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素王”论

司马迁的“素王”论

李长春

【摘要】

司马迁作《太史公书》是为了“继《春秋》”。《春秋》既是“王道之大者”，又是“礼义之大宗”，还是一部革命性的立法书。《春秋》的立法性质成就了孔子“素王”的身位。《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被放在相邻的位置有着深长的意味。《论语》中孔子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太史公书》的篇章安排和是非判断。这些都表明，司马迁始终把孔子视作“素王”，并且用他的撰述发展了“素王”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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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孔子；司马迁；《春秋》；素王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111-06

作者简介：李长春，甘肃榆中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史记》的书名本应题作《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史记》”之名为后起。本文将其称作《太史公书》，而不是按照习惯将其称之为《史记》，是为了彰显其作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著述性质。

②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汉］司马迁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页。

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大概是理解《太史公书》的要旨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①

。在早期的古典语境中，两者的关系似乎不言自明，所以很少有学者专门论述。但是魏晋以后，典籍的分类促成学术的分野，古典思想的整全视野逐渐丧失，孔子被视为儒家始祖，司马迁被看作史家大宗，论六经则主周孔，言正史则尊马班。表面上看，一经一史，不仅殊途，也不同归。而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由于学科的分化和对立日益加剧，两者的关系就更难为人所知。对于这一问题，拙作《六家、六艺与一家之言》已略发其端

②，本文则继之做进一步的探讨。在整个《太史公书》中，孔子的位置较之其他人物无疑最为特殊。如果我们把《太史公书》当作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独立著作——而不是作为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来阅读，那么孔子在全书中的位置就会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一、《自序》中的孔子与《春秋》

拙文已经指出，《太史公自序》既是整个《太史公书》的自序，又是司马迁本人的自传，还是太史公父子的合传。作为这部伟大著作的《自序》，司马迁必须阐明自己完成它的意图和目的；作为太史公本人的自传，司马迁必须交代自己的生平和志业；而作为两代太史公的合传，司马迁又必须说明自己和思想立场、政治命运迥然相异的父亲之间究竟被一条怎样的精神纽带连接在一起。

司马迁在《自序》的开头简单地勾勒了作为史官的家族谱系，然后便转入了对父亲司马谈的悲剧命运的书写。司马谈的悲剧或多或少源于他坚定持守的道家立场，所以司马迁全文抄录了表现其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的悲剧集中表现为他没有能够完成正在构思中的伟大著作就在悲愤之中撒手人寰，所以司马迁不惜浓墨重彩反复申述父亲的“临终遗言”。根据司马迁的转述，老太史公司马谈在遗嘱中首先盛赞周公“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然后表彰孔子继承周公的事业，“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谈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希望司马迁能够继承孔子的事业，“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③。

这份遗嘱不论是否经过司马迁的润色，孔子的述作事业都应该是话题的中心。即便顽强持守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对于儒家有诸多偏见，他也没有否认孔子之于六经的伟大功绩。在司马谈眼中，周公的伟大在于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彰显文王、武王的政治美德，并由此呈现周人先祖的伟大传统和美好德性。但是周公的事业如果没有孔子继承和复兴，大概后世学者就很难为其泽被了。孔子继承周公的方式是通过制作经典来垂范后世。汉代经学的兴起足以证明这种方式的成功。置身于这个同样伟大的时代，恰恰又是生逢孔子之后五百年（其实不足五百年）的历史机遇，司马谈觉得有必要而且有责任适时制作可以与《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比肩的新经典，以继承孔子伟大的著述事业。在司马迁转述的司马谈“遗嘱”中，孔子“修旧起废”的述作活动，成为了接续历史传统和承传古典德性的关键和枢纽。

司马迁的“素王”论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太史公自序》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司马迁的六艺论和《春秋》论。在司马迁看来，六艺经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各自都有不同的政治功用，而这些政治功用都指向同一种完美的政治秩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同上，第3297页。《自序》并没有指出这段话有何来历。《滑稽列传》的篇首，司马迁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同上，第3197页。可见，司马迁的六艺论，实际上也就是孔子的六艺论。孔子把六艺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指出它们在根本上指向同一完美的政治秩序。司马迁对于六艺的总体认识不仅根源于孔子，而且完全认同于孔子。

