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的民族国家

林青

作者简介：林青（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摘要】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权力的时空伸延，其典型形式是监控的普遍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对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基础的侵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抗运动滋生了对实现自我保存的民族国家的建国愿望，这尤其表现在殖民地国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转移，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日益对民族国家固有的领土空间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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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空间；城市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17-06

本文尝试结合有关资源从空间视域探讨民族国家问题。实际上，全球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探索一直就蕴含着空间视域，如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及其空间转移思想，再如列宁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化国家理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理论的全面兴起，使得空间视域的民族国家探讨愈益自觉，如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吉登斯等，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包含着对民族国家的新理解及其想象。从空间视域探讨民族国家问题，可发现如下三个重要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其导致的社会时空伸延，为民族国家行政治理一体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民族国家成为权力的“集装器”，而这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独享的监控权力来实现的。其二、随着城市化而来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无根性对民众生活世界的侵蚀，导致了传统社会的语言、文化、情感认同的危机，从而不断激起民族主义运动，推进或巩固民族国家的建立。其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时空转移，并与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逻辑发生冲突，使得民族国家呈现更为复杂的状况。前两个方面涉及民族国家的治理与认同，即现代国家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三个方面即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的矛盾则最直接地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矛盾，这均值得关注。

一、民族国家、监控与权力集装器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类型，其与传统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政治权力的高度统一和集中，这是通过国家行政系统及其背后的暴力工具实现的，而不是借助于传统国家的象征性统一和权力集中。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权力的统一和集中，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催生出来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伸延，民族国家成为权力的中心。

吉登斯认为，“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的主要的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

①

。这表现在城市结构的空间配置上，城市的政治功能（政府部门）、宗教文化功能（教堂）和经济功能（城市市场）等在城市空间轮廓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坚固和封闭的城墙更是权力的象征，而城市之外的“边陲”，更多时候是象征符号意义上的归属地，其实质上是权力的模糊地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逐渐由城市支配乡村的关系所取代，而政治权力的范围也由传统社会的城墙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出现的”［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二者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诉求。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以精确的领土空间疆界为臬圭，并伴随着强大的暴力工具来执行空间的监控功能，这二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行政一体化的形成；而在传统社会，帝国的行政并没有形成一体化，大多停留在“碎片化”的区域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商品生产及其城市化运动使得区域内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从而使行政一体化得以可能。所以说，“只有商品化生产打破了旧的城市关系的条件下，只有超越了阶级分化社会的‘碎片化’的时空区域的条件下，诸如此类的行政一体化才有可能出现”同上，第196页。 。因为“商品化生产”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社会的时空伸延得以可能，而时空伸延与权力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中。”［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城市化，民族国家实现了统治区域内的权力最大化。

领土与主权的统一，更是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二者分别对应于特定的空间与行政垄断。民族国家在定义上的首要条件就是“确定边界，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内部与外部的交易”［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5页。 。边界在民族国家中的确立，意味着原先传统国家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权力隔阂被消解了，拥有明确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的权力地位。所以吉登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城市不再成为主要的时空集装器或者‘权力的熔炉’，这一功能为民族国家清晰的领土边界所取代”［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51页。 。在此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时空伸延的扩大化，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扩大化，但其前提和基础是城市化。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传统社会权力的维系是得益于对“书写”的垄断，作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书写”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它掌握了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人口信息。那么，民族国家的权力与治理从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吉登斯认为监控在民族国家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监控作为一种依托了空间设计的手段，其本身与城市空间结构息息相关，并且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为监控提供了便利，“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而不一定是国家强有力地关联在一起的现象，监控的起源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同上，第173页。 。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领土边界的确立，而这相对于传统社会模糊的边陲意识来说，更需要实际的整合和控制能力。“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土拥有主权。”［英］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吉登斯虽然拒绝福柯对监控所进行的功能主义分析，但仍然承认监控在分析国家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吉登斯说：“监控在现代性制度中的独特重要性表现在它与工业组织和民族国家的联系上。”［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序言第8—9页。 这表现在民族国家通过监控手段来实现权力的集中、社会治理和对外防御等。

