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文系的失宠

刘涵之

摘要：当下中国大学中文专业的失宠，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实用性专业和职业化教育对大学原有系科设置、教学资源的挤兑，一方面由于学科内人文意识和价值担当的式微。面对大众化的教育态势和实用主义思潮，中文专业应该自省不足、完善学科设置，力戒工具化。这要求中文学科需在承认并正视失宠的前提下不断探寻和建构自救的长效机制，立足市场社会、立足生活实际营造批判性思维氛围和形成引导性力量，以发挥情感、心性教育之长，从而开创新的中文教育传统。

关键词：中文系；失宠；人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22-06

作为人文学科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文专业的失宠引发过诸多话题，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温儒敏教授和清华大学已故教授徐葆耕曾就他们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工作经历撰文展开过富有针对性的讨论。受他们启发，笔者发表过《也谈中文系的失宠》一文（以下简称《也谈》），从中文专业一线教师的视角，结合教学观察，提出“反思一个学科在变化的社会秩序下的继续发展、继续生长的合理性”等问题。［1］ 在《也谈》一文当中，笔者主要就徐葆耕先生《漫话中文系的失宠》［2］一文做过一些不太成熟的发挥。囿于读书札记体例的限制，《也谈》一文的写作，其大体原则乃是建立在徐教授文章的基础之上，集中对大学中文系“失宠”的议题做过阐释和例证，而对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特性及一些共同的规律明显照顾不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

一、中文专业失宠的外因

应该承认，从人文（教育）环境与当前社会制度变迁的关联来看，中文系的失宠绝不是一个孤例。譬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为提倡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在一些综合性大学除了中文系划分出编辑学、秘书学等所谓“热门”或应用性专业以外，哲学系、历史学系就划分出社会工作、旅游管理等专业或学科。这类现象说明，传统的人文教育为适应社会需求，正在努力制造出种种能够快速、便捷地推广并运用到市场流通渠道的知识范型、专业技术，这些知识范型、专业技术的增长和积累相应地催生出有关学科的设置——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以前的系科专业空前膨胀直到不断在形式上被学院建制取代，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纷纷改名为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专业设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史哲，从而能衍生出一些强调实用性的新专业来。在追求大而全的学院建制目标中，人们稍微留心便可看到在上述大学当中，一个从事文学原理教学的教员能够开设秘书学的课程，一个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教员在大谈管理科学和企业文化，一个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的教员改行去搞（民俗）旅游经济学……诸如此类的例子，用前些年媒体、学界投入大量“热情”炮制并推广的“知识经济学”来概括，也许比较贴切——因为“知识+经济”的模式能够拯救传统人文学科，又能催生出学科的新生长点来，从而不断推动着学科努力朝市场方向的发展，这不断为就业部门的标准所检验，也将学子们纷纷吸引到这些实用专业的大旗之下。不过，倘若将它们归属为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说是为整合各学科边际催生新的学科部类，恐怕又会令人莞尔一笑。事实告诉我们，当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因为市场游戏规则的引导做出五花八门的专业调整，并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很多秘书学、旅游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出身的学生同样拥堵在就业之途上，也未必比学中文、历史、哲学的学生更怀一技之长、更有出息。这种“滞涨”反过来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的基础，让身处其中抑或身处其外的学生（同时包括教员）不得不产生“市场正确”的印象来——无论怎样，在经济大潮的挑战格局下，文史哲学科已经江河日下，学习传统的文史哲已经彻底没有前途和希望了。以至于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文史哲是老专业，是过于陈旧冷门的专业，是不合时宜的专业，现在到了需要彻底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反映到学院体制内部，这样一个令人窘迫不堪的“恶果”就难以克服：文史哲学科没有用途，即便这些学科得到调整性的改良，面对市场无论质与量的需求，都是分身乏术、乏“技”可陈。我们很难说市场经济、市场意识对社会心理的多方位占有直接导致了文史哲学科的衰落，但经济、人文的非完整融合，的确在当下社会形成某些矛盾，因而实用性专业兴、文史哲学科退的态势不难见出。“市场正确”的检验标准证明，文史哲学科的知识生产与就业门槛的需求往往格格不入，这些学科的设立即使不是逆市场化而行，也是多少存在不怎么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在专业的人力资源研究部门或市场调查部门做出的大学专业就业排行版上，文史哲专业的就业至少在近10年一直是居后不前，很有从大学诸学科、诸专业剔除出去的可能。居后者实在不易，与其拖了学生就业的后腿不如设法干脆让人从排行榜上直接抹去，因此前景毫无乐观可言的文史哲专业只能是该撤就撤了，对于企图希望在排行榜上赚得社会声誉的学校这一愿望可能更为迫切。不是早已有人放言，在“市场正确”的大环境下，“那些就业不见优势的专业完全可以交由市场去淘汰！”（笔者听到一个多少令人有些骇然的“故事”亦可佐证：某理工经管类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中文学科的主事者向分管本学科的副校长汇报中文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重重困难祈望能得到学校的超常规支持，结果这位副校长抛出一句“你们中文学科办得不好可以不办嘛”，气得这位主事者目瞪口呆，连再汇报的信心都没有。）淘尽黄沙始现金，淘汰掉了文史哲这种传统落后学科，余下的就是“知识经济”大潮之中的佼佼者了。这是那些坚信市场万灵的人们悟出的一个道理最浅显、简单不过的看法。在他们眼中，市场一旦成为专业设置、学生就业的试金石，判断专业孰优孰劣则只能以学生所学知识实际应用的广泛与否和市场的接受与否为旨归了，市场需要便意味着社会需要，好的专业就有好的社会效益，反之亦然。况且这些年来学生就业趋势也为专业设置反馈过这般信息：一个即学即用的专业，哪怕只是充当权宜的职业训练，或者是简单地被利用作连通学校与公司的某种中介，它都可能被视为好的专业、理想的专业，因为市场的确需要它，市场需要就是实用，实用就是实惠，实惠也只能通过实用来体现。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前些年此类现象在不同高校的多次重演：只要谁在鼓吹IT工程师的万能，计算机软件专业和培训学校就会遍地开花；只要谁在谈论法律人的重要，法学院就可以随处落地生根；只要谁在渲染影视梦工场的夺目魅力，艺术类专业就会渗透到每一所跃跃欲试渴望成为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科院校。学校如此，媒体如此，公众的眼光心态更是如此。