六艺之中，《春秋》至关重要。关于《春秋》的性质，司马迁有显和隐两个层次的描述。在《自序》中，从显的层面，即在公开言说的层面，司马迁总结《春秋》的性质有二：其一是“王道之大者”，因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所以是“王道之大者也”同上，第3297页。。其二是“礼义之大宗”，“礼义”既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修养，又是政治生活所需遵循的基本准则，还是任何具有政治身份之人所必须的实践智慧。“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同上，第3297页。

以上两点，仅仅是公开宣称的“大义”。关于《春秋》的性质，太史公还另有“微言”。在《陈涉世家》的《叙目》中，司马迁声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同上，第3310页。这显然是把《春秋》比作汤武和陈涉，也就是把孔子《春秋》比作汤武革命、陈涉起义。如此说来，《春秋》岂不是一部“革命”书，孔子不就是一个“革命者”？

司马迁引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上，第3297页。这即是说，孔子的现实身份是一个法官（司寇）。但是，因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所以既不能真正履行其法官的职责，又不能见容于他所身处其间的政治世界。对于孔子而言，只有用制作代替执法——用写作历史的方式执行历史的审判，用可以垂范后世的历史的审判代替无法执行的现实审判。这样，制作《春秋》的过程就是孔子履行“法官”职责的过程。通过制作《春秋》，孔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而非普通意义上的法官。不仅如此，通过他所主持的历史的终极审判，孔子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伟大立法者——一个真正意义上而非普通意义上的王者（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样一来，孔子的现实身份（大司寇）实际上就成为孔子历史身位（素王、立法者）的一种隐喻。换一个角度看，《春秋》的制作是一个政治行动。通过这个政治行动，孔子不仅实现了他的现实身份，而且也超越了他的现实身份获得了他的历史身位。这一身位的获得，无疑是一次僭越；作为一个政治行动，当然也就是一场革命。

二、“世家”中的孔子和陈涉

司马迁在《太史公书》中特立“世家”一体。从结构上看，如果不考虑记录时间线索的“表”和记录文教政制的“书”，“世家”的位置恰好处于“本纪”和“列传”的中间。从内容上看，本纪写天下之事，世家写一国一家之事，列传写一人（或一类、一方）之事。论规模的大小和叙事详略，世家也居于两者之间。孔子既不是被写入“本纪”，也不是被写入“列传”，恰恰是被写入“世家”。并且，《孔子世家》在“世家”中的位置极为特殊。它位置的特殊首先表现在和《陈涉世家》紧挨在一起，不仅如此，《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两篇特殊的世家还居于世家的中心位置。《孔子世家》之前，是周代分封的诸侯；《陈涉世家》之后，是汉代分封的诸侯。换言之，因为孔子和陈涉是世家的中心，世家又是全书的中心，所以孔子和陈涉实际上就位于整个《太史公书》的中心。

司马迁在《自序》里说：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同上，第3319页。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虽然是比喻写诸侯的“世家”围绕着写天子的“本纪”，但是进入“世家”的却并非都是“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拂股肱之臣”。这里的“二十八”和“三十”也不是一个随意写上去的数字。这两句都有来历。“二十八宿环北辰”显然是有取于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三十辐共一毂”则出自《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页。两者谈的都是“为政”问题，而且，两者都倾向于无为而治。这似乎也暗示了“世家”本身谈论的实际上就是如何“为政”的问题（为免枝蔓，这一问题将另外撰文讨论）。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是两个数字的关系，“三十”这个数字貌似是沿袭老子，而《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并无“二十八”这一数字。这似乎表明这两个数字都不是虚数，而是确有所指。也就是说，司马迁写“世家”的时候，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写二十八篇，以象“二十八宿环北辰”；一种是写三十篇，以象“三十辐共一毂”。我们最后看到的《太史公书》是三十篇，而不是二十八篇，这说明司马迁经过认真考虑和审慎权衡，最终选取了后一个写作方案。司马迁在《自序》中之所以把这两个比喻并列，而不是为了简洁和准确只用其中一个，也许就是有意给我们一个暗示：他之所以这样安排篇章——把两篇明显不够“资格”的“世家”放了进来——是经过精心的谋划而不是一时兴起。

