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述评

肖 鹏，汤洪棉

（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与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而考究这一理论的实质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探讨它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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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领导权；文化革命；自下而上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03-03

贫弱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却屡屡失败，葛兰西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通过把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集权主义、专制制度盛行的东方社会进行比较，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绝对性的强大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俄国道路在西欧是走不通的。于是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倡导西欧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霸权，进行文化革命。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理论基础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实践哲学理论、国家构成理论和领导形式理论。实践哲学理论突出了实践和人的价值，对具有思想性和能动性的人的高扬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及其主张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基础。国家构成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提出与肯定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形式的二分则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葛兰西把实践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首先，他肯定了人的价值，指出：“人人都是哲学家”[1]，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想法，纵然很多人的思想并没有达到“认识和批评的层次”。其次，他驳斥了克罗齐之辈和布哈林之流，认为“人”和“物质”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一方面，他重申了被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2]，人是隶属于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统一体制中，“人‘生成着’，他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变化”[3]。另一方面，他指出，物质和自然界都必须纳入到人类社会关系中来考察，“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物质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而自然科学则应相应地被看做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4]。最后，葛兰西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成分都涵盖到他的实践哲学之中，并给出了实践哲学的双重任务：“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们大众”[5]，从而建立文化领导权，并在此基础上夺取革命的胜利。通过如上三个方面的界定，葛兰西既肯定了人的作用与价值，又指明了通过实践哲学来掌握群众进而获得领导权的方式途径。

通过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有着强大的市民社会，进而他得出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保障的霸权”[6]。政治社会是由议会、法庭、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构成的政治上层建筑，它起到强制统治和暴力镇压的作用，而市民社会则是由政党、教会、工会、学校等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集合体。市民社会“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是统治阶级用非暴力手段扩大和强化其权力的领域”[7]。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把领导权分为两种形式：政治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导，即“强制”与“同意”两种形式。所谓政治统治，指的是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获得并维护领导权；所谓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指的是通过文化灌输，使其他阶级接受并臣服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以获得思想上的统治。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统治形式的分析，使他意识到在具有民主传统和强大的市民社会的西欧国家里，仅仅进行单纯的经济、政治革命是行不通的，还要进行文化革命，争夺文化领导权。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容

葛兰西在肯定经济、政治等实体上面的革命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革命——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与控制。通过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使广大被统治阶级从“心甘情愿地接受控制和支配”中解脱出来，融入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中来。他认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

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中具有突出作用。有机知识分子是各个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使命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8]，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市民社会内部建构并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并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意识，进而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能够在市民社会中摆脱统治阶级的思想束缚，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治上的革命也就变得容易起来。

基于这种思想，葛兰西提出了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策略——“阵地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提出和区分，首先肯定了在西方社会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其次承认了文化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长。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若想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必须走这样一条道路：在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及其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消解资产阶级的精神与道德领导，最终达到质变夺取领导权。掌握文化领导权后，通过后续的政治革命及其他工作，资本主义国家便会被推翻，新的社会形态也将最终建立起来。

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独具特色的部分。葛兰西并未忽视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他曾指出：“当存在着一种有效的和积极的前提，人们心中对于这种前提的意识已经发挥作用，向集体意识提出具体目标，并构成一套以‘人民大众的信念’的形式有力地发挥作用的信念和信条的复合体的时候，必然性就存在了”[9]。而这种积极有效的前提就“必须包含有已经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的冲突所必需和充分的物质条件”[10]。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文化领导权理论否定了在当时广泛流传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复杂性。

其次，文化领导权理论对西欧国家及其统治形式做了创建性的分析，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以前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新的革命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一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批判和创造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领导权”[11]。

再次，文化领导权理论看到了西欧国家与东方国家（俄国等）的不同，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道路——即“阵地战”策略，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欲想取得胜利，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夺取文化领导权，然后政治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四、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葛兰西所处环境的局限性，使得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领导权理论未对政治革命予以充分的重视。葛兰西敏锐地认识到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他不能因为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而忽视政治革命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政治革命需要文化革命作为先导和铺垫，文化革命也需要政治革命提供权利保障甚至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运动与政治革命不存在时间上和逻辑上的先后问题，两者必须同时进行。只有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才可能全面而有效地推进。

其二，国家构成和领导形式的绝对二分在现实中是不成熟的。葛兰西将西方国家的组成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阶级统治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政治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导。在现实社会中，两种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统治方式是交错融合在一起的，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以至于难解难分的。因此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统一体，而非单纯的政治社会、单纯的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那种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做后盾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的传播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社会的迫害和阻挠；对资产阶级精神与道德领导的消解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统治的打压和涤除。

其三，在现实社会中，无产阶级自下而上夺取文化领导权几乎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把葛兰西主张的这种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看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文化革命没有政治上、军事上甚至是是经济上的支持，仅仅是通过单薄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鼓吹和传播得以实现。

即便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对国家的构成和领导的形式做出严格的划分，无产阶级革命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纷纷调整了统治策略。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各种旨在保障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权利的法律法规也纷纷出台。工人阶级偏安于这种改善了的生活状态中，大部分的工人政党逐渐丧失了革命性和战斗力，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当中。如果先进的、充满革命热情的工人阶级及其有机知识分子不复存在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便成了一句空话。

其次，文化领导权理论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绝对对立的社会构成的假设之上。现实却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构成更加复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的民主人士等成为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独立于两大阶级之外社会阶级和团体；另一方面，各阶级和阶层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那么即便有充满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和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也显然很难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传输到其他阶级中去，使他们接受并服从自己的控制。因为他们和资产阶级并不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无产阶级没有强制力和经济利益来使他们屈从。

再次，无产阶级缺乏传播其阶级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有效媒介和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旧的传播媒介已经被新的传播媒介——报纸、书籍、电视、网络等——所取代。而资产阶级凭借其有利条件对传播媒介实行了绝对的控制，他们通过这些媒介和国家化的教育制度向人民大众灌输着本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达到了思想文化上的更广泛、更有效的控制。而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建立学校，抢夺传播媒体的途径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观念，任何如此的行动都会被排挤、打压甚至是取缔。

葛兰西也曾指出：“我们全都是这样那样的顺从主义的顺从主义者，总是群众之人或集体之人”[12]，因此绝大多数的人的世界观不是“批判的”和“融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努力，我们可以夺取文化领导权，使人们幡然醒悟，形成“批判的”和“融贯一致的”世界观。但是社会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统治阶级通过系统而又有效的统治，使人们全面而又心甘情愿地顺从于统治权威，我们当今的世界观既是“非批判的”又是“融贯一致的”，而且根深蒂固，难以更改。正如马尔库塞悲观地形容的那样：“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3]，人们大众毫无觉察地、全方位地消融在资产阶级所营造的异化的世界里。

五、结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社会环境和个人智慧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屡战屡败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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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5）（6）（8）（9）（10）（12）葛兰西.狱中杂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2，268，268，384，305，218， 240，327，327，23.

（7）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59.

（11）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1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0.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