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

【加】蒂娜·迈·陈／著　梁长平／译??

【摘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探讨了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作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些作品中阐释了阶级和性别之间复杂而又流变的关系，并认为农民和女性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将农民和女性作为革命主体囊括进无产阶级范围内是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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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主义；社会性别；历史主体；社会变革；阶层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８－１２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毛泽东系统阐述了阶级和性别之间复杂而又流变的关系。他认为“农民” 和“女性” 是推动历史发展以及塑造历史可能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影响了他的革命运动理论及其实践。将阶级和性别结合在一起，是毛泽东关于谁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推动历史改变的观点的核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地说过，封建时代建立在性别和阶级基础上的剥削形式限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步，革命性的转变取决于新的性别和阶级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形式的交叉出现。

正如毛派学者们常常提到的那样，毛主义的主要革新之一就是扩大无产阶级的范围，将农民囊括其中，成为社会－历史改变的行为体；并且，明确将女性视为历史的主人翁，扩大了能潜在地发动革命并指引未来的群体范围。① 将农民和女性作为革命力量表明：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了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势；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世纪之交“现代女性”出现以来持续地介入社会－政治；第三，基于“落后的优势”能推动未来进步的理论立场。将拥护（革命）的农民和女性作为政治力量联系起来，主要是由于农民和女性具有多重历史相关性。同时，农民和女性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行为体，他们受到的压迫使得改革需要合乎法理，而改革可能让未来社会焕然一新。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革命与政治交织在一起，并声称农民和女性具有历史相关性。毛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普遍教义坚持认为，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前，农民和女性在历史空白中处于“小人物” （ｎｏｂｏｄｉｅｓ） 的地位。然而，这一历史构想及其主题不只是一种政治，声称女性和农民阶层是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政治；它也是毛主义以及共产党代表“小人物”的政治诉求，同时是“小人物” 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力量的主体性和政治要求。在这一章，我通过概括谁制造了革命以及执行特殊的革命政治这一相互联系的过程重新思考了“农民”。结果是更明确地描述了在毛主义中，即使是体现为男性形式的“农民”，如果没有其相对应的“女性”也不可能存在。为了明确与“农民” 相关的革命解放的性别基础，我呼吁转变理论和历史的棱镜，通过它来理解中国农民和社会性别的历史。

反复出现的阶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农民和女性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任何阶层的人民（不管是女性还是农民）在历史上占优势取决于不断地制造和再造阶层以及该阶层之人。这一观点将号称阶层的政治放到了显著地位，并鼓励我们质问一场运动是怎样界定主体的。泰利·巴罗（ＴａｎｉＢａｒｌｏｗ）认为追求这样一种分析就必须承认阶层的历史性以及强调当前的短暂异质性。①巴罗进一步把类似于“女性” 和“农民” 这样普遍存在的关键术语分析为历史传讹，这样导致了以为用几个简单术语就能解决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错误做法。在这一章，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传统农民形象同鲜明女性形象萦绕在一起的方式，巴罗将这些讹传定义为“蒙蔽性” （ｏｃｃｕｌｔ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②

巴罗使用“蒙蔽性”这一术语来提出这样一种方式，在这一方式里像农民和女性这样的核心术语储存了过去的意义。与巴罗对待女性的方式相似，我们通过制定出一个留心幽灵以及萦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毛主义中的“农民”。雅克·德瑞达（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阐释了马克思在时间和幻影这两大核心概念中提及的“游荡在欧洲的幽灵”。这两者都证明在毛派主义理论中思考“农民” 的重要性，因为“模式化”方法阐明了当前结构的准确含义，并且表达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德瑞达而言，幽灵时刻不再属于时间，因为它没有被从一个时刻到下一时刻的先前决定的进步所束缚③，而是通过过去当下（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实际当下（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现在” 以及未来当下（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之间的互动而存在。牢记这一点，接下来的分析仍然关注毛泽东理论中农民和女性所具有的多种短暂时刻之间的辩证紧张关系。

异质的短暂性和相似性

对多重短暂性的聚焦不只是学术兴趣所在，而且多重短暂性对于我们如何界定改变的可能性来说具有政治关联。它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潜能（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李大钊也承认这一点。④ 此外，正如迈斯纳告诉我们的那样，毛泽东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农民的代理人资格，以此作为转向批评矛盾的一种方式，这一矛盾是由当前中国执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式所带来的。⑤ 可替代的历史观点的沉默取决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方面相信资本主义的直线进步是现代化，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的现代化是一种固定的阶段式发展，这些阶段最终对巨大的人类灾难负责。本章对异质短暂性的聚焦介入了书写历史的政治中。它将历史偶然以及革命转变的辩证法的重要性置于突出位置，而且农民和女性在毛泽东主义中作为现代阶层的存在也是通过“当前”所产生的。