这两篇“世家”显然就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孔子虽然想过“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但是却“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庄子·山木》）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始终没有机会成为“辅拂股肱之臣”。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涉，非但谈不上什么“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成为什么“辅拂股肱之臣”。既然以司马迁自己公开宣称的标准，孔子和陈涉根本就不具备写进“世家”的条件，那为什么太史公还要刻意做这样的安排呢？

对于将孔子和陈涉一起列入“世家”，历来就有不少非难。王安石认为：“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孔子世家议》）杨燕起、陈可卿、赖长阳主编：《史记集评》，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在荆公看来，应该将孔子放入列传。他可能没有想过，既然把孔子放进本纪或者列传都有理由，那么为何司马迁既没有把孔子列入本纪，也没有把孔子写进列传呢？郝敬认为：“（孔子）本尼山布衣，饥饿转徙无宁日，死而矫举以为世家，与秦楚韩魏王侯同籍，枉其实矣。又厕于田完、陈涉之间，殊非其伦。与其虚贵虚富，屈于王侯之下，不若素贫贱，而序之列传之首，尤为得所也。”（《史汉愚按》卷3）同上，第403页。在郝敬看来，孔子病重，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尚以为欺天，死后将其列入“世家”，当然就更是欺人之举了。何况，无论放到秦楚韩魏王侯中间，还是和田完、陈涉等人并列，都显得不伦不类。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把孔子和陈涉放在一起，绝非太史公无心之过，而是他有意为之。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为司马迁辩护。何良俊批评王安石的说法不对：“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今观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也。”（《四有斋从说》卷1《史一》）同上，第402页。此公以孔子后来果然受封并且传之久远来证明司马迁有先见之明，反而显得牵强附会、不得要领。黄淳耀则批评王安石的说法“愎而不通，狠而不逊”，认为“太史公作《孔子世家》附诸侯国后，此特笔也”，又说“孔子龟蒙布衣，据鲁亲周，使列之本纪则非其心也，然而大圣人梗概，又不可夷于列传，故特为世家以抗之”（《史记论略》）同上，第403页。。黄淳耀看到把孔子写入“世家”，又把《孔子世家》列在诸侯世家之后，乃是太史公的“特笔”，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但是，讲到何以如此的原因时，黄氏只是笼统地说列入本纪不符合孔子本心，写入列传又怕配不上圣人的身位而委屈了孔子。显然，这种解释还是不得要领。

要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还是要回到《太史公书》，看看司马迁本人如何解释。在《孔子世家》结尾处的论赞里，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汉］司马迁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947页。诸侯列为世家，是因为有国可传；孔子列为世家，是因为有学可传。诸侯传家，数世而亡；孔子所传，历十余世，依然为学者所宗。司马迁可能是在暗示，孔子所传的六艺，相当于诸侯所传之国。换言之，孔子也有自己的国。他的国既非周王所封，也非汉帝所赐，而是自己的述作所建。孔子的六艺就是他的国，它不建立在任何地理空间中，而是建立在天子以至庶人的心目之中，建立在未来绵延不绝的历史时间之中。

《孔子世家》结尾处的这段话大体上可以说明司马迁为什么要列孔子入世家，但是无法解决两个极为重要但却很少有人重视的问题：1.为什么要把孔子和陈涉并列？2.为何要把这两个极为特殊的“世家”安排在两类理所应当的“世家”中间——也就是全书的中心位置？

