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的选择之路

杨 茜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1921年获普利策文学奖的《纯真年代》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伊迪丝·华顿最好的小说。小说以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讲述了其社会道德价值观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心里成长的影响。我们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3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运用自然主义社会环境决定理论对阿切尔的选择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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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纽兰·阿切尔；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52-03

伊迪丝·华顿(1862-193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发表于1920年的小说《纯真年代》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之一。1921年伊迪丝·华顿凭借该小说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荣获此奖项的女性作家。小说主要描写了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当时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与女主人公梅·韦兰二者都出身于上流社会，他们的订婚门当户对，被看成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最完美的结合。梅的表姐埃伦为了躲避一段不幸的婚姻从欧洲返回纽约。在华顿的笔下，欧洲代表着新兴、自由的力量，纽约则代表着保守、落后的传统势力。埃伦自幼父母双亡，由姑妈抚养。虽然出生在纽约，但却深受欧洲大陆自由思想的影响，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与众不同的自由气息，以及她在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深深吸引了阿切尔，于是阿切尔不顾一切的爱上了埃伦。尽管阿切尔试图冲破当时的社会习俗与传统，欲与埃伦一起去欧洲过他们所向往的美好自由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梅。对于阿切尔的选择，有些学者从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伊迪丝·华顿如何试图消解纽约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制度[1]，有些学者是从“双性同体”角度分析男性人格和女性意识冲突下的纽兰·阿切尔[2]，本文基于对3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自然主义社会环境决定论对纽兰·阿切尔的选择道路进行剖析。

一、社会背景与人物关系

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张到极致蜕变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与社会。因此，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主义强调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纯真年代》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然而小说背景却设计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纽约上流社会就是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们很难在上面开凿裂缝，找到立足点”[3]。华顿小说中所描绘的纽约社会充斥着大量继承大笔遗产的老纽约家族。在这个充满虚伪与做作的社会里，少数思想保守的上层人士占据着统治地位，而那些新兴的自由思想与个人是注定被打压与唾弃的。小说中梅·韦兰与埃伦·奥兰斯卡虽然两者是表姐妹，但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二者在思想、道德、价值观等方面有极大的反差。梅出生并生活在纽约，深受父母、外祖母以及他们所在上流社会阶层的影响，言行举止严格遵守纽约上流社会的传统习俗与道德价值观念。她代表了当时纽约的社会传统：美丽、纯洁、善良，她的身上拥有着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所有美好期望，被看成是男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被认为是社会制度的完美产物，在梅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只有依靠婚姻和丈夫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她深知纽约社会就是个威力强大的机器。而她在这样的机器中，必须懂得如何利用这个机器来维护她家族的名望和自己的婚姻。她也清楚的认识到19世纪末的纽约上流社会强调的是规则与传统，这些规则与传统迫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遵守并接受。在纽约上流社会人群眼中，恪守传统才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如果他们想要保持其稳定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按照当时的传统来约束与发展。这样的社会就造就了梅·韦兰这样一个外表端庄、行为优雅的主流女性形象。从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环境是如何塑造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举止的。

小说的另一女主人公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则与梅截然不同，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埃伦同样是出生在纽约上流社会里。不同的是她在法国长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欧洲自由思想的影响。因此，她有着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她的身上充满了自由和叛逆的气息。这一切使得她与纽约社会格格不入。”[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埃伦·奥兰斯卡虽然出生在纽约，但却在欧洲成长生活，因此她接受了欧洲自由思想的影响。这样的思想必然与纽约传统保守的思想发生碰撞。小说开篇处描写到在欣赏歌剧的包厢里，埃伦的穿着按当时的标准很不合时宜，引起了上等阶层众人的纷纷指责。同时埃伦·奥兰斯卡由于忍受不了丈夫的放荡生活，为了逃离“把她当囚犯看待的那个畜牲丈夫”[5]从法国返回纽约，并决定与她丈夫离婚。而她要和伯爵丈夫离婚的消息顿时在纽约上流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关注的不是埃伦的悲惨婚姻，而讨论的是离婚会给埃伦整个家族蒙羞。她的亲人也感到万分羞愧，认为她会为家族带来丑闻。在他们的眼中，婚姻只是一种手段，是“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乏味联盟”[6]。这种有悖于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做法被社会认为是大逆不道。伊迪丝·华顿把当时的纽约人描写为“那些害怕丑闻甚于疾病的人，那些置体面于勇气之上的人，那些认为除了肇事者本身的行为以外，‘出事’是最没教养的表现的人”[7]。埃伦本想回到纽约来寻求家庭的帮助，她把想与她丈夫离婚的事告诉她奶奶及其他家人，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理解并同情她，他们都怕此事会影响到家族的名誉，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逼迫埃伦回到她丈夫那里。