当然，毛主义被注入了一种现代化的精神以及接受历史进步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中国采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期。然而，为了理解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和女性，我们需要批判地接触农民或女性这一可辨认的集群，他们同时作为被压迫者、具有新兴意识的解放者，以及成熟的转变体现者而存在。这些不同的存在模式是交织出现的个人和国家叙事中的中心主题。最常见的是，他们被理解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直线进展。然而，毛派主义对唯意志论以及是否拥护改革的看法，依赖于依靠情态化的线性模型与发展转型。重点关注国情，而不是直线发展，再次依靠农民和妇女这些特定群体。它强调他们的交错存在与改造的权力，以及作为解放对象所施加的限制也在１９４９年后作为共产党合法化的对象。并且，它提出了落后的优势、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的“小人物”政治这些理论的主体性理论深意。

一方面农民和女性作为封建压迫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的“新女性” 和“农民” 在投资于任何其中一个的“不合时宜”的政治潜力中出现（而不是之前所假定的一个取代另一个）。通过将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的文本并排比较，毛主义中对“农民” 和“女性” 的共同阐释变得明显。首先，妇女和农民是历史所在的新兴意识的最近实例，也就是说，他们是对现有阶层的不断演进的重复。其次，妇女和农民在每一时刻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的第一循环，他们的意识仅仅因为新的历史可能性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实现未来的先锋。第三，妇女和农民是快要消亡的压迫的痕迹。因为旧体制的终止被认为是即将来临的，妇女和农民在这一形式中是作为最后一次迭代而存在的。然而，重要的是，当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力争将某一群众主干置于首先的，最后的，或演进的迭代，农民和妇女的活动范围全都涉及他人，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哪方面而言，他们都意义重大。

接下来对农民和妇女在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革命转变行为体的暂时性条件的比较分析也遇到了这样一种论断，即１９４９年后毛泽东提及“过去的封建残余”或使用妇女和农民的“封建形象”工具性地促进了一种陈词滥调的兴起，即以允许过去服务于现实政治。这一比较方式，与那种可以追溯妇女和农民从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演进的宗谱方式相反，强调毛主义中关于农民作用的特殊紧张和各种关系的关键性。① 本文的目的不是引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作品，而是提供一种新的棱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两大时刻，这两大时刻被广泛地认为明确了“农民”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农民运动、历史时代

以及性别化背景（１９２７／１９５５）

毛泽东１９２７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普遍认为是毛最早的关于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理论阐述。标准的教科书和档案文件将此文作为２０年代关于农村人口革命潜力的左派观点的核心。② 毛１９２７年的文章所提及的背景，典型地提到了关于共产党往何处去的紧张形势，１９２７年后共产党在城市几乎全军覆没，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但如果我们也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置于一个包括毛泽东早期关于妇女和性别的文章框架以及其他同时流行的著作中的话，那么这些著作在展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确实起了作用，如鲁迅的作品，特别是《祝福》这一短篇小说。

鲁迅的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分隔的短暂性，抓住了现代性的不平衡及其社会矛盾。③鲁迅认为，当下看上去是反常的并注定要死亡，因为过去的铁笼及其内部具有展望未来的未知种子。鲁迅经常被引用的１９１８年的《狂人日记》中的最后一段，“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④ 在毛的早期作品中能找到共鸣。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１９１９）一文中，⑤ 毛认为“三大铁链” （ｔｈｒｅｅｉｒｏｎｎｅｔｓ） （家庭、未来丈夫的家庭以及社会）禁止赵女士不能发展她的个人自由意愿。他号召所有人记住赵女士———以普遍化的（以及社会性别包容的）术语———作为追逐爱情自由的殉教者。作为殉教者，她能“警醒活着的人们”。对于毛来说，赵女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自于认可她对死亡的选择构成了历史可能性的重要时刻。赵女士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关于爱情的看法使得她超越了家庭和社会的铁网束缚。特别地，在毛看来，赵女士的死并不是社会抹去她的存在。它也不是一种类似于“中国新女性”的殉节形式，“中国新女性” 是指那些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战争中牺牲的人。而是，赵女士在死亡之后被认为是生死十字路口，以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十字路口的幽灵。毛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历史可能性以及偶然性是内在于被压迫的妇女中的，对于她们来说，生活在压迫的铁网里引发了性别意识以及独立人格的萌芽。⑥

