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艾滋病的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做好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我国农村艾滋病的流行现状、流行因素及预防控制做一综述，探索农村的艾滋病防控策略，提高农村居民对艾滋病的认识及自我保护意识，为今后更好地控制艾滋病在农村的传播流行提供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艾滋病 农村 流行 预防控制

　　自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疫情经历了输入散发期、局部流行期和广泛流行期，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流行区域不断扩大，广大农村地区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1-4]。艾滋病严重威胁着农村居民的健康，并造成个人、社会及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农村地区是艾滋病防控的薄弱环节，如何有效开展农村的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提高群众的防控意识，是目前我国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我国农村的艾滋病流行现状、流行因素及预防控制做一综述，探索农村的艾滋病防控策略，为今后开展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农村艾滋病的流行现状

　　近年来，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疫情人数呈上升趋势，地区分布不均衡，高发区主要在西南和新疆，流行地区由南向北、自西向东不断扩大[2]。全国艾滋病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报告现存活15岁以上的57.1万HIV/AIDS病例中，传播途径为注射毒品、异性性传播、母婴传播和既往采供血的感染者，现住址在农村的构成比分别占60.2%、59.6%、75.6%和80.9%[3]。2004—2016年全国报告HIV/AIDS病例约31.9万，职业为农民的占48.1%，构成比居首位[4]。各省市监测或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或职业为农民的HIV/AIDS病例构成比例较大。如2000—2013年广东省报告HIV/AIDS病例共计4 9038例，职业以无业和农民为主，分别占23.1%和19.2%[5]。广西艾滋病监测显示，2010—2017年新报告的HIV/AIDS病例共计8 5182例，14个地级市和115个县（市、区）均有病例报告，疫情以农村为主，职业为农民的占68.4%，农民构成比呈增长趋势，由2010年的61.7%逐年增至2017年的70.7%[6]。四川省自1991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疫情以来，截至2017年底累计报告HIV/AIDS病例143 998例，职业为农民的占60.0%[7]。2004—2015年新疆报告HIV/AIDS病例累计14 696例，职业以家务及待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分别占37.7%和26.0%[8]。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的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需要高度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农村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2 农村艾滋病的流行因素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居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及性程度相对较低，加上农村人口频繁流动、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缺乏、性观念逐渐开放、艾滋病高危行为存在、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因素影响，加快了艾滋病在农村的传播与流行。

　　2.1 农村人口的频繁流动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流动外出农民工1.7亿人。单纯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流行并没有因果关系，而一旦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因素相结合，便可能导致艾滋病快速传播[9]。多项调查研究显示，农村流动人口存在一定比例的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和多个性伙伴等高危性行为，且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10-11]。邱红恒等[12]对2006—2017年发表的49篇流动人口相关文献进行meta分析，得出我国流动人口商业性行为发生率为8.3%，但近1年商业性行为的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仅为28.9%,HIV感染率为1.4‰。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打工谋生，过节或农忙时回到农村，频繁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将艾滋病从城市带回农村，并传播给留守在农村的配偶，增加了农村艾滋病流行的风险。

　　2.2 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缺乏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信息交流相对闭塞，居民文化程度普遍相对低等原因，使得农村居民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程度相对低。陈蕾等[13]调查宁夏城市及农村居民4 512人发现，艾滋病知识的总知晓率为68.0%，城市居民知晓率高于农村居民。覃志国等[14]在广西百色市12个县抽取108村调查5 326人，得出农村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65.8%。《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要求居民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需达到85%以上，艾滋病防治知识缺乏已成为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

　　2.3 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发生

　　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低档暗娼人群HIV感染率高，且反复辗转频繁流动于乡镇集市或城乡接合部，提供商业性行为服务，低廉的收费增加了农村居民嫖娼的频次，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董微等[15]调查广西、云南、湖南3省6市县的1 520名低档暗娼，得出低档暗娼的HIV阳性率为6.6%，梅毒阳性率为11.8%，而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仅为57.1%。农村居民艾滋病知识缺乏及预防HIV感染风险意识不足，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多项研究显示，农村居民存在一定比例的婚外及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这可能导致HIV感染并可能传播给配偶[16-17]。

