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吕箐雯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文章从朱熹理解的“止于至善”出发，论证“止于至善”可以被理解为将国家治理到“全然之极”，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均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并且，还从逻辑的贯通性、全书义理的一致性、与传统思想的契合性三个角度，论证了此种解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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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治理国家；尽善尽美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8-0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大学》开篇就谈及“止于至善”。对此，有些学者持朱熹的观点，即将“止于至善”理解为“明明德”与“新民”的最终目标[1]。笔者认为，“止于至善”的内涵是将国家治理到“全然之极”，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均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

一、朱熹对“止于至善”的理解

对“明明德”的理解。朱熹的解释是：“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秉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1]“明德”是每个人生而就具有的认知能力，能够指引人们“聚众理”、“应万事”。朱子云：“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2]人人生而有的“明德”是“气之正且通者”，其“万理咸备”。正因“明德”的存在，人们才有认识天理的可能。结合朱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①的思想，可知在朱熹处，天理外在于人心。人心只是“气之灵”，我们无法向内求得至善至纯的天理，但人人天生就有“明德”，即认识万物之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一直在发挥作用，却会因为我们的气秉与人欲而受到遮蔽。故我们须向外用力，用“敬”的工夫先涵养心气之灵，去掉人心种种的活动与欲念，使心智察识世间之理，然后通过格物的工夫求得万物之理。而“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天理作为整体分摄万事万物，乃至每一具体事物，每人每物都具有普遍的天理，故我们可以通过“格物”求得众理，而后获得天理。故“明明德”就是去掉气秉之拘，使明德彰显，从而指引我们认识万物之理，为求得天理做好准备。对“亲民”的理解。朱熹遵从程伊川的观点，认为“亲民”即“新民”，即在自明其德后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去除掉种种心的欲念与活动，使人天生的认知能力彰显。

在上述两个命题基础上，朱熹给出“止于至善”的解释。“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1]。即“止于至善”是“明明德”与“新民”的标准，这就出现了以下问题：其一，按照朱熹的说法，“明德”是人认识能力的发挥，但“明德”的功用会受到限制，人心又无法向内求理，所以就要用“敬”的功夫，去掉心中种种错误的活动，从而使“明德”的认知能力得到彰显，达到“止于至善”，即“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样便有可能产生“以理杀人”的问题。人正常的物质生活欲望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的心上活动，不能不顾一切地去除，也无法去除。毕竟，“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其二，退一步讲，假设我们允许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摒除 “人欲之私”，那“明明德”能够做到“止于至善”吗？按照朱熹的思想，“明明德”做到“止于至善”，人的认识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尽到“天理之极”，而后就可通过“格物”获得万物之理[1]。然而人的认知能力与范围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做到物之表里精粗皆至，王阳明早年格竹子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笔者认为，我们只有秉承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客观谦逊的求知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的认知潜能。其三，朱子的“三纲领”亦存在着逻辑问题。主体是统治者，若按“新民”做推己及人的理解，“止于至善”是“新民”的标准，那“新民”的“止于至善”是统治者的“止于至善”，还是统治者通过“新民”，使百姓的认知能力达到最大的程度，达到“止于至善”？据笔者所知，朱熹对这一点也没有解释。若是统治者将“推己及人”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侧重点就在于统治者，人们是否文明开化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行为；若按照第二种理解，那么侧重点就在于结果，而人们的认知方式则不做具体固定。而且两种解释不论何种，都会进入“存天理、灭人欲”的弊端中。