八年后当他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１９２７）时，毛对独立的理解已经从个人转向了集体。政治局势已不同往日，对于改变，他更加乐观。在毛看来，农民行动开始以一种比“赵女士”的初始意识更显著的方式打开社会的铁网。然而即便毛宣称农民正反抗那些击打他们肉体的敌人，毛在１９２７年所颂扬的农民的历史重要性时仍援引了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所表达的对历史可能性及其社会性别形式的类似概念。首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上了庆祝历史可能性的标记，这一历史可能性来自于当个人和社会构造毁坏的那一时刻，当时正值新的形式出现。这一转变时刻不只是关于腐败官员、地主或是那些抵制农协会的国民党的死亡。历史的转折也依赖于农民和妇女作为主体性转变的死亡和重生。按照毛的观点，农协会作为“乌合之众的运动”是由那些“在社会中没有地位的人民、没有说话权利的人民、现在大胆地举起他们的手来的人” 所产生的一种历史形式。并且，农协会的未来存在是指在那里， “整个封建—家族体系以及意识形态正由于农民权力的壮大而摇摇欲坠”①。这是小人物和成为某个人之间的紧张，同时占据了过去和未来，这给予了农民改变的历史动力。

分配给“当下”的区别性政治战略，在那里（指当下）农协采取行动以及之后反对家长统治的斗争，当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毛在１９２７年写道，打倒地主和完成经济斗争可以摆在第一位，然后将会攻击宗教和父权。因此他提出一种政治战略，这一战略将某些斗争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同时，毛关于家长统治是不平等体系中“第四权” 的评论，也不只是短暂的用于未来考虑的评论。支撑毛泽东关于社会－历史变革观点的模式化的现在，使得经济和性别斗争是分层的项目而不是相继的项目。同样地，毛明确地意识到封建－家长统治的压迫体系要求（未来）普世化的农民只能够存在于历史的时刻以及空间里，在那里性别不平等的铁笼也被打开了。

此外，之前的可替代的性别关系“不合时宜地”萦绕于当下，促成了组建一支引领未来的人民队伍。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的唯意志论（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经常调用落后的优势。一些学者倾向于将此视为一种实用的政治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毛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② 然而，正如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的那样，对于毛来说历史可能性依赖于不同的社会性别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存。这一点使毛泽东提出他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的时间和原因变得有意义，该观点即农民自己将会完成推翻旧社会的历史使命，它通过性别关系的问题得以阐述。通过谈论贫苦农民之间家长统治的模糊不清的边界作为段落的开始③，最后以破坏烈女祠和节孝坊作为结尾，因为这些行动将会展示出农民的成熟意识。

毛１９２７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出现于一个不同于《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时期的历史时刻。然而正如上面所引用的段落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两者都发出了强大的历史和理论呼吁，声称妇女和农民是改变历史的力量。在任何一个案例中，而且这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点，即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妇女和农民的存在依赖于对中坚力量的团结。毛泽东坚持认为主观世界的转变是客观世界转变的决定性因素④，因此必须将关于农民的作品和那些在不同记录中处理主观转变问题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包括有关妇女、“乌合之众” 或历史“小人物” 的作品。

在１９２７年，当毛泽东认为农民可能也会忙于封建主义的父权制结构，他吸取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产，在那些运动中，多种性别化的代表政治形式以及短暂的模式提醒着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社会主义观念。① 将家长制观念和制度与土豪、劣绅、贪官以及劣行和习俗排列起来的合乎文法的声明，一方面支持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性别学者提出的结论，他们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性别和阶级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阶级和性别解放的相互诠释以辩证法和政治变革的特殊形式为前提，这种特殊形式为它们提供社会革命的动力来源。

当毛在１９５５年回到农民政治激进主义（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的主题上时，他在演讲中提到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模式时，他再次使用了对封建主义的社会性别化比喻。谈到“蹒跚走路” 的小脚女人，她们“不断抱怨‘你走的太快了’”，委婉地表示了毛泽东的想法，有必要开除一些男性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１９５５年反对执行他的农业合作社政策。② 毛将封建妇女体现的消极柔弱性作为封建精英和封建主义的简略表达形式。这将他们安置在“过去”。通过将他们置于一个短暂的时刻中，这一短暂的时刻将会被未来征服，引用语言是寻求提供一种历史不相关的反对之声。毛为这些妇女提供了注定要衰落和失败的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果。③ 她们的缠足意味着压迫的残暴、历史的沉默以及对现代性的无关紧要。这些妇女没有发言权；但在毛主义中，她们的身体“说出了” 转变的“过去”。在这一过程中，她们获得了在死亡／生命／出生的短暂辩证法中的历史相关性。