　　2.4 艾滋病歧视的存在

　　缺乏对艾滋病的客观认识，农村的艾滋病歧视问题已不容忽视。黄冬瑞等[18]调查发现，未开展农村艾滋病面对面宣传前，53.7%的农村居民不愿意跟HIV/AIDS病例交往。杨先碧等[19]在凉山州5个县区开展调查发现，居民的艾滋病总歧视率为57.1%。艾滋病歧视对防治工作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阻力，歧视阻碍了部分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群不愿或不敢接受HIV检测，也阻碍了HIV/AIDS病例接受抗病毒治疗和救助关怀[20-21]，不能及时被发现以及确证未及时有效治疗的HIV/AIDS病例继续发生高危行为，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李怡等[22]分析了2010—2015年的嫖客调查数据发现，既往做过HIV检测者仅占12.4%。

　　3 农村艾滋病的预防控制

　　在艾滋病疫苗研发尚未成功之前，宣传教育、行为干预、艾滋病检测及治疗是农村艾滋病预防控制的主要策略。针对农村艾滋病的流行因素，可通过加强农村居民的艾滋病宣传干预，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提高防控意识，改变或减少高危性行为，扩大HIV检测覆盖面，及早发现并治疗HIV/AIDS病例等手段控制艾滋病在农村传播流行，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

　　3.1 宣传教育，注重预防

　　通过宣传教育，力求农村居民掌握正确的艾滋病知识，减少歧视，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可通过粉刷墙体标语、发放宣传小册子、电视广播、文艺汇演等宣传手段开展农村艾滋病健康教育。通过政府建立艾滋病防治的长效机制，招募并培训农村威望高、沟通能力强的村干部、村医等作为宣传骨干，成立艾滋病防治工作小组进村入户，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农村流动外出人员及留守人员的防艾宣传，提升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孙长喜等[23]研究发现，通过“电视、互联网+”、培训计划生育骨干等方式开展农村艾滋病教育，村民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对艾滋病的态度逐年得到改善。接触范围广且处于性活跃期的农村流动人口精神空虚，且存在生理需求的农村老年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高，应作为宣传重点，加强性知识及性道德法治教育，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24]。苏欣等[25]研究发现，通过强化健康教育，高危人群的疾病防控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增强。在毒品危害严重的边境农村地区，需大力开展禁毒防艾工作，宣传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教育村民远离毒品，减少艾滋病的侵袭[26-27]。

　　3.2 行为干预，避免高危

　　行为干预是艾滋病防控的有效措施，艾滋病的行为干预策略包括安全套推广、针具交换、及时诊疗性病、避免高危行为等[28-29]。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而安全套的推广使用是预防艾滋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农村居民存在文化程度低、认为农村远离艾滋病、不积极学习艾滋病知识等特点，应通过政府公布艾滋病疫情，宣传农村已报告了艾滋病病例、低档暗娼HIV感染率高等事实，增强艾滋病感染风险意识，加强自我保护，避免发生高危性行为。积极开展农村及城乡接合部可能存在性交易的场所从业人员艾滋病性病知识教育，免费发放安全套，加强相关人员的行为干预和有效管理，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对感染了HIV仍继续从事商业性行为活动的从业人员，联合多部门进行打击严惩。陶凤等[30]通过分析26个暗娼干预研究发现，行为干预可促进暗娼人群的安全套使用。