二、“止于至善”应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尽善尽美

对“明明德”的理解，笔者认为，朱子的解释与孔孟的思想不是一贯的。孔孟认为，性体是每个人生而就有的善性与感知能力，它一直在发挥功用并通过心的活动表现出来。不过，因为人们错误欲念的遮蔽，性体的功用会受到局限，人会出现错误的行为。但人们可以向内用力，在心的活动上体悟到性之功用，通过善行的教化去掉心中的遮蔽，从而使性体彰显，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在这里明德就是性体，就是至善至纯的成分，它指引人们做出符合善的行为。正如孟子强调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人们性体中包含着纯善的因素，并且如“牛山之木”般可以不停地发挥其功效，指引人们做出符合明德的善行。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大学》中说:“在明明德者， 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4]每个人（包括统治者）都可以明明德，都可以使自己的善性彰显，指引自己行为向善。对“亲民”的理解，这里“亲民”的主体为统治者。不过，笔者认为，“亲民”就是“亲民”，而非“新民”。汉唐之前我国古典学有“亲民”，却没有“新民”[5]。此外，明代王阳明从儒家传统经典出发，论证“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6]。《大学》中“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与《尚书·尧典》中“以亲九族”皆取“亲”字意，言统治者应爱护、亲近民众。“亲民”即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在保证百姓物质生活的同时得到教化，使明德彰明，“亲民”可包括“新民”。

“止于至善”应该是指整个社会的治理状况达到“止于至善”，是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处于事理当然之极”的状态，从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统治者明其明德是亲民的必要条件，而亲民又是止于至善的必要条件。人人都有明德，都应通过后天的工夫使其彰显，而统治者亦有其明德，不过，其明德包括自己个人道德修养的“私德”和治理天下的“公德”。对于统治者而言，明其明德既指个人私德的完善，亦指其公德的发挥，而公德的发挥就就是国家治理，也即“亲民”。“亲民”包括富民、教民，既使百姓有充分的物质生活保障，又有丰富先进的精神生活。“亲民”的标准就是“止于至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最完满的状态，即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处于事理当然之极”。

三、此种理解的合理性

此种理解的合理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论证：（1）逻辑的一致性。此种理解的逻辑结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明明德”是每个人天生善性的彰显，当然包括统治者。统治者善性的彰显除了个人道德修养的“私德”外，还有社会治理方面“公德”，这就要靠“亲民”来实现，以使社会各方面趋于完善，这也就是“止于至善”。这样理解“止于至善”，与“明明德”和“亲民”的解释相贯通。（2）与全书义理的一致性。首先，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体现了统治者由内圣向外王的扩充过程，这与《大学》首章的意思相一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明明德于天下”让统治者的明德泽被天下，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处于全然之极的状态，也即“止于至善”；而要将天下治理好，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要有一颗爱民、亲民之心；要治理家国天下，就要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己明德”。由此可见，对“止于至善”的解释，与后文的义理相照应。其次，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的第三章，亦可以找到对“止于至善”的解释。“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憟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这里讲的是君子“止于至善”的方法，君子通过不断地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多做益于百姓之事，“盛德至善”，将国家治理好，民才不会相忘，才会爱戴、尊敬统治者。因此，将“止于至善”理解为使整个社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这与全书的义理相一致。（3）与历史文本与传统思想相契合。如前文所述，“明明德”的解释符合传统的儒家思想，“亲民”的解释也符合《大学》的历史文本，故由“明明德”与“亲民”推理得到的“止于至善”的解释，也应符合儒家传统思想。孔子在《论语》中曾两度提及“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一是“修己以安百姓”[7]；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7]。这两句话的意思都为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将国家治理好。在孔孟的思想中，尧舜是圣人的典型，那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情，不正是“止于至善”的最佳说明吗？还有一个论据，就是孔子本人的志向。《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7]其中的“老者，朋友，少者”可以说涵盖了天下百姓。孔子作为圣人，其最大理想就是国家得到最好的治理，百姓得到最好的照顾，这不就是“止于至善”所要实现的“至善至美”社会吗？

注 释：

①牟宗三.二程全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四[A].中国哲学十九讲[C].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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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3.

〔2〕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07-508.

〔3〕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章句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3.

〔4〕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之六黄侃经文句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81-982.

〔5〕林志纯.亲民与新民——古典史学的一场争论[J].史学集刊，2000，（1）：18－19.

〔6〕（明）王阳明.传习录[M].张怀承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4.3.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宪问[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0，91，82.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