自然主义中社会环境决定理论认为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与心理，同时受本能、冲动、机遇的支配。而人的个人意志自由总是受阻或者根本无法实现，只能屈从于外在的压力。其体现出来的总是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的宿命论的人生观，人总是以牺牲品的状态出现。而埃伦就是这样的“牺牲品”。社会周围环境的不同，包括社会传统习俗、礼仪礼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造成了梅与埃伦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本书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是一名律师，尽管他在纽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从中也接触到了新思想，但是从根本上可以说他仍然是旧纽约社会的产物。他成长于富裕的纽约金字塔阶层，强调循规蹈矩、礼仪礼节、传统习俗的社会价值观念塑造了他的性格。读者可以在小说开头部分作者描写阿切尔去观看歌剧时到场的时间问题上体会到他是如何深受影响的，“这位年轻人本可以早一点来到。……然而，首先，纽约是个大都市，而他又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到是‘不合宜’的。而是否‘合宜’，在纽兰·阿切尔时代的纽约，其意义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这一点纽兰·阿切尔觉得和他生活中遵循的所有其他惯例一样理所当然：比如，用两把带有蓝瓷漆涂着他姓名缩写的银背刷子分开他的头发，纽扣洞里插一朵华（最好是栀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8]，从中可以体会阿切尔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从书中所描绘的阿切尔的这些性格特点看，他与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比较遵循当时社会的传统习俗，恪守自己对家庭与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见到埃伦之前他很欣赏他未婚妻梅的纯洁、美丽、善良。但循规蹈矩的阿切尔与埃伦接触后，思想有所转变，埃伦的与众不同深深吸引了阿切尔。他第一次在歌剧院的包厢里遇到埃伦时，埃伦不合时宜的打扮使得其他包厢里那些上等阶层的人纷纷指责老明戈特家怎么会干出这种蠢事，让一个离开丈夫、穿着打扮自由放任的女子出席这种场合。但阿切尔却被埃伦所散发的欧洲大陆的自由气息与成熟魅力所吸引。他开始厌烦纽约传统老套的生活，也开始从心里讨厌他的妻子梅。阿切尔脑袋里浮现一个可怕的场景，当阿切尔看着他妻子时，突然产生了一个魔鬼般的念头，希望梅死了，又想到她现在还年轻，什么时候才能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样的生活。阿切尔仿佛觉得他只有与埃伦在一起才能过上所谓的真正的幸福生活，而梅恰恰阻碍了他们的幸福。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埃伦以及她所代表的自由浪漫的生活的向往。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不想假装与我的同类有什么不同，我也有同样的梦想与渴望。”[9]后来，梅与阿切尔决定为埃伦举办送别晚宴，实质也是整个家族想把埃伦从家族中除名，逼她回到她丈夫身边。此时阿切尔痛下决心要与埃伦一起去法国，然而梅意外的怀孕迫使他们放弃了一起出逃的想法。尔后，埃伦在法国巴黎定居，并没回到她丈夫的身边。阿切尔后来事业有成，履行了他应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当他大儿子与他一起去巴黎时，他并没去看望埃伦，只让他儿子一个人上楼去了，也许他只想保持埃伦原来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不愿看到已经渐渐变老的埃伦——现实的无奈最终让阿切尔妥协。

