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

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

罗苹

【摘要】

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都是人文之元，都是中华文明的本根，也是组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元素。百年来，形而上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或被消解，或被降格到形而下的层面。这与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的写作方式、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研究方式损害的不仅是形而上学本身，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重估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价值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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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史；消解；降格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105-06

作者简介：罗苹，广东普宁人，（广州510050）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

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3页。

②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但形而上学体系并未成为这门学科研究的重中之重，反而被消解与降格了。当下，“中国有无哲学”的提问还时不时牵动着研究者的神经。要证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找回中华文明的本根——形而上学，将中国哲学史的解读置于形而上学的框架中。

一、隐匿的形而上学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到了近代，日本学者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周易·系辞上传》指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并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梁漱溟谈到《周易》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说：“此刻我们来讲中国这套形而上学的大意。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周易以前的《归藏》、《连山》，和周易以后流布到处的阴阳五行思想，自然也不能全一样，然而大致总一样的，足可以周易代表他们。”

①

梁漱溟提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大约都具于《周易》，还包括《周易》没有涉及的五行。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第一》说得更明确：“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都是人文之元，都是中华文明的本根，也是组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元素。

谢无量认为：“自伏羲画卦，已立形而上学之根据。”

②

《周易·系辞下传》解释：“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上古时伏羲氏通过观察天象，观察地理，观察动物、植物，观察人自身创作出来的。河图、洛书一样是取象于自然。《周易·系辞上传》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描述世界图式的时候，古人采用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通过语言文字来描述。二是通过卦象来描述。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同上）。与语言文字相比，卦象对世界的描述更形象、更稳定。三是通过数来描述。八卦、河图、洛书中的数都来源于天文，不是单纯的数字堆积，而是对应宇宙规律而有意指的数，并按规律做排列组合，内含严密的数理逻辑，“数与道非二本也”参见［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序》。。形而上学体系是古人在与宇宙万物的沟通中，对共通法则的把握而衍生出来的表达方式，是对世界整体性的理解方式；是古人以实事为背景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式，这种世界图式不仅包含概念的逻辑，而且包含世界本身的逻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在器（术）之上，道是器（术）的根本，器（术）受制于道，即古人所说的“制器尚象”。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形而下、器（术）来观照形而上、道。王夫之提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5），就很好地说明了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系。形而上学、道反映的是宇宙的本源、规律、法则。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与灵魂，它统摄、规范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说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李约瑟在探寻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时，就把五行、阴阳理论和《易经》认为是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428页。。

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目的是探求中华文明的本根，找寻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阐旧邦而辅新命。通常学界把古代的“道学”“理学”“玄学”与“中国哲学”等同，然而，“形而上学”却一直被忽略，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内容上，形而上学都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隐匿了。陈嘉明说：“在所思考的问题方面，除了道德哲学方面的相似性外，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即‘形而上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上帝（神）概念、世界与自我的心灵，而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概念，实际上与这三者正好相对应。这意味着，不论中国或西方，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相同的思考对象，并且作出具有相似功能的思考，即回答‘人是什么’，解释人与天（神）的关系问题、人在世界上如何安身行事的问题，等等。所以，即使在最富哲学色彩的形而上学方面，中国也不乏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陈嘉明：《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兼论“中国有无哲学”》，《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赵林指出：“中国哲学诸范畴如‘天’、‘道’、‘理’等，就其形式而言，应该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然而由于这些形而上学的范畴常常被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含义，因此从内容上看，它们仍未超出经验(即形而下)的范围。在中国哲学中，一切形而上学的范畴最终都消融在经验性的道德规范中。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与经验活动或实用目的无关的学问来加以探讨过，那种与道德实践无关的形而上学通常被视为一种屠龙之术而无人问津。”赵林：《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根基》，《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当下的中国学者隐约察觉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形而上学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并非没有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往往被落实到经验性的道德活动中，从而导致了哲学的道德化，道德哲学将形而上学遮蔽了。中国只有形式上的形而上学，而无实质性的形而上学；似乎还存在一种与道德实践无关的形而上学，它极高明但不接地气而不被人重视。然而，这些都只是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并不代表中国自古就没有形而上学。在当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于整个形而上学体系还缺少全面细致的认识，还没有认清它在中华文明中所起的奠基作用。