二、中文专业失宠的内因

从上面的简要述评中可以发现，中文系失宠的同时乃是伴着一些系科和专业的见宠，失宠和见宠总是“相生相成”的，这确实为中文专业发展所处的大环境。依照市场逻辑，大学专业设置的此消彼长使得中文系好像一个“营养先天不良者”（其实以前也很“富有”）突然被抛到和热门院系热门专业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间不尴不尬的状况足令人感喟：通常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尤其是起步较晚的综合性大学，中文学科的招生不但遭遇瓶颈，而且中文系在人事、教员配置到行政办公资源的配置方面都会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在这些大学，所谓“大楼大师”总是和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游刃有余、能者通吃、令人炫目的专业紧密相连的，而中文系总是被迫灰头土脸地偏居校园一隅，说得直白一点乃是一个造就不了大款和各类大腕的专业势必不怎么受人青睐，因此不会也不太容易让人有能和大楼大师联系起来的感觉，中文系早已远离时代的“尘嚣”和光晕。如此这般，日益深重地困于这种状况的中文系师生难免纷纷产生出令人沮丧的念头来，中文专业的日渐失宠是和中文系在“市场正确”的大环境下“被输”于（就业）竞争起跑线分不开的，竞争起跑线泾渭分明地划分出专业的好与坏让不明就里的学子更为困惑和茫然，学生茫然无措，做教师的心态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结果只好以“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自我解嘲。笔者所在的大学中文专业在新生入学教育和大二学生重新选择专业时，无论是有关领导还是任课教师都要花费不少的功夫去引导和说服学生放弃转专业的想法，激励学生继续留在中文系为这个专业添砖加瓦，其情其形颇有些悲壮。之所以费尽周折、之所以感觉悲壮，最大担心莫过于热门专业的诱惑常常使得低年级的学生“军心动摇”，中文系的课堂要是学生“坐卧不安”，加之大学主事者对院系和专业扶强不扶弱办学思想（美其名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导，这个学科还真容易让人感到有遭受淘汰的必要。最坏的后果可能是，学生与教师之间隔膜越来越深，做学生的抱怨教师教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做教师的则抱怨学生太功利、读书种子太少太少——直到双方均认为那些可以归类为纸上知识的东西原本就是明日黄花，实在不值得为之花尽心思和大好年华。