　　3.3 检测监测，搜索病例

　　HIV检测是艾滋病预防、抗病毒治疗和关怀救助的奠基石，是阻断艾滋病传播的主要策略之一[31]。及时检测出HIV/AIDS病例并有效治疗，能有效降低艾滋病传播的风险。戴色莺等[32]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居民艾滋病感染风险意识不足，绝大多数晚发现HIV/AIDS病例在查出被感染之前从未做过HIV检测，也不知道检测地点的占一定比例，HIV检测力度不足。因此要在农村大力宣传艾滋病感染风险及推广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提高农村居民检测意识，动员有过高危行为者主动检测，适当增加并大力宣传HIV检测地点，扩大检测覆盖面。在艾滋病疫情较重的农村地区，建议利用农村居民每年健康检查时机，将HIV检测纳入常规的健康检查内容，或加大医院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服务的力度，尽可能发现HIV/AIDS病例。

　　3.4 治疗关怀，减少传播

　　在发现早期即开展抗病毒治疗能较好地改善HIV感染者的免疫学状态，降低病毒载量，减少传播概率，抗病毒治疗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策略[33-34]。因此要在农村大力宣传艾滋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落实“发现即治疗”的策略，让HIV/AIDS病例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治疗显得尤为重要。DONNELL等[35]在非洲研究发现，单阳家庭开展抗病毒治疗后，异性恋夫妇间的HIV传播风险降低了92%。加强农村HIV/AIDS病例的定期随访，进行心理干预，密切关注抗病毒治疗的质量，保障所有病例都能接受持续的治疗与监测，引导积极面对生活，树立艾滋病到我为止的理念，并做好家属的教育工作，消除恐惧、歧视，可降低传播风险。朱秋映等[36]对408名HIV/AIDS病例调查发现，加强随访管理及做好关怀工作病例的危险行为减少，HIV传播的风险降低。胡锦流等[37]研究发现，通过对HIV/AIDS病例及其配偶开展行为与心理干预可以改善心理抑郁状态，提高安全套的使用。

　　4 建议

　　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人口的频繁流动、艾滋病知识缺乏、高危性行为存在、艾滋病歧视等因素影响着农村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农村艾滋病的流行形势严峻。结合农村艾滋病流行因素，积极广泛开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迫在眉睫，积极引导改变艾滋病相关态度及不安全的行为，积极鼓励农村有高危行为者参与HIV检测，对检测结果为阳性者提供进一步的咨询、抗病毒治疗和关怀救助服务，是控制艾滋病在农村流行的有效手段。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将是我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重点。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汪宁.艾滋病在中国和全球的流行现状及面临的挑战[J].科技导报，2005,23(7):4-8．

　　[2]王遵伍，刘慧君，王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12):1593-1597.

　　[3]王丽艳，秦倩倩，丁正伟，等.中国艾滋病全国疫情数据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4):330-333.

　　[4]郭玉秀.2004-2016年我国艾滋病流行特征分析及月发病率预测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9:18-26.

　　[5]谢颖倩，李艳，付笑冰，等.广东省2011-2016年新报告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流行病学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18,44(3):238-242.

　　[6]葛宪民，杨文敏，朱秋映，等.广西壮族自治区2010-2017年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9,40(3):315-321.

　　[7]曾亚莉，汤后林，李菊梅，等.四川省1991-2017年HIV/AIDS生存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9,40(3):309-314.

　　[8]郑强，王静，董言，等.2004─2015年新疆艾滋病监测数据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7,32(1):34-38,90.

　　[9]SKELDON R.Population mobility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south east Asia:An assessment and analysis[EB/OL].(2000-02-15)[2020-03-30].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381445_Population_Mobility_and_HIV_Vulnerability_in_South_East_Asia_An_Assessment_and_Analysis?_sg=7t5x M8OKVe5s Hz Zd RQiri Cp97Zc_Me WGn-kn Fl B-cc8Bvb D0JOs DWSSXoj Tng WHNrw0m Klh Yy I7j4o.

　　[10]范吉祥，刘冰，邓立权，等.吉林省2011-2015年流动人口艾滋病哨点监测分析[J].中国卫生工程学，2017,16(5):631-633,636.

　　[11]罗映娟，赖文红，裴晓迪，等.2012-2015年四川省流动人口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分析[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8,34(5):594-597.

