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羚羊与秧鸡》看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辛媛媛

（安徽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0）

摘 要：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表现出了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本论文将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分析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自然、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以求引起人们对于如何看待女性、以及女性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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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63-02

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当代加拿大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其小说《羚羊与秧鸡》从2003年问世以来已得到研究者从多种不同角度的解读。这些解读主要聚焦于小说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后现代叙事策略、女性主义倾向、权力政治、人文关怀等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和自然之间的独特联系，揭示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阿特伍德一贯的生态意识和女性关怀，进而证明它同样不失为一部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经典文本。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思潮，由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而成。1974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埃奥本(Francoise d’Eaubonne)首先提出这个概念，旨在促使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此后，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就成为新闻界关注的大众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引起妇女界的严重不满和抗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在文学批评领域崭露头角，并发展成一支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流派。著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术语，它覆盖了多种思想流派，如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等。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各个流派的分析角度不同，但它们都关注人类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批判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与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男权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旨在将解放自然与解放女性结合起来，对父权制等级二元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它倡导女性原则、关注生态伦理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作用；它致力于根除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级观念与统治逻辑及其以此为特征的压迫性概念框架。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是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促进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共存与长远发展。

二

《羚羊与秧鸡》描写的是科技畸形发展所带来的灭绝性灾难。小说一开篇已经是人类灭绝之后的未来世界:废墟般的荒原上只生活着一个正常人——雪人。通过雪人对往事的回顾，读者了解到，在灾难发生前，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领导整个人类科技、控制着人类的发展。微生物专家、基因专家、器官移植专家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被跨国商业集团收买，堕落为商业集团对广大民众实施独裁统治的工具，住在各种“大院”内，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他们失去了对自然的尊重，进行着完全扭曲自然、违背自然规律的研究，根本不信自然。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和道义感，甚至对人类的生命也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克隆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美容、食品和医疗等领域。他们合成的狼犬兽凶狠好斗，极其危险；合成的器官猪一次可以长出五六只人的肾；他们培养出没有脑袋、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只有一根进食管和20根生长鸡肉的肉质粗管的怪物，并以此迅速垄断了肉食品市场。最终，被称为“秧鸡仔”的人造人的出现，标志着基因工程已经走向了毫无节制的疯狂阶段。小说中，人们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制造出具有任何体貌、心智或精神上的特征的人造人。虽然这些“人”性情温顺，完全符合生物美学，但是却完全没有了人类的思想，头脑简单，没有伦理意识。“大院”之外则是普通人居住的“市井”。科技精英将“市井”百姓视为行尸走肉，时常在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药物试验。甚至在治病的药物中故意加入致病的成分，从而不断地榨取他们的钱财。与“大院”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的除了“市井”，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地区。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下去，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孩子。科技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人文精神的引导，最终导致了末日的降临——科学狂人“秧鸡”研制的“剧腐病毒”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人类在骚乱中走向毁灭。人类与自然休戚相关，人类只有真正尊重和欣赏自然，才能获得人性上的自我完善、自我升华，关怀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关怀人类自己。

三

在小说中，作者下意识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女性与自然、男性与女人多维领域，赋予了作品更为丰富而多元的意义。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而是将“自然歧视”与“女性歧视”相联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和对女性的压迫。

阿特伍德曾指出，男人看待自然，类同于他们看待迫害女人一般。“二元”对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世界指涉系统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属于弱势的集合概念，而且相互指称和象征。女性成为自然土地的意象，自然也被赋予女性的特质——都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女性同自然一样处于被统治的“他者”、“边缘”、“失语”地位，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女人要么仅仅是一个不具人格的对立物，要么就被动地屈服于男人的意志。阿特伍德在其作品中恰当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相互指涉，女性被剥夺了自我，丧失自主性，从而沦为“他者”，同自然一样被掠夺与践踏的状况。《羚羊与秧鸡》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男女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男性是支配者，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吉米的母亲由于触犯了“大院”的利益，最终被杀害灭口；秧鸡的母亲也因为认清了自己周围环境的真相而离奇惨死。只有吉米的继母拉蒙娜因为接受了男权社会的规则和价值观，才得以享受优渥的生活。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羚羊”只是一个性奴，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偏远地区。那里的人们生活异常贫困，通常需要卖掉自己的孩子才能吃饱穿暖。“羚羊”被人贩子带出村庄，进入所谓的文明世界，之后沦落为人贩子进行色情敲诈的诱饵和拍摄色情电影的道具。认识“秧鸡”之后，她又成为这位疯狂的科学天才传播病毒的帮凶。整个过程中她毫不抱怨，泰然处之，已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在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心理下，作为统治者的男性把本属于女性或两性共享的语言剥夺，要求女性要沉静，要一味地顺从，没有必要做自己的选择，只需要无休止的奉献与牺牲。即便女性有选择需求的存在，也只能永远摆在第二位，使女性只能处于沉默聆听或者咿呀学语的地位。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强调女性特质与自然的血缘，强调女性精神“自我”与自然的融合。在她的笔下，女性几乎天然就有对自然的亲近感。女性作为孕育的母体，与自然有天然的关联，女性能从情感上认同与喜爱自然。在吉米的回忆中，他多次提到“羚羊”对小动物、对自然的喜爱，以至于他见到小动物都会称其为“羚羊的孩子”。

吉米的母亲莎伦是除了女主人公羚羊之外的另一名较为重要的女性人物。她和自己的丈夫一样，是生活在“大院”中的精英，是从事绝密生物技术和基因变种实验的生物学家。但是，与丈夫不同的是，当她看到“大院”里的那些所谓的精英对自然日复一日的破坏，以及利用先进的科技制造出无数自然界不存在的怪异物种之后，她终于觉醒了。她开始劝说自己的丈夫停止这种行为，不要再做大院的帮凶，并且指责丈夫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但是，她这种努力没有得到丈夫的理解，却引起两人之间不断的争吵。最后，在她消沉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决定把自己从现在这种生活中解放出来。出走前，她砸烂了家里的电脑，放走了儿子的宠物——一只浣鼬，因为她知道动物生活在自由的森林里会更快乐。通过对它的释放以及自己的出走，莎伦很好地实践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整体观以及伦理关爱。整个“大院”之中只有作为女性的莎伦能够反思人类的所作所为，她的这种自省与周围科技天才、理性至上的科学家、研究工作者的对比显出女性对自然的亲近，对环境的敏感，对一切生命形式与美好自然的尊重。

阿特伍德将现实生活中自然的处境与女性的困境相结合，将人类置身于自然生态的体系之中，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把女性主义的追求上升到了探索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其创作意图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揭示隐含在二元对立关系背后的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而是进一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关怀伦理——关怀自然、关怀女性、关怀一切生命形式，使人们能够正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做到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只有遵循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所倡导的女性原则，秉承以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依存为特征的生态伦理观，才能摒弃男权制等级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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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Atwood， Margaret. Oryx and Crake. Canada Seal Books，2003.

〔2〕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3〕陈秋华.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J].外国文学研究，2004，(2).

〔4〕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外国社会科学，1996，(2).

〔6〕翟雷修.阿特伍德早期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J].文学评论，2012，（8）.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