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

陈羽

摘要：当代语言学作为学科确立不过100 多年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之前，既有对文学语言的积极继承，也有对语言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有益借鉴。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观照下，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进行解析，文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①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②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③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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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语言哲学

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语言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则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标示。索绪尔说过，对于符码来说，“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倒真是接近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本体论”。①

虽然这里论述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流派的主旨之一，但是扩大到整个语言学学界，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注意到了思考某一现象的总体性。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学流派进行穷尽式的概括分析，以下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论述：

一、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

从语体来看，最大的分类为口语和书面语，而书面语中的文学语言则是语言学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本文拟单就文学语料方面，分析马克思对其的关注和相关研读。

1.马克思对文学的关注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了著名的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和塔西佗的原作。②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犹如果树上树干与花叶的关系。文学脱离了语言无所附着，而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则是文学。马克思认为，英国出色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人，他们的描写明白晓畅且令人感动，而小说中揭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那些政治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

2.马克思的文学修养

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在其名作《绿化树》中曾经描写过主人公阅读《资本论》的心理活动，主人公张永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衣食无忧的有产者的少爷突然跌入社会最底层，而且是以被约束的对象进入最朴实的农民阶层，他心理的巨大落差在阅读《资本论》后得到了释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说的意义，但他那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就紧紧地攫住了我：每一页都有今我叫绝的句子。他的思维逻辑是严密的，而阐述时采用的却是写诗的大跳手法和意指手法。③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老百姓（包括主人公章永麟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只被允许阅读的文本仅限于马恩列斯著作、毛选、鲁迅著作或者官方文学。文中马缨花的形象，厚重如油画，美丽如雕塑。张贤亮在小说中，借用主人公的心理语言艰苦剖析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命运，而他则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3.借用文学语言表达哲学理念

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非常熟悉，他经常拿莎剧中的名句来说明问题：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153页；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176页）马克思借用戏剧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即在金子面前，人人拜倒。

《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这本书收集的语料非常广博，可见马恩的文学修养极为丰厚。再如但丁的“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世人耳熟能详，但马克思并不介意借用众人皆知的名句，他的文风具有雅俗共赏的一面。

4.马克思哲学语言中的隐喻与类比

⑴隐喻。第179 号《科伦日报》枯燥无味的社论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或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让读者去解答吧。但该者首先应记住一点：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9页)马克思用希腊神话中神使海尔梅斯同德国反动政论家、《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同名，讽刺了编辑海尔梅斯—伙文学水平低劣。马克思说《科伦日报》的社论不论是海尔梅斯写的还是他的同伙不中用的宣传家所写的，反正一样，都是“枯燥无味”。④

这里是顺势拈来的类比，而神话中山羊神的形象则让德国的普通读者理解了马克思的寓意。

“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页)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他因为受罚永远推运推不到山顶上去的巨石。比喻的力量在马恩文本中随处可见。此处，文中已经消解了息息法斯作为恶人而受罚的意味，而仅仅用推永远也推不完的巨石来比喻工人的无休止的劳作。

⑵类比。诗人们记述，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答应乌利斯，要对他表示友好，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最后再吃掉他。

是啊，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马克思《资本论》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92页)

上文中运用了类比的手法，深刻揭露了高利贷者的吃人本质，而这一本质却掩盖在所谓“后吃”的伪善之下。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他笑的时候，脸上出现的皱纹，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个老马伏里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第347页）马克思把皮佩尔比做马伏里奥，批评他因庸俗自满而屡出洋相。

马克思的嘲讽用语辛辣而不留情面。令人忍俊不禁。讽刺笔法，似乎在写作具有批判性的作者笔下颇为常见。如毛泽东、鲁迅。此处的超常类比，实际也具有夸张的意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这本书辑录的语料，从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从格林童话到海涅的诗歌，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隐喻、类比俯拾皆是。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在184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⑤

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理念之一，如果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在语言哲学中，所谓一以贯之的语言分析方法似乎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就拿转换生成语法来说，乔姆斯基早年创立了这一学说，试图论证所谓的普遍语法，而所谓先验的儿童习得语法的过程，又难以通过实例加以验证，于是该学说自身也在不断修正，而在修正的过程中，所谓最简方案，是近期的成果。

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直到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和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先生也特别强调，不顾历史发展，同质地看待思想家的理念具有非法性。

由此，语言观也是如此，针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分析方法的立场的异质性，同一语言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扬弃性，以及某一语言观的局限性，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黄伯荣本的《现代汉语》为例，学界对这本经典已经展开了一些批评，比如语料陈旧，分析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等等。但是就目前看来，诸多版本中想要拿出一本与其抗衡，并获得很多高校的认同，也非易事。黄本现代汉语如果想不被动摇地位，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语料，并且拓展视野，吸收诸家之长。而其他的同类教材，则可以在学习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上，获得一席之地。

语言观的辩证法也是对语言观的不断自否定、他否定，从而进行发展。当然，观点本身毫无争议的部分，必须要加以坚持和肯定。“常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对人的周围性指引。这种指引，是一种无脸的暴力。”⑥为了避免这种“无脸的暴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则是语言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马克思一再强调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人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来解决。语言观的语境问题由此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语言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有两个大的层面可以分析，即历时的和共时的。历时的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如广韵音韵体系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对照），共时的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来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而其中流派众多。