毛泽东１９５５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的封建妇女，在政治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那些反对毛的领导人的合法性丢失。因为这些领导人想要控制农业合作形式的速度以及继续持有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小农阶级的社会化以城市工业化为前提，毛坚持认为他们挡住了“人民”的道路并将历史排除在外。然而，在党内消除这些过去的因素，走前进的必由之路并不是这么容易。困难不只是因为竞争性的政治派系，而且，正如性别化的言辞所表明的那样，毛通过这些言论描绘出了他的立场，因为农民的历史可能性来自于“不合时宜的”。同样地，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过去／现在／将来作为模式化的存在共存，就像它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样。模式化的存在以及斗争辩证法使得改变成为可能，即便毛寻求将改变引向特别的方向。因为农民和妇女是作为被蒙蔽的阶层而存在，农民和妇女都不能离开对方单独存在，也不能被过去、现在或将来所囊括。任何给定时刻和人民团体的历史可能性依靠不断演进的阶层迭代，如那些过去挥之不去的形式仍然是“存在的”。

主体性的新形式及其政治：

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到《红楼梦》

通过对不合时宜的妇女和农民境况的透镜分析，毛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所唤醒的性别化言辞，似乎远不是华丽的辞藻，它展示了农民的历史可能性与妇女的历史可能性之间的不可分割性。④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不只是导致了党内完全支持毛的农村政策；而且它也促进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联合，这一联合建立在对农民的积极领导前提上。１９５５年授予给农民的历史可能性通过交叉提及本文与其他５０年代中期的文本而受益，５０年代中期的文本充满了主观性转变、性别化的幻影以及有助于产生革命性转变的暂时性条件。①并且，它也使我们回到毛在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运动的主体和它所要求的政治模式之间的重要交叉点。在每一个案例中，“小人物” 的主体性转换以及共产党声称代表这些小人物占据了核心位置。也就是说，正如迈斯纳提到的那样，除了优先突出毛的农村政策外，《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中新时代的到来。毛回避了中央委员会以及领导层关于逐渐和有控制地扩大合作社数量的共识。② 当毛向各级省委和地方党委书记发表这一演讲时，毛向乡村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能量，并坚持认为农民是判断党的革命性是否充足的法官。显然，这并不是５０年代中期的唯一文本，在那些文本里毛处理了“小人物”的政治声音问题。

过去所代表的封建观念和关系的性别化，以及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盛行的“小人物” 的政治发声，回应了毛在１９５４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所表达的情感。③ 乍看这一封简短的信件似乎远离毛的农村政策以及对农民的理论化。毕竟，这封信是直接指向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特别是俞平伯和胡适对清代小说《红楼梦》的阐释。然而，认识到这两大文章中共同的关注以及随之发生的政治运动强调其中根植的性别立场以及产生了短暂性的“冲突”，毛通过它们理解了阶级斗争。

如上所述，毛在１９１９年坚持认为赵女士的自杀是殉道者的政治潜力的具体表达形式，在１９２７年农协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以及在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社加固了转变的农民主观性的历史可能性。在１９５４年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文中，毛颂扬青年和学生是远离已有权力中心的人，使他们成为革命转变的具体执行者。尽管不是落后优势的经典案例，一种常常建立在妇女和农民基础上的理论，毛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拥护的两大学生的声音要求基于相似逻辑的历史相关性。毛１９５４年的信———以及后来众所周知的文艺报事件的论战———揭露出毛对红楼梦批判的兴趣与革命权威问题、“内部圈子”的政治可信度，以及将性别化的文化对象升华到新阐释的阶级种类问题联系在一起。④

这封简短的信主要针对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毛写道：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 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原注：《清宫秘史》是一部污蔑义和团爱国运动，鼓吹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刘少奇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 影片。） 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⑤

接下来的“关注”导致了公开发表俞平伯和《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自我批评，将冯撤职，以及在胡风批评“中国共产党对文学作品的宗派导向控制”后，特别由于周扬和袁水拍在这一论战中所起的作用，发动了反对胡风的运动。①