二、纽兰·阿切尔的无奈选择

纽兰·阿切尔的选择从表层意义上来看是选择两个都深爱他的女人：梅还是埃伦，深层意义上来说是选择规则道德还是自由理想。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认为理智是指导人生的最好准则，而自然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力量与社会环境的被动受害者”[10]。阿切尔对埃伦的追求表明他试图逃脱他所厌恶的纽约社会，他最终的失败，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则说明面对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个人的努力去实现自由意志只是徒劳。华顿认为阿切尔遵从社会规则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选择埃伦，因为选择埃伦就意味着他要抛弃先前他已经接受的纽约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念，而梅作为上流社会价值观的化身，却能够为他带来安逸与舒适。“他早就预见到梅不会令他失望，他确实没有看错。她代表着和睦、稳定、友谊以及对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坚定信念。他不能说自己的选择是个失误，因为梅满足了他期待的一切。毫无疑问，能成为纽约一位最美丽、最受欢迎的年轻妻子的丈夫，是令人高兴的；更何况她还是一位性情最甜蜜又最通情达理的妻子。阿切尔对这些优点决非无动于衷。”[11]他也意识到，作为纽约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应该履行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婚姻只是物质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他和梅的订婚应该是整个社会制度下最完美的体现。

或许在华顿看来，阿切尔选择梅也是明智的，梅的种种优点是阿切尔选择她的首要原因。而对于阿切尔的选择之深层原因可以从自然主义中有关社会环境决定论得到很好的解释。旧纽约这个社会大环境主导社会与个人的发展，不遵守社会准则者必受其惩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性格与思想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年老的一代死守规矩，年轻一代受父辈们的影响，都是按照社会所期望的那样成长。阿切尔与梅就是很典型的社会产物。社会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作为显性或隐性的力量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当阿切尔与梅订婚后，家族拜访使得阿切尔闷闷不乐，“他们挤在家用四轮马车里，从族人的一个门阶赶到另一个门阶。下午的一轮拜访结束，阿切尔与未婚妻分手之后，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被巧妙捕获的野兽，刚刚被展览过一番”[12]。阿切尔饭后本想与梅散散步，说服梅与她早日成婚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不得不按照梅的母亲韦兰太太的吩咐，出于当时的礼节进行繁琐的家族拜访。“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命运像加了封印似的已成定局”[13]，这里阿切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他日后的生活模式。庞大的社会体制决定了他的生活，“在韦兰家的奢华与浓厚的韦兰氛围之中，充满了琐碎的清规戒律与苛求，老是像麻醉剂一样悄悄侵入他的机体”[14]，即使他与埃伦偶尔思想上会碰撞出火花，但他自身的传统观念也决定了他一定不会选择埃伦，而是选择梅，当时的社会环境只允许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纯真年代》里，华顿实际上把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底部是富有却没有贵族血统的阶层，而处于金字塔中间的是一些富有并有名望的阶层，他们常常通过联姻而跻身于纽约上流社会，处于塔尖的是真正拥有贵族血统的阶层。当时的纽约社会存在两种势力，一是贵族资产阶级，二是新兴资产阶级。这两种势力的交错与碰撞造就了像阿切尔这样的矛盾个体。一方面恪守传统道德，另一方面渴望追求自我与理想，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迫使阿切尔做出无奈的选择。

19世纪70年代纽约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几代人一直坚信的社会规则、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正如自然主义所描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类的性格与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强大而无情的社会面前，人类的反抗力量总是微不足道。华顿笔下的阿切尔思想上尽管偶尔超越了社会保守传统的观念，但社会地位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阿切尔不可能摆脱社会传统的束缚，所幻想的自由与美好生活必然也实现不了。而他所做的就是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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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睿.解构生活——从阿切尔纽兰视角分析《纯真年代》中的纽约社会[J].语文学刊,2012，(6)：23.

〔2〕陈洁.男性人格和女性意识冲突下的纽兰·阿切尔——从“双性同体”新角度解读《纯真年代》[J].莆田学院学报,2012，(12)：70.

〔3〕Lewis, R·W·B·Edith Wharton: A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1975.42.

〔4〕〔5〕〔8〕〔9〕〔11〕〔12〕〔13〕〔14〕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4，35，4，271， 180，58-59，61，189.

〔6〕〔7〕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38，292.

〔10〕潘建.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