不过，撇开市场导向不论，中文专业自身积累的层层问题恐怕该是导致其失宠的重要原因（笔者在《也谈》一文里分析过中文系学科设计的因袭之弊和失宠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在笔者看来，要讨论中文学科的失宠，中文学科在市场化时代，丧失反思人文教育的勇气和不注重引领市场化的社会、不注重将对市场化社会的观察与批判调整到与人文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路径上（而不是相反）应该是其中最重要、最令人深思的话题了。随着大学扩招时代的到来，以往的精英教育逐渐为大众教育取代，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市场的对接可谓越来越直接、精细。当下的社会意识普遍以为，大学是一个职前训练场，如果学生进入大学没有得到良好的职前训练或者职前训练不合格，那么称大学教育不合格决不是危言耸听。具体来说即使中文学科教学和研究方面在本专业领域尚存信心和力量，一旦面对市场化社会的各种挑战每每也是失却不少生存博弈的智慧，曾经的“显学”风光早已完全丧失，直到给人造成暮气沉沉、每况愈下的印象。表面上看，中文系在竞争起跑线上输给热门专业是适应不适应市场需要的检验标准在起作用，而实际上，不消说能否逆社会市场化而行，就是面对市场化的滚滚大潮，中文专业真正主动准备、投入的热情可能一直阙如。相比一味埋怨市场的“专横”、不近人理，哭诉“立世之艰难”来说，中文专业正在思考什么、能够思考什么和以何种方式思考也许至关重要，而实际上，这一思考赋予自身的意义、赋予人文教育的意义中文专业真正用心去探询委实不多。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恐怕很少有人相信这一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对于学生而言，不是对文学、语言知识的简单记忆，它不断打破思维惯性，使思维积极、鲜活，更具判断力，使情感丰富、充沛，更具包容性；对教师而言，中文教育不是因袭传统，不是简单灌输，而是教化、启迪等手段的广泛应用，更注重传统的发明和再创造。当中文专业宣称我们原来就不是属于市场的东西，因此不好用市场来检验也无须用市场来检验时，这一自设的在而不属身份正好说明中文系的封闭性、保守性过强，以至于难以调整好姿态去把握学科发展的新机会。关于学科创新，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过［3］：

一门科学要肯定自己和否定其他，势必会产生新的好奇，因为否定其他已意味着认识其他。尤其，各门社会科学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都想侵犯邻近学科的领域，而自认为仍留在自身的领域之内。经济学发现了在它四周的社会学，历史学接受了邻近学科的种种忠告，并力图作出反应。由此可见，尽管遇到了沉默、蔑视之类的消极对抗，一个“共同市场”正在形成中；在今后几年内，朝这个方向作些尝试也许是值得的，虽然各门学科最终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为好。

而由美国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主持的一份社会科学重建报告则说得更清楚［4］：

任何一门学科（或较大的学科群）都必须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这些要求和实践相互支撑……变化所采取的最常见的形式便是适应，即持续、细致地对据认为是传承而来的普遍经验与传承的方式进行调整。

中文系的封闭、保守在于“肯定自己”太多，“否定其他”进而“认识其他”太少，而“新的好奇”相对产生不足，结果自然无能形成“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的学科基础。即使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也多是在已有学科的路径上徘徊不前、顾影自怜。

这样看来，中文系在“市场正确”的大环境下遭遇的困境正在转变为问题的另一个面向：中文专业的突破束缚、自我作为（说得悲壮一点是孤身自救）也许更为重要。就拿笔者略微熟悉的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文学理论”（有的学校称“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来说吧，这门课程在近30年来所经历的变化几乎可以当作中文专业某些领域取得发展的晴雨表看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理论”课程就充当过社会反思的“旗手”，站在中文学科的前沿地带，对包括对左倾激进主义、美学政治化、政治美学化展开过系统的批判，这门课程可谓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引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充当中文学科发展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文学理论”一课即便不是预告着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气候，也算是活跃了笼罩其上的整体氛围。进入新世纪，面对大学扩招、人才培养模式调整的新趋势，“文学理论”教学知识的更新换代更为频繁，反映在教学方面，一个最具体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几年的“文学理论”从以往过多重视理论生产、概念演绎、体系建构逐渐转向到对理论批评、批评理论、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的多方面探寻，不但注意将艰涩的理论还原为一套套的阐释原则和方法，而且着意于有关阐释原则和方法的基本知识介绍与归纳，从而切实地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成绩：“文学理论”正在尝试将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概念、标准和阐释具体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乃至文化现象等更紧密结合起来，“文学理论”变得更鲜活起来，更有说服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对文学理论千人一面的印象，文学理论不再是枯燥乏味充满说教的代名词。当然，说“文学理论”课程充当中文专业的晴雨表不是表彰这门课程的特别贡献，而是旨在说明，中文专业学科的突破学科束缚决不是没法子的事情：中文专业怎样介入社会、介入深浅，而不是被动卷入到职业教育的大潮，直接关系到一个学科的鲜活与否，在介入社会的过程中，中文专业完全有必要向诸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一类邻近学科学习，现在该轮到中文系突破自我限制、开放自我的时候了。