吉登斯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监控对于民族国家的作用：首先是社会整合或控制的作用；其次是信息的收集与储存。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组织，这种独特性尤其体现在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所行使的主权上。”同上，序言第9页。 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是社会整合和控制的有效方式，但就对领土的控制而言，主要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这种控制是以空间为中介的。民族国家对领土的重视促使监控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相较于传统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松散关系，民族国家还肩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这一方面需要“民族”情感、文化认同等的支撑，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监控。其次，监控还表现在对信息的处理上。在传统社会中，信息是随着身体的位移而实现传播的，其速度和效应相对较弱，但仍不能忽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信息对于政令畅通、人口统计及其税赋、征兵的掌握和人口流动的监控等。而民族国家在信息的收集和监控方面更是倍加关注。吉登斯认为，“信息的收集和储存是时空伸延的主要根源，从而也是权力产生的主要源泉”［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74页。 。而信息的来源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监控而实现的，掌握了真实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就把握了社会现实，而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在民族国家中，监控实现的“集中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信息编码、人口活动的文档化”和“对活动的监视、强化的警察治安”。同上，第354页。 这二者同样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意在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必然伴随有资本主义兴起的各种条件，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监控对于社会权力的重要性，因为“监控是强化国家权力的媒介”同上，第5页。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城乡的边界被打破，与之相随的是权力外延的不断扩大，最终以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为界线。“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权力的集装器’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消除了旧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共生关系。”同上，第11—12页。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实现了权力与统治的内在统一，这反过来又为民族国家实现对领土空间的统治与监控提供了重要的实现条件。

二、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民族主义运动所诉诸的集体文化和情感精神认同的整合功能。

吉登斯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息相关。民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的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欧洲民族主义的出现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步调一致的。”［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8页。 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民族主义，其核心概念都与“民族”有关，只不过前者强调政治行政的一体化，而后者强调情感文化的认同，二者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大体是相互补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可以推动一个自视为象征性共同体但还没有形成国家结构的民族成为民族国家。”［英］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第191页。 民族主义的情绪基本上是由外部因素刺激而起，其目的一般都以建立民族国家而实现自我保存。民族主义自身只有依附在民族国家中，才能实现民族因素的自我保存，这是由现代政治国家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是拥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行政力量协作的伴随物”［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64页。 。而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吉登斯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理论联系在一起。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民众的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消除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构成了阶级分化文明的结构性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城市生活的‘人造空间’作为分析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平常生活的兴起的背景。”［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0页。 城乡分化的消失，意味着乡村的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改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环节，马克思也描述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化、工业化及其对传统诗情文化的摧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后果的拒斥，是对日常生活无意义的控诉。乡村的城市化意味着土地空间的商品化，同时也意味着人造空间的盛行。人造空间及其必然伴随的空间的功能主义化，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日益成为平淡无奇的“物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扩张所建立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些‘意义已经消失的领域’”［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99页。 ，而这正是民族主义的滋生地。所以，日常生活领域的出现，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目的在于为种族群体提供一种文化情感上的集体记忆与体验，其最终仍然会通过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得到巩固。而现代的城市规划却给民族的文化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空瓶子’，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和含义放进去。现代思想中抽象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空间虚无主义让现代主义物质性的一面与精神性的一面分离开来”［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所谓的“空瓶子”的城市，最终诉诸的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它没有任何历史传统的规定，也不具备任何区域的地理特色，最终使得城市只是一个纯粹的容器而无文化内涵。这在民族主义运动看来，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由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造空间”的盛行，助长了民族主义寻求身份认同和保存差异的诉求。“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是由于格尔兹所说的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的‘原始情感’出现实质性解体之后，旨在填补日常生活的无根性的心理情感表现。”［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2页。 随着日常生活领域对民众生活的规定，民族传统中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也随之趋于崩解。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崩解”的一种回应，其主旨仍然在于以民族和故土及其情感为依托，重建民族认同。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互促进的，“民族主义在发动社会运动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常常是阙功至伟”［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22页。 。所以，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是“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民族国家形成对比”［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99页。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一致的，而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也构成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因为“随着整个世界对工业化势在必行的普遍接受，每种民族文化都在设法克服不可通约性和相对主义”［印］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范慕尤、杨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页。 ，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克服”的“后遗症”。在殖民地国家体系中，宗主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启蒙的幌子下以经济的方式输入到殖民地地区，其实质是一种同化行为。“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自封的使命解释为经济利益的拙劣伪装，是为了掠夺边远国家的原始资源和开拓新的市场。”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这里涉及到民族主义运动所关心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同上，第299页。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后殖民时代，殖民地的国家政权也大多采取了民族国家建国的形式，“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无论采纳的是自由或革命民主政体，绝大多数仍然奉行崛起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传统”［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0页。 。诸之种种，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其最终的意识形态表述也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民族主义的完成时期进行的意识形态重组，将民族国家的理念置于它的最核心位置”［印］帕尔塔· 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第206页。 。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策略上是一致的。