今天，作为文化原点的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淡出了人们的研究视线，由其衍生出的思维方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形而上学在中国的式微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老子、孔子之前，形而上学体系就已经完备了。但不像西方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有过几次转换，中国的形而上学体系从老子、孔子开始，除了被思想家不断诠释之外，在实质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转换与发展由于篇幅所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具体内容架构和式微过程都不在本文的详细讨论中。有关西方形而上学的几次翻转，可参见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另一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与研究者就在有意无意地消解形而上学，同时，形而上学往往被降格到形而下学的位置来研究。

二、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的命运

19世纪中叶，中国古老的大门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西方科学技术在国人们面前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势力。人们一方面急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在深挖落后的原因，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制度必然成为讨伐的对象，而代表中国文化基础和核心的这套形而上学就只有躺着中枪的份了。

（一）研究者在“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消解了形而上学

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也称“中国哲学门”，从此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历程。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出版。这两套书成为了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模本，其写作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研究的走向。回望胡适与冯友兰等早期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态度，也可一窥形而上学百年来在学界的命运。

胡适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史辨派对上古的史料报着“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研究态度。胡适断言：“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谶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2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科玄论战”中，作为捍卫中华文化道统的玄学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阴阳五行。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提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胡适还指出：“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以从老子、孔子说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7页。如果说胡适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把卜筮之书与科学对立起来尚可理解，但将其与哲学完全对立起来就诠释过度了。用科学来范导形而上学是最不可取的。如果把科学仅仅定义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视域中，那“科学”的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历史相比是极其短暂的。如果用“科学”来否定形而上学，那“科学”之前与之外的历史将变得一无是处。西方的哲学家，断不会在研究、利用古希腊神话和《圣经》之前，必须考据其历史年代和真实性，否则，也就不会有西方的哲学发展史。冯友兰对哲学史资料真伪的认定，其态度要比胡适宽容。他说：“如果没有内容，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有内容，即使是伪的，也是有价值的。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可冯友兰自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这个问题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我讲中国哲学史，就不是像胡适那样，从老子讲起，而是从孔子讲起。在我的《中国哲学史》中首先出现的人物，就不是老聃，而是孔丘。”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191、191页。早期研究者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使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哲学这里被打断了，而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形成的形而上学体系必然会被忽视，这无疑造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天不足。

（二）现代新儒家一派在树立儒学权威中降格了形而上学

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架构的确立，对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一贯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一直遵循着一条“唯心”之路。但这里的“唯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要追求心之本体与物之本体的契合，这种契合是以天道为基准的。人心、社会道德体系都要“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

到了现代新儒家这里，形而上学被纳入儒学框架，形而上学被降格到道德哲学、形而下学的层面。在评价《易经》时，冯友兰直截了当地说：“《易经》本来是一部占卜的书。后来，儒家赋予它以宇宙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并且从宇宙论联系到伦理，进行阐释；这便是现在附于《易经》之后的‘易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熊十力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宗大师，《乾坤衍》一书为其“衰年定论”。该书说：“伏羲远在太古，经验有限。八卦虽美，犹是造端。当时术数家犹资八卦以为占卜之用，（资，犹取也。）并未成为哲学思想界之大典。孔子读八卦，虽有所引发，而孔子之思想毕竟是自发自动，是本其弘博丰富的经验，而始有广大深远之创见，是自成宏伟周密的体系。（宏，大也。）何可以孔子创作之《周易》为伏羲八卦之注疏乎！”还说：“伏羲八卦，后圣推明之，始承认其有哲学思想耳。（后圣，谓孔子。）孔子《周易》未作以前，八卦只供占卜家利用，何得有经之称乎！”熊十力：《乾坤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70、47页。在冯友兰和熊十力眼里，孔子之前的《易经》根本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只是占卜的工具而已。现代新儒家也在寻找文化的源头，但他们只找到孔子这里，造成学界普遍认为从孔子开始，中国才有哲学。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与人生哲学，在他们研究的本体世界里，包含的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据与人生价值的获得。如果说用道德形而上学来界定儒学的本体还算妥帖的话，那么把它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发生的本体无疑是僭越的行为。儒学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和唯一体系，儒家的道德体系是依据天道——形而上学体系建立起来的。还是梁漱溟看得清楚：“不过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6页。《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正如《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可见，孔子对上古以来就形成的形而上学是崇敬之极的。但是，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思想界采用独尊儒术的治理手法，人们的创新思维被禁锢了，形而上学体系得不到有效转换，反而逐步被消融。“这种消融形而上学的做法造成了中国哲学范畴的普遍经验化和实用化的特点。即使是中国哲学至高的‘天人合一’理想，也是在经验性的德目——仁义礼智忠孝信悌等——基础上完成的。形而上学的淡化和消融使得中国人既不关心‘六合之外’的超验世界，也不热衷纯粹自然的普遍规律，而一味执著于此生此世的道德修养(‘内圣’)和建功立业（‘外王’）。超验的天理与先验的心性最终在经验的道德实践中统一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关注的焦点。”赵林：《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根基》，《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本来儒家哲学就有这样的不足，研究者还掩饰这种不足，过分渲染其所谓道德形而上学的作用，天道——真正的形而上学反而被遮蔽了。