　　[12]邱红恒，陈小龙，胡旺，等.中国流动人口HIV感染状况和相关行为特征的累积Meta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2018,58(5):47-53,96.

　　[13]陈蕾，乔慧，程旺，等.宁夏城乡居民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8,24(3):292-294.

　　[14]覃志国，黄联玲.百色市农村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应用预防医学，2015,21(2):105-106,104.

　　[15]董薇，周楚，周月姣，等.为不同年龄嫖客提供服务的低档暗娼的人群特征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9,25(7):695-698.

　　[16]韦发双，朱刚劲，徐志良，等.贵港市农村留守中老年人艾滋病知、信、行现状分析[J].职业与健康，2017,33(2):208-210,215.

　　[17]罗雅凌，廖清华，李振雄，等.1 481名农村男性外出务工人员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及感染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4,30(11):1017-1019.

　　[18]黄冬瑞，曾梓，罗城，等.贺州市农民获取艾滋病知识相关因素及社区骨干面对面宣传效果的分析[J].应用预防医学，2014,20(5):264-267,271.

　　[19]杨先碧，朱梦蓉，陈丹镝，等.凉山州5个彝族聚居地区居民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歧视态度调查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8,24(10):1012-1015.

　　[20]FEVISSA GT,ABEBE L,GIRMA E,et al.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living with HIV by healthcare providers,Southwest Ethiopia[J].BMC Public Health,2012,12(1):522.

　　[21]FUSTER-RUIZDEAPODACA MJ,LAGUIA A,MOLERO F,et al.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HIV testing across stages of change in Spanish population:a cross-sectional national survey[J].BMC Public Health,2017,17(1):234.

　　[22]李怡，廖斌，李婕，等.2010-2015年昆明市嫖客人群艾滋病监测哨点的结果[J].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9,40(2):139-144.

　　[23]孙长喜，刘兴宝，王海军，等.新时期农村贫困地区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适宜技术及应用[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20,34(2):58-62,69.

　　[24]朱海林.性道德建设：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的伦理支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22-27.

　　[25]苏欣，高峰，宋爱军，等.强化健康教育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疾病防治知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影响[J].职业与健康，2015,31(9):1252-1254.

　　[26]保跃平.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与艾滋病问题治理机制---基于禁毒防艾人民战争的考察[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2):22-32.

　　[27]李欣庭.新疆地区大麻毒品违法犯罪现状与对策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8(2):20-24.

　　[28]贺谦，孔萍，黎天丹，等.艾滋病行为干预理论概述[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7,28(6):83-86.

　　[29]郑灵巧，陈清峰，沈洁.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历程回溯[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9,25(7):657-661.

　　[30]陶凤，陈任，马颖，等.我国暗娼人群艾滋病行为干预前后安全套使用效果的Meta分析[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5,15(1):69-74.

　　[31]马迎华.倡导HIV主动检测加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2):1761-1765.

　　[32]戴色莺，范引光，程晓莉，等.HIV/AIDS患者晚发现原因及对策的定性研究[J].安徽预防医学杂志，2018,24(6):411-415.

　　[33]ZHANG F,DOU Z,MA Y,et al.Effect of earlier initiation of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and increased treatment coverage on HIV-related mortality in China:a national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J].Lancet Infect Dis,2011,11(7):516-524.

　　[34]沈银忠，张永信.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新认识[J].上海医药，2011,32(11):527-530.

　　[35]DONNELL D,BAETEN JM,KIARIE J,et al.Heterosexual HIV-1 transmission after initiation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a prospective cohort analysis[J].Lancet,2010,375(9731):2092-2098.

　　[36]朱秋映，朱金辉，刘伟，等.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随访干预效果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4,18(1):29-31.

　　[37]胡锦流，刘林飞，孙修福.淮安市HIV/AIDS及其配偶行为与心理干预效果评价[J].职业与健康，2013,29(4):462-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