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路唱响
2022-06-08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得到喘息的十年。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力量得到不断扩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经济状况得到好转；思想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造成了国内对传统文化思潮的回潮，加强了“中国的本位精神”以批判吸收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政治上虽一度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护国运动的相继爆发，也使西方的制度初步在中国得以建构。在欧战结束的同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和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对国家如何建构有了切实认知，对国家前路方向有了更多憧憬。
但在帝国主义主宰的世界面前，中国人事实上是没有时间继续转化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便这样给予了中国狠狠的一拳，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帝国主义毫不顾忌中国人民的情感感受，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这便宣告西方宪政等西学理论转化吸收学习在中国面临着实践上的破产。此前欣欣向荣、“批判吸收”的光荣图景成了一抹绝望中的亮色，此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学理论和中国人“中体西用”的实践，都不过是在思维中去考量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
历史表明，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面临的矛盾绝不是发展与守成，而是如何守护国家，从而避免在亚洲地缘政治的压迫下沦为玩物的矛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团结一心，集合全国力量，夺回近代以来失去的尊严，恢复中华固有领土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华儿女当前的最大心愿。这一时期的中国，虽不断寻找前途出路，欲图创造中国独有的文明模式，却始终百思而不得。
一、马克思主义的艰险突围
在这国家前途渺茫的危难时刻，“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破土萌生。
20年代上半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随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瞿秋白介绍唯物辩证法而引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不断介绍宣传而逐步为人所知，各地工联和党委关系也相继建立，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火种燎原遍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宣告着自己的蓬勃生命力。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前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启动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希冀两党同心，共同建设一个新的“中华民国”。
但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派占了上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打压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阶级，为谋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便采取多种措施对共产党进行削弱。国民党先于1926年至1927年两度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者共产党（二次均未果）。至1927年4月，国民党发现其利益与国内最广泛的民众利益相违背，与共产党的利益相违背，二者已经不能相容，遂迅速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就此失败。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早期共产党的不成熟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低潮。此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深刻意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共产党此后一改早先过于软弱的行动路径，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踏上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长征等艰苦战斗和苦难征程，最后于遵义会议拨乱反正，得以扭转不利局面，形成了正确的军事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
到1936年，中共六大召开、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使共产党逐步稳定局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领导集体，从而再次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国民党不断进剿的同时，丝毫没有放弃对理论的中国化研究，一大批理论家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创作出了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的论著。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的面世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逐渐彰显的重要论著。
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艰难寻找出路，不断纠正自己本身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创新理论范式，给予实践以真正中国风范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段岁月中，虽步履蹒跚，却信念益加坚定，符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气派的文明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模式呼之欲出。
二、中国模式的时代脉络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的爆发则使得国共两党在战略上发生较大冲突的可能性就此降低，这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内嵌式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在1937年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踏出了关键一步，在理论上一扫党内教条主义的阴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做了系统的哲学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有了明确方向。
到1941年至1945年召开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者的心中坚定不移的扎下根来，《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则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国家建构模式也逐步在国内各民主党派中获得普遍认可。在全国人民力量的支援下，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民族苦难，也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模式在中华大地上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更新国家结构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巨大跨越，科技上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合成等重大成就，军事上在朝鲜战场和珍宝岛战役等取得捍卫国威的重大胜利，这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捍卫了民族尊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论断，此后中国在多方面均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国家经济实力日新月异，GDP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以建立；国家政治发展稳步向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提出“中国梦”的强国口号；国家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国家社会秩序安定和谐，人民有序进行生产活动，社会动员能力显著增强，积极响应APEC、阅兵等国家活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出进展，逐步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放在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奋斗，将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了建设民主科学政府的国家建构，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腾飞崛起。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励精图治，更宣告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文明的中国模式建构已成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绽放出明亮光辉。
三、文明崛起的时代强音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国内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内，中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人民渴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对外，美式民主在世界的推广连连遭遇失败，中国模式日益显现出鲜活生命力，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把握时代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新论断。这一系列的论断，随世界潮流的运动而日益展现出其真理性。
（一）“中国梦”的发展图景
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科学命题，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2015年9月期间，展开了跨越美国东西部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①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要时刻，中国将会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文明模式的物质基础，在实干中梦想成真。
（二）全球治理的时代必然
中国在21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证明，要实现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只有“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②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中国本身还应该“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③这一推动世界国家关系新秩序进一步建构的宣言，是中国独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模式在世界发展重大格局变化下的必然。