在这一事例中， “小人物” 批评主义的盛行作为发起运动的一种方式既构成了一种政治努力，也构成了一种理论立场。这两者都是建立在毛怀疑知识分子或官员的基础上，以及他相信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基础上。以青年和农民的名义将已有权力边缘化，这些青年和农民具体表达了神圣的革命承诺，这些承诺加强了毛对似乎狭隘的关于红楼梦意义的论战的评论。②这一政治模式表明，自从１９２７年以来他一直拥护农民的革命潜力。在这一不断地努力确保“边缘”声音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相关性中，将毛为社会不同部分所写的多种文章结合在一起。它也是制造妇女、农民以及现在也包括学生的历史可能性，使得它们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可分割。重要的是，正如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那样，历史相关性使得必须要破坏主观性的暂时性条件，这将某些人民置于先验地外在于历史时间、或者将他们包括进历史的早期阶段中。毛将农民、妇女和青年转变成政治行为体的方式不只是简单地用一个团体代替另一个。而是毛主义的激进政治使得必须承认农民、妇女和青年与已有的政治领导人共同的短暂性，这些政治领导人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权力联系在一起。这就呈现为生成手法，在这些团体和被不同躯体形式占据的模态化的现在之间的辩证斗争。

毛提升了一种建立在主观性和社会转变前提基础上的革命进步观点，在这一观点里，农民和妇女通过斗争和不断地重述他们的多重形式而生成。因此，封建妇女和农民的被压迫之身，是妇女和农民的根本。自从２０世纪转折以来形成的共识，即封建妇女躯体属于过去，使得这一身体成为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部分。③ 一方面，封建妇女的身体可以在修辞上证明对于“驱逐”其他人与“使用过去服务于现在” 上是有用的。④ 然而，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解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就女性团体而言，封建体系是怎样使过去饱受压迫的妇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新女性总是具有巨大潜能。我想要发展的观点是毛泽东提及封建妇女可能是另一个案例，在那里男性领导人利用妇女的压迫这一想象服务于抛开了任何女性主义目标的政治计划。然而，没有考虑到人民总结的关于毛泽东所阐述的女性主义变体，妇女主体性的转变不可能跟农民主体性的转变脱钩，也不能跟５０年代中期青年学生的主体性脱钩。同样地，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作品中不时出现的妇女以及偏向于农业合作社也赋予了阶级斗争和性别解放的双重目标。

即便毛在１９５４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红楼梦的内容或该故事中某个特别的人物，唯一提到这个故事确认了性别化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封建中国，不断地成为参考，通过它来理解当代政治运动。对于毛来说，阶级斗争假定的道路建立在不合时宜的幽灵萦绕所产生的生产力冲突上，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我们思考５０年代中期的红楼梦批判交叉促进了对农民革命潜力的阐释。⑤ 并且，通过集中关注历史潜力是怎样被概括的，我们也能开始欣赏这一联合斗争的结果绝不是预先决定的。相反，它是一个不断的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庆祝和训练妇女和农民作为历史可能性的人物的“不合时宜性”。同样地，我们必须把话题转到庆祝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在１９５５年作为工人的成就上去①，伴随着“死亡”辩证法以及农民和妇女作为集体族群的出现。正如将在下面要展开的那样，妇女和农民的生死形式在２０年代与５０年代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的逻辑结构和政治仍然是连贯的，这一政治连结了阶层以及他们激进的潜力。对于任何社会变革来说，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声称这些假定的“小人物”和前景化的主观改造的历史重要性是必可不少的。

佛教阴影和毛泽东的农民观：

《红楼梦》中的宝玉和《祝福》中的祥林嫂在５０年代中期，毛鼓吹农民革命的更大干劲以及宣布要完成妇女解放，这不只是巧合，小人物的政治声音不只是反射到反胡风的运动中，而且也反射到了对鲁迅的《祝福》的新视觉代表上。１９５６年根据鲁迅１９２４年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是这一系列连结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文本的部分，在那里毛制定出了农民和妇女、革命性和主观性的转变以及特殊历史时刻要求的含义。这一电影和《红楼梦》一起，是将毛所鼓吹的历史潜力辩证法模式和佛教与道教关于生、死和重生循环的方式。