在《自序》的《叙目》（我称之为“小序”）中，司马迁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同上，第3310—3311页。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孔子和陈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极为相似：首先，他们都面对着一个混乱或者无道的时代。孔子面对的时代，“周室既衰”；陈涉生活的时代，“秦失其政”。其次，他们都改变了各自的时代。孔子“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陈涉起事后“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不仅如此，他们共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个“天下”，就是汉帝国的“天下”。如果没有陈涉发难，也就不会有汉帝国。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实际上是为即将出现的汉帝国创制垂统。如果没有孔子通过《春秋》所行的立法，刘汉政权或者陷溺于黄老无为，或者困顿于刑名法术，终究无法找到和实现自己，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汉帝国。换言之，汉帝国政治肌体的诞生，有赖于陈涉发难；汉帝国政治品性的自觉，则有待于孔子和六艺的重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和陈涉都是汉帝国得以存在的远因。

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毕竟，孔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周公的崇拜者和周礼的维护者。或者说，孔子时常被视为一个既定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这一点上，他不但和陈涉毫无相似之处，甚至截然相反，因为后者首先是一个既有的强大政治秩序的反抗者和毁灭者。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我们可能会获得对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要澄清的是，孔子并非毫无理由地推崇现实中已经残破不堪的周礼。他对周公的仰慕是对一个理想的统治者的期待，对于周礼的守护是对于理想的政治秩序的追寻。对于孔子“梦周”“从周”之说过分执着，反而使我们疏忽了孔子通过六艺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求索。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又可以找到一个孔子和陈涉对照的基点——孔子的心志体现的是对理想中最佳政治秩序的追寻，而陈涉的行为则体现为对现实中恶劣政治秩序的颠覆。

由此，我们才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太史公如此谋篇布局的真实用意。《太史公书》把世家放在本纪和列传中间，又把孔子和陈涉放在西周封建的诸侯世家和西汉封建的诸侯世家的中间，也就是把《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放在全书几何中心的位置。这一安排意味着政治秩序问题将是《太史公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司马迁对于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将沿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

三、《太史公书》中的《论语》和“素王”

司马迁声称自己的这部巨著要“阕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谓“六经异传”当然就是指关于六经的各种传记。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司马迁要把“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更不意味着他会把当时儒家所传的各种传记一视同仁。不同的经典在《太史公书》的写作过程中必然有主次之分、亲疏之别。从全书来看，自始至终对于全书起决定性影响的经典应该是《春秋》和《论语》。关于《春秋》与《太史公书》的思想关联，我们另辟专文讨论，此处仅及《论语》。

《论语》虽然不是六艺，但它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书，也是所有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中最为重要和可靠的书。在汉代，《论语》被看作《春秋》的“传”或者“记”，它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在《六艺略》春秋类之后。这说明汉代人把《论语》看成一部与《春秋》相关的书，或者是一部有助于理解和研究《春秋》的书。但是，从《论语》的内容看，它非但没有提到过《春秋》，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孔子作《春秋》”，最早提到“孔子作《春秋》”的应该是《孟子》。既然如此，汉人为什么会认为《论语》和《春秋》相关呢？换言之，汉人心目中《论语》和《春秋》的关联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呢？

虽然无法断定，但是大致可以猜测，汉人把《论语》看成是“春秋类”的著作，很有可能与《太史公书》的转录和引用有关。《论语》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也没有受到当时学者们的特别重视。汉人对它的兴趣甚至远远低于某些诸子的著作。司马迁写作《太史公书》时，却对《论语》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据陈桐生统计，《论语》总共512章，《孔子世家》征引54章，《仲尼弟子列传》征引61章，序言、论赞征引32章，总共征引147章。司马迁征引《论语》的章数占到全书的29％陈桐生：《不是六艺胜似六艺——谈〈史记〉与〈论语〉的学术关系》，《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换言之，《论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原文（或语词稍作变化）征引进《太史公书》，这还没有包括某些师法其意但文字不同的内容。如此全面系统地征引、转录、化用《论语》中的内容，在秦汉以前的典籍之中不曾有过，在秦汉以后的典籍之中也不会再有。由此可见，《论语》实际上几乎被司马迁“消化”和“吸收”到《太史公书》里了。