着眼于国内发展是全球治理的根本，致力于全球治理是国内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加速器。21世纪是中国深入融入世界潮流的一个世纪，更是中国推动世界进步，推进中国文明模式发展的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引领。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 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回望九十多年沧桑，中华民族从羸弱不堪的“东亚病夫”到世界和平的“压舱石”，中国人民在变化莫测的历史中趟出了一条真正适应时代场域、适合中国国情、适宜中国人民的文明之路，中华民族反而愈加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中国崛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唱响，必将推动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1912—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6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但在帝国主义主宰的世界面前，中国人事实上是没有时间继续转化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便这样给予了中国狠狠的一拳，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帝国主义毫不顾忌中国人民的情感感受，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这便宣告西方宪政等西学理论转化吸收学习在中国面临着实践上的破产。此前欣欣向荣、“批判吸收”的光荣图景成了一抹绝望中的亮色，此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学理论和中国人“中体西用”的实践，都不过是在思维中去考量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
历史表明，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面临的矛盾绝不是发展与守成，而是如何守护国家，从而避免在亚洲地缘政治的压迫下沦为玩物的矛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团结一心，集合全国力量，夺回近代以来失去的尊严，恢复中华固有领土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华儿女当前的最大心愿。这一时期的中国，虽不断寻找前途出路，欲图创造中国独有的文明模式，却始终百思而不得。
一、马克思主义的艰险突围
在这国家前途渺茫的危难时刻，“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破土萌生。
20年代上半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随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瞿秋白介绍唯物辩证法而引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不断介绍宣传而逐步为人所知，各地工联和党委关系也相继建立，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火种燎原遍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宣告着自己的蓬勃生命力。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前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启动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希冀两党同心，共同建设一个新的“中华民国”。
但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派占了上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打压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阶级，为谋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便采取多种措施对共产党进行削弱。国民党先于1926年至1927年两度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者共产党（二次均未果）。至1927年4月，国民党发现其利益与国内最广泛的民众利益相违背，与共产党的利益相违背，二者已经不能相容，遂迅速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就此失败。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早期共产党的不成熟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低潮。此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深刻意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共产党此后一改早先过于软弱的行动路径，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踏上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长征等艰苦战斗和苦难征程，最后于遵义会议拨乱反正，得以扭转不利局面，形成了正确的军事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
到1936年，中共六大召开、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使共产党逐步稳定局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领导集体，从而再次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国民党不断进剿的同时，丝毫没有放弃对理论的中国化研究，一大批理论家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创作出了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的论著。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的面世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逐渐彰显的重要论著。
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艰难寻找出路，不断纠正自己本身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创新理论范式，给予实践以真正中国风范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段岁月中，虽步履蹒跚，却信念益加坚定，符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气派的文明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模式呼之欲出。
二、中国模式的时代脉络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的爆发则使得国共两党在战略上发生较大冲突的可能性就此降低，这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内嵌式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在1937年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踏出了关键一步，在理论上一扫党内教条主义的阴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做了系统的哲学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有了明确方向。
到1941年至1945年召开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者的心中坚定不移的扎下根来，《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则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国家建构模式也逐步在国内各民主党派中获得普遍认可。在全国人民力量的支援下，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民族苦难，也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模式在中华大地上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更新国家结构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巨大跨越，科技上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合成等重大成就，军事上在朝鲜战场和珍宝岛战役等取得捍卫国威的重大胜利，这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捍卫了民族尊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论断，此后中国在多方面均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国家经济实力日新月异，GDP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以建立；国家政治发展稳步向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提出“中国梦”的强国口号；国家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国家社会秩序安定和谐，人民有序进行生产活动，社会动员能力显著增强，积极响应APEC、阅兵等国家活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出进展，逐步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放在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奋斗，将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了建设民主科学政府的国家建构，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腾飞崛起。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励精图治，更宣告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文明的中国模式建构已成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绽放出明亮光辉。
三、文明崛起的时代强音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国内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内，中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人民渴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对外，美式民主在世界的推广连连遭遇失败，中国模式日益显现出鲜活生命力，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把握时代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新论断。这一系列的论断，随世界潮流的运动而日益展现出其真理性。
（一）“中国梦”的发展图景
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科学命题，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2015年9月期间，展开了跨越美国东西部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①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要时刻，中国将会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文明模式的物质基础，在实干中梦想成真。
（二）全球治理的时代必然
中国在21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证明，要实现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只有“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②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中国本身还应该“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③这一推动世界国家关系新秩序进一步建构的宣言，是中国独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模式在世界发展重大格局变化下的必然。
着眼于国内发展是全球治理的根本，致力于全球治理是国内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加速器。21世纪是中国深入融入世界潮流的一个世纪，更是中国推动世界进步，推进中国文明模式发展的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引领。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 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回望九十多年沧桑，中华民族从羸弱不堪的“东亚病夫”到世界和平的“压舱石”，中国人民在变化莫测的历史中趟出了一条真正适应时代场域、适合中国国情、适宜中国人民的文明之路，中华民族反而愈加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中国崛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唱响，必将推动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1912—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6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