２０年代胡风和胡适聚焦于曹对封建家庭衰退批判的新红学研究以及鲁迅最初的短篇小说，这两者通过充分描述其人力成本而提供了对封建父权统治的深刻批评。这些２０年代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利己主义框架来执行的，但人们可以在它们中识别出可替代的政治可能性。② 也就是说，由于毛泽东２０年代的作品暗示地建议以及他在５０年代日益明确地表明的那样，人们可以阅读《红楼梦》或《祝福》以获得阶级意识的种子，这对于特别的历史时刻是适合的。然后，对于红学来说，５０年代强调研究《红楼梦》作为对社会堕落和封建精英腐败的评论，通过使用方言，是投回到历史中的“人民”的产物。就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将《祝福》视为是象征中国启蒙运动的失败，而且认为阶级斗争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超越文学批评的领域，我认为鲁迅作品中死亡的模糊和绝望性关闭了激进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对于制造农民和妇女成为历史主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确定的是在５０年代中期，毛寻求发展鲁迅的遗产，即优先安排通过新形成的意识、革命破裂以及集体主义引起的时刻。在２０年代，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促成了主观世界的转变，这得益于情感驱使的回应，它引发了反对家长制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具体体现为对地主的批判。然而到５０年代中期，随着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实行（尽管遭到了削弱），情况变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演讲中“站起来了”这一术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正如毛在１９２７年预料的那样，已经到了抨击宗教的时候。然而，仍然有待分析的是，为什么这些抨击在拥护革命的农民身上找到了共鸣，重新要求阶级斗争以及颂扬妇女的成就。③

对于毛来说，即便农民作为集体种类的一员被投射回历史中，农民和妇女的存在取决于他们不断的改进和斗争。正因为如此，他给了存在于创造性紧张之中的模式化的当下以特权，并制造出新社会必需的政治主观性。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现在和将来仍然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是动态的。由于１９４９年后阶级和性别压迫的物质环境得到了处理，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层面，也就是宗教和迷信成为与封建躯体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毛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农民通过与妇女在之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辩证斗争而存在，以及作为囊括妇女和农民的政治行为主体。

这些理论观点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鲁迅的作品与５０年代对《红楼梦》的批判，以及与２０年代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性。特别地，１９５６年对《祝福》的电影改编将封建女性视为不合时宜的幽灵构成了激进的辩证法，它只有在下列条件满足时才有意义，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电影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深入探讨核心理论问题的文本。这些文本需要被这样解读，它们制定出了新形式的主观性和政治，这是建立在声称农民和妇女历史相关性的前提基础上的政治项目所要求的。另外，电影改编似乎简单化了，因为将封建女性的过去置于其中，我认为这一阐释没有考虑模式化的现在，它将农民和妇女与激进的历史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然后这一点将我们带回到２０年代。

为了考虑《祝福》中的主角祥林嫂是怎样转变我们对毛主义中农民的理解的，了解刘丽达（ＬｙｄｉａＬｉｕ）最近对鲁迅短篇小说的分析是有用的。① 刘将问题置于《祝福》里关于灵魂的部分，在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里（１９２３—１９２４），由祥林嫂这个叙述者提出。引用马斯顿·安德逊的话来说，刘评论叙述者所处的讽刺立场，在一种师生关系里，如“现实主义的描述，通过在正式层次上模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被压迫的逻辑以及仅仅再造它的结果所俘获”②。其次，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对《祝福》的解读方式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祥林嫂是迷信的，因此她关于灵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第三，刘提出，祥林嫂的主要文学原型是婆罗门妇女愚痴的Ｓｕｋｓｍａ，她是佛教《聪明和愚蠢的经书》中的一个女性形象，她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事件，如她第一个丈夫的死亡以及她的小儿子被狼吃掉。这一备受打击的妇女，作为佛陀的主要弟子之一，不停地重复她的故事来教导人类。第四，通过突显出这一佛教联系以及拒绝消除祥林嫂所代表的问题，刘认为《祝福》“将生的问题置于生物拟态的入口，在那里理性的头脑———叙述者、作者或读者的头脑———持续被无形的或蒙蔽的知识所构成或影响，例如死亡常常预示着生命的诞生。如此存在对生命作为形式的最终挑战”③。从这一点出发，刘认为鲁迅并没有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中保持沉默，《祝福》是鲁迅对那一论战的贡献。

刘提供了对《祝福》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它从短篇故事的结构和主题中发展而来。通过将这一故事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联系起来，刘揭露了读者和叙述者合谋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质疑被压迫的妇女中保持沉默。她要我们去考虑《祝福》是如何应对２０年代早期关于“形而上学的鬼怪”的愤怒抨击的。然后这将本文带入中国的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更广泛的关系中。对于本章的目的而言，刘的分析被证明是多产的，因为她列出了死亡和生命的门槛在《祝福》里作为模糊和煽动的空间的方式，既在文学作品里，也在辩论框架下，随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

我对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与祥林嫂一致的历史相关性感兴趣，以及将她扩展到毛泽东对农民和妇女作为历史可能性主体的阐述。沿着这些线索，简单地提到祥林嫂在死亡和生活门槛的位置是不够的。问题变成了她是怎样不合时宜地萦绕人性自身的。这使我们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上：特别地妇女和农民的历史相关性取决于他们同时是被压迫者、革命行为体以及社会转变的创造者。简而言之，他们代表着人性死亡以及新人性的到来。