三、民族国家、资本逻辑与帝国主义

民族国家本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主要类型，其主要旨趣在于实现对界定空间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其“在逻辑上指向的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统一，而非海外投机”［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其自身必然要衍生出一种内在的扩张趋势，“高速流动的资本和商品流通所具有的机动性，胜过劳动力市场、社区、民族国家等在地域上所具有的稳固性”［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第236页。 ，这是民族国家所要面临的严重挑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的扩张有过详细的论述，其核心要点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逻辑，即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在全球实现空间转移。按照哈维的判断：“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28页。 那么，资本逻辑的利益原则所催生的“空间交换”，必然会与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产生冲突，因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是领土空间的固有化及排他性。可见，民族国家与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没有天然的统一性，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并不能为帝国主义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同上，第37页。 。那么，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如何应对不断对外扩张的资本逻辑呢？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所必经的环节，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治国家类型，仍然在全球化时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维认为，这需要民族国家以“民族”因素为媒介，从而嵌入到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中去，即“在民族资本占据首要地位的帝国计划的背后调动起民族主义、侵略主义、爱国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在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范围与民族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基本上实现了一致”同上，第38页。 。在此，民族国家淡化了政治共同体的功能，强化了如安德森所述的“想象共同体”的功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逻辑，即对内实行民族国家、对外实行帝国主义，二者的结合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些案例在殖民扩张和全球化时期比比皆是，表现在通过跨国公司等组织实现对民族国家领域内的渗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兴起，民族国家的观念日趋弱化。考茨基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中指出：“民族国家的观念——对资产阶级说来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一定的发展高度开始越过它的国界向外扩张。”［俄］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家联盟》，叶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1页。 民族国家的“衰弱”尤其因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雪上加霜，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对领土空间的占有，其自身有强烈的空间逻辑，但在民族国家的成熟时期，其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移置到了内部的行政治理上。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资本主义诉诸全球性竞争，最终诉诸于垄断时，必然会与民族国家对领土空间内的垄断权力发生冲突，“这种通过竞争获取利润所带来的空间推动力的趋势，遭到了领土空间内垄断权力所形成的合力的阻碍。正是从这些垄断中心出发，世界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实践和要求建立帝国的呼吁”［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80页。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不囿于民族国家而与世界市场相协调的政治机制，这在当代世界显得尤为突出。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认为，这种政治调控机制的建立需要“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只有借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的意识，具有全球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德］尤尔根·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面对诸种理论倡议，民族国家能够摒弃自身赖以存在的民族意识形态及其内部的垄断权力吗？全球化时代的空间逻辑战胜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的空间逻辑，从而意味着民族国家式微吗？

全球化空间逻辑的前提是区域不平衡发展，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劳动力差异、土地成本等）的差距正在缩小，“如果放任自流，不加抑制，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衰弱而终，并最终毁掉它自己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力和土地”［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8页。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空间逻辑必然会激起民族主义的运动，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因素，而这是全球化空间逻辑所难以击穿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功能和民族整合功能，使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具普遍性。最具说服力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张，发动战争的手段也越来越聚集在了民族国家手里”［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9页。 。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在于以民族国家为维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自身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并没有趋于消失，而在变得更加普遍化。他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体系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同上，第119页。 。同时，当今世界仍存在有民族无国家的现象，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寻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建国，比如巴勒斯坦。可见，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与民族国家中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发生冲突。哈维认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指出了其中的端倪：“所有这些都被一种对‘利润的极度渴望’所激励，并不可避免地包含风险，所以工业‘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社会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6页。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解决方法寄托在作为伦理观念的实现即国家上。国家是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最终形式。黑格尔的理想展示的是古典的解决方法。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来，重新回归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尤其是依赖具有主权功能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功能藉此得到了恢复，表现在对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干预。哈维认为，出于同样的观念，“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根本防御措施之一来对付原始市场权力。面对着时空压缩和全球商品化，保护种族和文化同一及环境质量也成为一个关键手段。因此，民族国家就成了一个主要场所，‘强烈反对’那种诉诸民粹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同上，第63页。 。因为全球化所推进的不仅是纯粹经济的现象，它必然裹挟着对所到之处“生活世界”的改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必定会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是具有特定区域、语言和文化认同的族群所不能接受而加以拒斥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其实现自我保存的最终堡垒，“因为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82页。 。

其次，当代世界仍然是以地缘政治为国家间主要的交往和博弈模式，在这个背景中，全球化就不一定表现为一种线性发展模式，它与领土化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因为“民族国家间（或其他领土单位间）权力的地缘政治游戏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与市场地位相互链接，这个空间关系结构反过来又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而优先考虑特定区域和领土”［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32页。 。由于民族国家至今仍然掌握着经济的主动权，这意味着市场流动的去向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其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背后的民族国家支撑相关，很多时候是与其军事力量休戚相关，“既然拥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央权力（美国就是一例）仍然能够提供保护使经济力量的选择性分散继续进行，那么过去和现在就一直存在着对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合理分散的限制”同上，第63—64页。 。而“中央权力”的载体，至今仍然是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运动背后的主导力量。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