形而上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倍受冷落，这与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的写作方式、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研究者在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没有凸显形而上学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往往将之一笔带过，或归于迷信之大本营，或置于形而下的地位。造成这种研究境况是很多研究者的责任，而改变这种研究境况又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的任务。黑格尔在1812年的《逻辑学》第1版序言中说道：“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他还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2页。黑格尔两百年前的逆耳忠言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研究的重视了。遗忘形而上学，就是遗忘自己文明的本根，就会失去了一个民族“至圣的神”。

三、重估形而上学的价值

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以来，写作者和研究者对古代形而上学的消解，以及对其所做的降格研究，损害的不仅是形而上学本身，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重估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价值迫在眉睫。

第一，重估形而上学的“天道”价值。胡适认为，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对于儒家的“五经”，只有《诗经》可以全部接受。让胡适有这么坚定认识的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里的诗句“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而诗中提到的这次日食被天文学家证实是发生在公元前776年8月29日。因为有这个科学铁证，胡适认为这本诗集作为那个时候的见证，其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胡适：《先秦名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7页。。由于长期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把巫术、占卜、卜筮摆放在低等、愚昧的位置。殊不知，正是有了它们，才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天文历法学。而在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天文历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天文历法是建构形而上学的基础。依照胡适的这种科学论证方法，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是不是全无哲学史料价值可言。《尸子》有言：“伏羲始画八卦，别八节而化天下。”八卦代表八个节气。帛书《易传》之《要》篇有言：“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八卦又与四时对应。《周易·系辞上传》指出“阴阳之义配日月”，《周髀算经·卷下》有云“阴阳之数，日月之法”，阴阳交替之义来自日月运行之法。闻一多指出：“原来‘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术语。”闻一多：《“七十二”》，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五行即五季，一季一行统领72天，五行五季共360天，即为十月太阳历一年的时间。近年来，一些学者论证了太极、阴阳、五行、河图、洛书都是来源于天文历法。田合禄认为，太极图实质是古人立竿测日影所得的太阳视运动立体投影图。田合禄：《论太极图是原始天文图》，《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何新认为：“渊源极其古老的干支学说（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已发现完整的干支表），这种以十个天干字纪日——象征阳，以十二个地支字纪月、纪岁——象征阴的二元宇宙观念，正是阴阳学说之滥觞。”何新：《诸神的起源》第1卷，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40页。他认为易学乃是中国上古的宇宙学说，总括于太一、阴阳、五行、四季、八风之理论中。太一即太极，在天之北极，其星即北极星。太一生阴阳，阴阳生两仪（日与月），两仪生五行。五行即“五运”——五气之运行，是上古失传的五行十月历法。何新：《〈夏小正〉新考》，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第59—75页。刘明武考证，五行来源于蚩尤创建的五行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十二月太阳历，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刘明武：《蚩尤五行太阳历的三重意义》，《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刘明武：《河图、洛书中的两种太阳历——彝族文化中的图书及其解释》，《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可见，不知天文历法，不足以言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某个思想家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天文历法做基础的，是名副其实的“天道”。研究清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渊源，才能明白古人为什么做人做事都以这一体系为坐标：“《易》以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周易·系辞上传》）正如《道德经》第16章所言：“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只有合于天道，人才能免遭危险，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可想而知，我们远离天道，抛弃天道，后果会多么严重。