并且，毛对人性的理解是通过２０年代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论战而逐步明确的。按照汪晖的观点，１９２３年辩论的结果之一是“通过借来了某些种类、方法论以及训练的形式，他们［中国科学家共同体］确定人性能够理解世界，这也将他们自己包括其中；因此人性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④。鉴于在毛早期关于农民和妇女作品中的共同主题，以及１９２３年的论战成为党史和史学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将毛１９２７年的文章理解为呼吁要求将农民和妇女包括进人性客观世界中。这样一来使得不只是必须扩大人性的种类，而且必须激进地重新思考人性以及它的短暂背景，在那里早期压迫的非人性使得农民和妇女成为新出现的历史主体。这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制造人性的种类出现的条件里———也就是农民和妇女———以及那些根植于模式化的现在和激进的辩证法中。

将毛所表达的农民和妇女历史可能性的条件突显出来，使得必须要将毛的激进辩证法与其他的生、死和重生的循环区分开来。刘对《祝福》这一短篇小说的分析提出与《红楼梦》的共同点是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同时代流传的文学作品。这两大作品都在思考形式的存在问题，通过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正如它们在封建暴政的方言中被理解为重要的谴责。对于《红楼梦》而言，标题隐喻地提到了对物质世界及其利益的诉求：神秘的和尚是信息使者，以及在小说开篇出现的老仆在最后作为先知再次出现。① 鲁迅《祝福》中的叙述者所说的关于鬼魂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模糊性与《红楼梦》中使用佛教的救赎作为放弃宝玉所持有的“世俗娇气” 的奖励找到了共鸣。② 之后，那些寻求通过佛教主义来摆脱压迫走向解放的妇女（或柔弱的宝玉） 采用何种方式看待萦绕于５０年代中国的之前社会的超自然地位以及毛主义的发展？

将“落后的”观念和实践以及宗教树为靶子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一再发生的主题。然而，一般说来，这一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方面倾向于被讨论为派系斗争、清洗或非理性的结果。频繁地提及“妖魔鬼怪”被认为是以工具主义时尚来反击迷信的、夸张的政治论调。③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政治论调置于使农民和妇女作为政治运动的主体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怎样将妖魔鬼怪置于过去是关于主观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会使妇女和农民成为现在／未来。它也是关于确保阶层自身的激进演变，以及他们不断的相互表达。④

这一点发生在两大相互交织的层面上：首先，没有清楚地表达农民和妇女的集体种类，从其个人的以及被压迫的历史前辈以来；其次，对政治权力激进的重新概括，以致突然出现的农民力量，与１９２７年相似，是未来的一波以及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这一点通过明确农民和妇女的不同形式而发生。一方面，迷信者的死亡，与赵女士相似，她们是对未来的警示。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开篇所呼吁的女性化的政治反对者的死亡重新配置了政治舞台中的角色，向“小人物” 倾斜。到５０年代中期，死亡时刻仍然是当下的必备部分，因为内在于这些时刻的政治潜力；但态度、经济形势和死亡的主观性发生了改变。毛在５０年代越来越强调“小人物”的政治声音引起了唯意志论、农民以及社会转变这些熟悉的主题，当然也意识到农民和妇女已经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成长。

同时承认妇女和农民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存在以及确信这些种类必须不能与毛所界定为历史潜力必须的暂时条件分离开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为“正在制造的阶级” 的农民的通俗表达，提醒我们这一点。此外，这一动力在１９５６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对鲁迅《祝福》的彩色电影改编上变得明显（导演桑弧，编剧夏衍）。这一电影出现在百花运动以及１９５６年３月结束中央对荧屏生产的控制背景下。张英金将像鲁迅的《祝福》这样的五四作品回归到荧幕被认为是这一政策的结果之一。⑤ 剧本的去中央化、剧本的持续性及概要肯定允许更广范围的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生产的显著增加。然而，当人们考察《祝福》中的阶级和性别功能时，它们的出现本质上似乎更少的是对百花运动的反映，而更多的是对建立在农村社会主义转变、性别化的农民阶级以及“人民”的创造，以及在党和国家历史中重新确定毛泽东路线前提基础上的革命理论的艺术贡献。