三、中文专业的自救

中文系以人文教育见长，这是它存在的价值。人文教育的非功利属性决定中文学科的学习不是短短几年在校即可完成，它更多依赖终身的、长期的濡染，与学习者个人对人生、对生活的体验息息相关，也与时代境遇和潮流息息相关。我们不能罔顾中文学科的特色拔苗助长。中文系的学生吟风弄月、多愁善感是因为文学（包括语言）相比其他更能滋润人的内心、养就人的个性，文学史上大凡有建树的诗人、作家无不张扬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文专业的学生于此浸染既久，自然生发出对先贤前辈的敬仰和追随之心，他们效仿什么排斥什么都是成就自我的体现——事实上，这往往是人格独立的表现，也构成中文教育的宝贵传统和资源，说得雅致一点，这是中文系“文气”的表现。可是如果要说这是中文教育的全部，恐怕会令人莞尔一笑。在人们的理解中，既然中文学科标举人文、以人文为特色，那么中文专业从人、从人性出发和以人为本开展的学科设置和教育乃是需要将人文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具体环节当中，学会关心人、体贴人并勇于批判、反抗那些违背人性、压抑人性的做派，而不是从其中抽取所谓“人文”、剥离丰富的社会属性，把人文当作真空世界的存在物去看待、去玩赏，人文教育不必然属于象牙塔，象牙塔也不一定等同于人文教育，因此人文教育也要考虑到现实语境，不能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来面对变化多端的生活。现实生活在变，人文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应该求变。古代有古代的人文教育，当代有当代的人文教育，古代人认为正确的事物在当代不一定正确，因此我们自然无法以古代的人文教育来代替今日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科跳出自身设定的学科范围反观自我势必要求这个学科将其生长点建立在活生生的现实土壤上，主动融入现实而不是拒斥现实，现实生活乃是中文教育的源头活水，中文教育要发展、要有新的突破自然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关心，而不是简单一句“坚守人文教育理念”就可搪塞过去。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好古、尚古潮流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朱自清能力排众议将正在形成中、变化不定的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从而为清华中文系课程增添新鲜血液，促进传统学科与时代的对接。现在看来，朱自清的这一贡献可能比那些食古不化者、厚古薄今者更能把握学科发展的主潮。我们无法想象要是没有这般开拓精神和现实关怀，今天的中文系课堂会容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语言学知识和课程资源。说到底，中文系的人文教育是带有敏锐问题意识的人文教育，这种人文教育一方面需要在古典传统的弘扬上有所创树，一方面需要真正解决来自当下生活的问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文系才有生命力可言，才能真正正本清源，才能切实抹除笼罩于学科之上的横秋暮气。

从维护和传承汉语文化传统的功能出发，中文学科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固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说明中文专业完全不可以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开创新的传统。在笔者看来，中文新传统的开创其实就是倒逼中文专业在社会市场化过程开放自我，在更高层次上加强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从被动卷入职业教育到主动引导职业教育，进而深化教育的内涵。一位人文学者曾经说过［5］：

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更多地注意到了规范之外的边缘、异端以及种种被压抑的声音，更为关注生活实践中具体的感受和经验，因此，人文科学经常成为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并且成为打破传统桎梏的先锋。……在强调思想解放、强调民主的气氛之中，文学成了向僵化的传统观念发动冲击的先锋。