这种“消化”和“吸收”在《论语》的解释史和传播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首先体现在《孔子世家》借助《论语》所提供的材料对于孔子和他的思想重新挖掘和重新建构上。陈桐生敏锐地注意到《论语》里的孔子和《孔子世家》里的孔子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力图恢复西周礼制秩序、重视仁义道德的政治思想家形象，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形象”，而《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就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后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创造出来的新孔子”同上。。这和我们前文的论述不谋而合。但是，陈桐生又说，这个“为天下制仪法”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孔子相比有很大距离，在政治和人生上比孔子要高出很多。在现代学者看来，司马迁写作《孔子世家》，可能是有意地拔高了孔子。但是，对于司马迁本人来讲，并非公羊学有意推尊孔子，而是他和他的同代人（如董仲舒）真正地发现了孔子。对于他们而言，孔子不再是一个保守的学者、一个勤勉的教师、一个政治上失意的贵族；相反，他是一个成功预言了历史的先知，一个洞悉人类政治生活奥秘的哲人，一个为汉帝国立法的精神之父。所以，《论语》必须被重新解读，正如孔子必须重新被审视。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写成的《孔子世家》，以及通过写作《孔子世家》对《论语》所进行的诠释，都只能是对孔子的素王身位所做的诠释。

司马迁如何通过《孔子世家》重新发现孔子，这一问题另拟专文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太史公而言，素王意味着什么？素王当然是有德无位的“空王”。换言之，“素王”就是想象中而非现实中的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他想象一个可能由它自己所主宰的“国”。实际上，在《孔子世家》中，通过子西和楚王的对话，司马迁也的确暗示了完全可能存在一个属于孔子的“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汉］司马迁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932页。

子西的意思非常清楚，孔子虽然没有尺寸之封，但是他在封地以外的其他任何方面都不亚于某个现实中的君主，甚至像楚昭王这样最为强大的诸侯，也不能和孔子匹敌。如果孔子获得一块封地，获得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地理空间，一个属于孔子的强大邦国就完全可能在现实的政治版图中出现。

当然，它最终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空间中出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还有一个“国”，这个“国”并不存在于地理空间之中，而是存在于无穷无尽的历史时间之中。在《伯夷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同上，第2121页。在《孔子世家》的结尾，司马迁又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第1947页。既然过往历史沉淀形成的典籍都要“考信于六艺”，而无论是谁言及六艺都要“折中于夫子”，这岂不是说明经典世界就是孔子的“国”，孔子就是经典世界的“王”吗？

既然太史公要完成的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事业，而“中国言六艺者”又都要“折中于夫子”，那么，司马迁的著述其实就是以孔子的是非好恶为基准来衡定一切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这一点。首先，《太史公书》中很多篇目的叙目（《小序》）、开篇、论赞中征引《论语》中孔子的语录。这些语录或者阐明该篇命意，或者引出重大主题，或者对于该篇所言人事做褒贬的评述。无论是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大抵都是以孔子的言辞作为判断的标准。一篇文字该不该作，一个事件是褒是贬，一个人物该放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所有这些大抵都可以在《论语》或者《春秋》经传中找到依据。其次，《太史公书》的体例和结构中，也有意无意地凸显孔子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如前所述，世家放在本纪和列传之间，《孔子世家》又放在两类世家中间，形成一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格局。本纪选择以五帝为首篇，而不是从三皇或者三王写起，不仅是出于文献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尧舜禹的“禅让”；世家选择以吴太伯开始，而不是从太公或者周公开始，也是因为孔子曾经说“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2页。；以伯夷、叔齐开启列传，更是因为伯夷、叔齐以国让，获得了孔子的称赞，这篇几乎最短的列传，却引用孔子语录最多。所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是按照孔子的见解和评论来安排体例和结构的。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