鲁迅的故事以叙述者以及他不安地遇到像佛教里的“鬼魂”一样的祥林嫂作为开始，与这不同，电影剧本选择了惯常的按年代顺序的描述，即追随祥林嫂从一个不幸到另一个不幸事件。只有在电影的结尾，祥林嫂不能看见那些围绕在她身边的人的乞丐状态，对着狂风暴雪发问： “告诉我，一个人死后有灵魂吗？” 自然的力量吞咽了她的声音，在她说完这一句之前，而且她并没有期待回复，因为她蹒跚着走向死亡，在这一关头她相信这一点将会消除她的过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下，祥林嫂步履蹒跚，电影以一个男性在荧幕后用友善但又遥远的声音说话而结尾：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在忍受了更多不幸和迫害之后去世了。这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事情。是的，这是属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属于过去，而且它们绝不会在现在或将来再次发生。

电影的叙述提供了祥林嫂故事的权威结尾，因此观者只能将祥林嫂视为封建压迫的代表以及它被历史的清除。电影拒绝这样一种不安的层面，这一层面允许刘丽达将鲁迅的短篇故事与生活形式、知识的可替代的权威以及佛教的原型问题联系起来。而是这一电影参与了“清楚的划线运动”以控制“鬼魂” 萦绕于当下。夏衍解释说让祥林嫂喃喃自语灵魂存在的问题，在电影结尾的空白里（而不是出现在短篇故事的一开头），这是一个让观众容易理解的设置。对于夏衍来说，同样的逻辑证实了使用荧幕外的（男性）叙述者来作为电影结尾的合理性。①

夏衍提到的观众理解可以被视为是关于史前史以及生产历史相关的“人民”的前提的观众教育。祥林嫂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遭遇，封建主义和支持它的迷信，坚固地存在于另一个历史时刻中。因此，电影《祝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开辟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但我们不能将结束的时代从历史长河中抹去。它是一种尝试，尝试去驯服不合时宜的、尽管也拥护其生产性的紧张。叙述者评论的反对的暂时性以及他整体上总结祥林嫂的一生是“充满了灾难和迫害”，使得观众重新思考这些灾难和不幸，正如在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将他们一个个地放回到“过去”，然后设想当下／未来作为免遭这些痛苦的男人和女人的历史潜力。

这一历史时刻的建构以及社会－经济悲剧明确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可以做出关于家长制、农业合作化政策、文学批评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评论，这些评论是相互阐释的并互相融合。对过去的改良是毛所拥护的主观转变的关键。但它不是折价或忘记；而是，祥林嫂所代表的过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鬼怪。因此它提醒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的主体———农民和妇女———不得不被设想、创造以及成为现实。即使是一个有着封建思想以及精英做法的女性也为那些抵制全面的农业合作社的人提供了视觉性参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所有女性身体都归结为过去。当１９５５年（更像是在１９２７年） 毛告诫那些落后于群众运动的人时，他已经设想了一个未来的新阶级———他们的存在是与农民和妇女的革命潜力密切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激发这一革命潜力。

结　　论

正如迈斯纳和其他人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坚持将党的政治目标与中国农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正如本章在不同层面探讨的那样，农民的痛苦、落后和死亡被证明在动员生产能量、思想斗争和代表性政治领域非常有用。雷伊·周评论道： “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农民的落后性并让它‘歌唱’。农民的幼稚、贫困、剥夺和无望成为党宣传的工具和党权的支柱。”② 当然，我们可以用封建妇女的死亡呻吟和其同仁自由妇女的“歌唱” 来补充。但是，正如本章所提出的，如果我们完全理解农民作为革命阶层的性别基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义或那些使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合法化的人将妇女增加到应该解放的类型里就不成问题了。相反，它使得必须欣赏不同外观和社会地位的妇女是怎样与农民萦绕在一起作为同类的。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了，声称农民和妇女具有历史相关性与“小人物”能引导历史的政治主张之间的紧密联系。

通过横跨时间和政治运动的系列谈话文本来建构农民和女性，考虑到政治形象的转变和毛泽东主义中时常出现的性别化的农民，我们重新思考农民和女性的关系。“农民阶级” 从创立之初就与声称阶级的革命潜力密不可分，以及随之而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补充优秀的学术著作，即那些质问将阶级和性别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的女性与“农民”作为革命的一员意味着什么的作品。此外，由于农民和女性联合起来所引发的变革依赖于历史相关性，我们提醒自己，在毛主义中妇女和阶级之间并没有预定的或必然的联系。影响数百万农民和妇女的生活是不断演变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毛泽东作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也同样负有责任。与此同时，毛派主义理论寻求将世界设想为一个不断重申男人和女人、农民和工人集体力量的世界。值得铭记的一点是，当不合时宜和历史偶然性经常以当下和未来的名义退居过去时，这一基本的政策可供阶级和性别解放替代的选项就是他们否认历史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　欣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