第二，形而上学是伦理体系建立的准则。天道反映的是宇宙万物永恒的共通法则。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是以天地为准则的，所以包容天地间的道理。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为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本身制定了坐标，人道伦理也就凭此而定立。《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另外，天道和人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在宥》有言：“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天道才是形而上的，人道是人们遵循天道而制定出的一套伦理体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仁义是人道，不能等同于天道，但它是遵循阴阳之天道而得来的，所以我们要维护它，它对维持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下，我们常常感悟道德的天平倾斜了、人们的价值坐标迷失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抛弃了应该遵循的伦理体系。在我们的认识中，如果不觉得原先固守的伦理体系是来自天道，就会把这套伦理体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要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精神文化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不是以我们今天的好恶为标准的，而要以天道为标准。我们要建立与完善道德体系也必须以天地为准则。

第三，形而上学是证实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关键。中国古代无“哲学”“逻辑学”，本来这些论调不值一驳。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哲学、逻辑学思维的民族会在近代以前在经济、政治、文化多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但我们要反驳时却觉得底气不足。一方面，当今的哲学研究始终以西方的理论为范本、标杆，如果是不符合西方的“哲学”就不是哲学。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文化中蕴含的哲学、形而上学研究得不够透彻，中国哲学在当下没有发挥其功能，中国哲学既缺少“名”也缺少“实”。“由于中国哲学的长项是修身养性、提高人生境界，而西方哲学，尤其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对此并不太关心（因为让宗教和文学艺术在这方面起主导地位），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比较研究中，中国哲学的价值无从体现。正因如此，有些真心想从中国哲学中学习的西方哲学家，在读了某些中国哲学的研究文章以及某些中国哲学古典著作后大失所望，悲叹从中找不到真正的哲学。可见，只要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国哲学必然显得很低级，一定不会为西方主流哲学家所重视。”［美］姜新艳：《中国哲学在西方被边缘化》，《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5版。为什么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会显得“低级”？原因并非全是我们把中国哲学放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丢掉了中国哲学中弥足珍贵的形而上学。张庆熊说过：“哲学是一种得到理性论证的世界图式……放弃了形而上学就意味着让常识的世界图式或宗教的世界图式来取代经理性论证的哲学的世界图式。”张庆熊：《哲学的知识和哲学的责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在西方宣扬中国哲学的往往是现代新儒家一派，他们已经把形而上学降格，他们过多地宣扬人道伦理，把天道置于人道的位置来讲述。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极富思辨的哲学变成了常识性的图式。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有好感，缘于白晋给了他一张中国古老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莱布尼兹在给白晋的回信中说：人们认为伏羲是世界上所知的最古老的国王和哲学家之一，并且还是中国人的帝国和科学的奠基者，因此这张图乃是现今世界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莱布尼兹还多次谈到伏羲创造的卦象图，与他自己研究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令他十分吃惊。陈乐民编著：《莱布尼兹读本》，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第285页。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轻视则缘于他对易经哲学的轻描淡写和不屑一顾。他断言八卦是肤浅的，八卦里的符号代表思想，因此中国人“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2页。。只有重估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才能让世人真正体会中国哲学的魅力。

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使形而上学运转起来，而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获得自身，并且才获得其明确的任务。”［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1页。如果中国哲学史研究还是在模糊和消解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地位要得到证实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如果形而上学的地位和作用没办法在中国哲学史中凸显，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任务将可能在南辕北辙的现实境况中难以为继。只有真正认识了我们古老的形而上学，认识了天道，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14章》）。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是“僵”而不“死”的，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认识它的价值。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