他观察到了雅典城邦存在的问题，即居民比起关心城邦更关心自己，比起关怀城邦本身更关注城邦的琐事。作为一名每天不断思考的哲人，苏格拉底较之他的人民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出了雅典社会存在的弊病。正如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为了拯救雅典和人民而到处奔走呼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正如苏氏所说，“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1]32这个神道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正是他要承担和应尽的社会责任。然而苏格拉底的一腔热情却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反而加剧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憎恶。日积月累，矛盾最终爆发，结果就是三个不同职业的人联合起来，将他送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极刑。然而即便明知等待他的是死亡，苏格拉底依然无法抛弃自己的信念原则，抛弃一颗为城邦服务的忠心。他在判决的最后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1]55
二、苏格拉底：一只神派来的牛虻
苏格拉底所做的申辩中有这样的描述特别引人注意：“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顶替的，这个人附在城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粘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1]42这里，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而把雅典比作一匹又大又肥、丧失活力的骏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不断去叮咬骏马，使它保持清醒。自然界中，牛虻要是附在马或牛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尾巴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牛虻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知的，它附在马背上纯粹是出于本能。苏格拉底却是知道自己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一如如今他被雅典人民所厌烦起诉，甚至面临被放逐、杀死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附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绝不离开。正如他在监狱中面对格黎东等朋友劝他逃离雅典时所说的：“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1]60苏格拉底之所以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神灵赐给雅典的，因此维护、拯救雅典城邦就是神赐予他的使命，也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众所周知，牛虻靠吸牛或马血为生，对牛、马是有侵扰的，犹如蚊子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效果：苏氏通过对他在路上遇到的雅典路人提问，找到他们话语里的漏洞，反唇相讥，从而促使他们反思自身，反省自己，并进而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一使命。可惜当时的雅典早已不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他的努力并未得到人民的理解，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即一只神派来的“牛虻”，一位坚持自身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三、从苏格拉底之死看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为西方思想界的先驱，苏格拉底无疑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千百年来，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引来众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考证，有人认为苏氏是为真理献身的伟大哲人，有人却认为他是自取其辱，死有余辜。笔者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又勤勤恳恳的，他的死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操和真正风范，是“人类良知的牛虻”。
（一）苏格拉底之死是知识分子为了理想而殉道的壮举
演讲家埃斯金尼斯在公元前345年的《控蒂马尔克斯》文章中表明，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的普遍看法仍是：苏格拉底是个老诡辩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2]6。中世纪及其之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众多神学作家倾向于同情苏格拉底。文艺复兴时期，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苏格拉底的死与耶稣之死一样伟大，是一种为了理想的殉道，苏氏在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恰似历史上的耶稣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慷慨赴死，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理想而殉道，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先驱。近代启蒙主义者更是将苏格拉底看作是自由、理性与捍卫信仰的化身，如黑格尔就认为他“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榜样；克尔凯郭尔则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对他的生的报酬”[3]128-129。罗素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对死亡的平静对待，正是“他的灵魂对肉体驾驭的最有力的证明”。
（二）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苏氏在临死前对格黎东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格黎东，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1]287阿斯格雷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药神，在雅典，通常大病初愈的人要献给医神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以示感谢。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所谓的“献给医神一只公鸡，”即作为一名医生，诊断人们心灵的疾病，为人类的精神康复贡献力量。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此。他给后世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光荣使命及历史传统，即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疗救人类精神，像一只牛虻一样去叮咬、去唤醒麻木的人民，去揭露社会的弊病，坚持不懈的奋斗。
从古至今，由西到东，众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践行着这一使命，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榜样与追求。如古代中国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面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怀着抱道救世的一片热忱，先后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在四处碰壁后又专心教育弟子，整理五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人。他虽然没有像苏氏一样以身殉道，但他对弟子们灌输了“正直、仁爱、重视道德”的思想。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许多以身殉道的志士，如正冠而死的子路，更有治理好一个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仁人，如担任卫国宰相的子贡。
近代欧洲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面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他没有选择逃避与退让，始终坚定不移地研究资本主义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罪恶，写出了许多经典著作，领导欧洲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
鲁迅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举行过一次名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其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先进人群，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甘愿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我利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四、结语
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怀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不管遭遇多少困难，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像苏格拉底一样，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绝不轻易向世俗社会妥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良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