今天的中文系无论主事者还是普通师生恐怕很少有底气和自信心来声称我们的专业要成为“向僵化的传统观念发动冲击的先锋”。中文专业固然要培养学生动手、动笔的能力，但动心、动脑的能力也许更需要提上日程，也就是说除了写一手好字、一笔好文章以外，它还有对包括人文教化在内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在规训和引导社会行动方面积极探询，我们不能因为中文专业不能帮助我们在市场化社会赚大钱而否定它的重要性，一个社会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往往比赚大钱更为重要。就人文教育的属性来说，中文专业的思考应该始终围绕人、围绕具体社会中的人来进行，而非其他，从而有利地发挥“无用之用”的专业特长。因此，人的自律、人的完善，特别是市场化社会人的自律、人的完善更需中文专业发挥情感、心性教育之长，以达真、善、美三者统一的教育之效。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社会日益重功利乃是与不重功利的中文教育日益萎弱分不开的。我们不能拿技术、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中文学科，但我们完全有必要拿中文教育的标准去规范我们的立身处世行为，加强全社会的情感教育。中文教育在想象力的培养、心智的锻炼以及社会公德心的塑造等方面起着基础作用，这个基础没有很好奠定其实也意味着中文教育从原本完全有作为的前沿地带撤回到象牙塔的暂时失败。换句话说，相比实用性的学科来说，中文教育的非功利性、非完全职业性往往通过真、善、美来濡染学生的感性心理，增益其智慧，以达到形塑健康人格、提升公民素养的目的。对于每个个体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亦是如此，它的影响非其他应用性专业可比——而人格的健康又与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到积极改造社会的能力紧密不可分，我们怎能舍中文教育于不顾呢？我们又怎能听任其他实用性学科继续鼓吹社会的功利化和工具化价值呢？事实上，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完善包括我们自身的完善都离不开人文熏陶，市场化社会不一定与人文教育背道而驰，人文教育对社会的纠错功能及自我纠错功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文教育的认识：一个社会自身母语文化教育都不能很好地维护和建设，一个社会母语文化教育都不能最大程度开展工作、得不到较高的尊重，不是这个社会出了错，便是这个社会的母语文化教育出了错。的确，在当下，中文专业相比较其他实用性专业显得有些落寞和“失宠”，我们承认其背后有很深的社会原因，但如果是中文教育自身出了错，每一个置身中文系的师生便有义务来思考改进中文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尽可能地将中文教育的成果反馈于社会，让社会切实感受到中文教育的不可或缺性。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努斯鲍姆（Marth C. Nussbaum）指出［6］：

我们如果不坚持认定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至关重要，它们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它们不能赚钱。它们的作用远比赚钱宝贵，那就是：它们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使人们将其他人看作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与同情；它们能造就这样一种国家，它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高于同情心、讲理的辩论。

中文教育要突破自我设置的限制意味着它不能再画地为牢、拘囿于狭隘的专业训练，将原本丰富多彩的人性塑造成趣味单一、心胸狭隘的人性，将原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拱手相让给其他专业。中文教育完全有可能面朝市场化的社会、扎根于市场化的社会，批判性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能量以“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

说中文教育批判性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能量以助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并非好高骛远的话题。其实早在60余年前哲学家冯友兰就对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有过关注［7］：

大学既是教育机关，又是研究机关。但是它所教育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呢？简单说来，它所训练出来的人也有特殊机能。但只是特殊机能还是不够；所谓“特殊机能”就是“器”……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是器，或是说他是大器。此处所谓“人”是合乎理想的人，不只是一个肉体的人。它不同于器，器是一种工具，别人可以利用它达到某种目的。一个人不是工具，除了有专门才能贡献人类外，它还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以往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这是职业生和大学生不同的地方。

因时代语境的差异，冯友兰区分的“职业生和大学生”的不同对于今天的中文教育来说可能是一份奢侈。但他所意识到的对“以往及现代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的欣赏和“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之于“理想的人”的条件，之于了解、判断社会的作用，并倡导大学教育是培养“合乎理想的人”，实际也是包括中文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的努力方向和重点所在，对于我们探讨臻于完善的中文教育意义甚深远。很多时候，社会的极端功利化和工具化价值的“一统天下”乃是因为大学教育过于把自身理解为“器”的培训手段和途径，忽视了它更广泛也更远大的目标，即它在把作为特殊性的“器”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社会产品的过程中贬低了、消解了“人”的因素，从而有可能忽略了、遗忘了“人”本身，漠视了人自身的尊严、人自身理想的一面。这样被抽象化和简单化的人自然无能“了解、判断”自我，更无能“了解、判断”社会。我们相信“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不但是个体的人成熟的标志，也是个体所置身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个体的人格独立、完善，方有社会的正常和有序。中文教育倘若能持续致力于此，这个学科也就有福了！

参考文献

［1］刘涵之．也谈中文系的失宠［J］．文史知识，2010（7）：134-141.

［2］徐葆耕．漫话中文系的失宠［J］．读书，2009（4）：137-145.

［3］布罗代尔，F．资本主义论丛［M］．顾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74.

［4］华勒斯坦，I．，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3．

［5］南帆．冲突的文学［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298.

［6］努斯鲍姆，M．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M］．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60.

［7］冯友兰．论大学教育［M］//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蔡仲德，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62．

（责任编辑张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