站在印欧语系的立场上，无疑会得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性没有英语明确的结论，但是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发现，汉语词语的多功能性是其重要特点，而多功能当中看其主要功能，会对我们确定词语的词性有帮助，至于其次要功能是否能使其获得某一词性，得看该词语出现的频率，被认同度有多高，以及生命力如何。（当然，也得注意其词汇意义，以及结构关系）

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副名结构“很中国”“特男人”“很淑女”，后面的这些名词有人认为具有了形容词的特征，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名词具有了描述性的语义特征，就简单地认为它们转化为了形容词，理由如前。

1.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中的生成性

⑴共产主义宣扬手段的普及性。《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于1847年6月9日的伦敦，当时的秘书是海德，主席是卡尔·席尔。

这一草案，采用了问答式来拟定，问题和回答都简洁明确，令人耳目一新。

如第22 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摈弃现存的宗教吗? 答：共产主义则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使一闭现存的宗教成为多余的东西，并归于消亡。⑦

在1847年，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之初，领导人们就将普及这些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以贯彻执行。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者们，对其用太多专业哲学理念的术语，完全起不到推广和传播的效果。而问答式，做到了细则化，明确化，简易化。而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特别指出，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其中第十条中提到“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从问答式草案以及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语境使得共产主义的信条普及时，既要注意到针对普及对象的大众性，又要注意到组织关系的机密性，而后者是保证政党纯洁性以及使之能够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⑵从相似到表象。福柯以为“词语反映对象、主体投射和拟人化客体。”⑧概念义主要指一个词语的理性色彩，即“人对物的客观塑形”，而附加义则是一种“主观语言投射”，比如情感色彩、语体色彩。（如红色在中国的特别寓意），在语境中，某一词语的主客观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一位马来西亚同学说她们过年时，发“青包”，用绿色的纸包钱。）

关于客观事物，就笔者所见，应存在好几种类型:

其一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世界，而对于客观外在事物的模拟，这也是汉民族早期造字法以象形字为主的原因之一，象形字的理据在于模拟自然界事物的外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容易沟通理解。即使是当下，婴儿在牙牙学语时，对于名词和动词的掌握也比抽象的代词容易。（对于3岁的孩子，“阿姨叫你把糖给她吃”这句话，孩子有时会难以转换其中的人称代词）

其二是口耳相传的物质世界，即并没有亲见。如笔者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埃菲尔铁塔，但是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其三是无形的物质世界，如空气、粉尘、阳光。

其四是人们的心理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投射，如唯心论者创造出的神的世界。而唯心论者多坚持一神论。

人们从事物的直接认识转向语言从客观世界的抽离，即语言成为再现式的表象是福柯的主要观点之一。“词与物”的构序是主观与客观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具有异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抽象与具体，一般和特殊。

2.象征性概念

黑格尔常说，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与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者说出同一句话（能指），所指将完全不同。⑨说话人由于阅历和经验的差异，在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上，所指即该事物的概念义会有所不同。如“年轻”这个概念，不同年龄的人对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的理解。象征义则存在于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抽象中。

拉康以为“树”的概念并不代表具体存在的某一种树，而只有去除了一切具体实体，作为象征的概念才能得以存在。在语言学中，一般认为，“树”为上位词，各种树为下位词。个人觉得，拉康将上位词和下位词的概念和功能加以混淆（或曰做了别解），语言中充斥着大量的上位和下位概念，上位词往往具有抽象概括性，如“笔”，其下位词有“水笔、粉笔、钢笔、铅笔”，二者是抽象和具体之分，抽象的概念，偏“虚”，具体的事物，偏“实”。词语语义的虚和实，应从具体语境出发，在认知交际的过程中获得阐释才是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

从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两大潮流来看，第一大潮流是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确立，第二大潮流是从欧洲功能语言学派发展到认知语言学，再到构式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重视口语，主张穷尽式的观察，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语料的学习和选取不谋而合；其局限在于过于关注形式而忽略意义。转换生成语言学在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其局限在于采用过多抽象难懂的符号。就乔氏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语法规则而言，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的欧洲功能语言学派由20世纪70年代的韩礼德创立，发展到80至90年代，认知语言学确立，二者观点皆对立于转换生成语言学，80年代又形成了构式语法，既注重形式，也注重意义。

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宜兼容并包，吸收各大语言学流派的长处，尽量避免其局限性，从多维的角度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评价并采用其理论及方法。

语言现象的历史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不同年代的语言现象，也鉴证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从一定的有限的具体现实出发，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⑩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继承，会给语言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引文注释

①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3.

②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4.

③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70.

④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35.

⑤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

⑥张一兵.交道性操劳：世界最后的遭遇[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60.

⑦新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Z].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1978:12.

⑧张一兵.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J].辽宁大学学报，2013(5):10.

⑨张一兵.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J].浙江学刊,2004(6):83.

⑩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1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