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研究

彭泽平 胡志艳 李礼

摘要：抗战时期，重庆高校不仅高度重视并努力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使命，而且积极面向抗战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肩负起服务社会的历史重任，在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校社会服务的缩影，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为战时大后方其他高校做出了表率与示范，而且为抗战救国大业与大后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并为当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4-006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与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项目编号：13BTY039；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点培育项目“抗战大后方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CQKZ20130201。

收稿日期：2014-12-18

作者简介：彭泽平（1974-），男，贵州天柱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史研究；胡志艳（1989-），女，湖北襄阳人，教育学硕士，重庆市渝北金山学校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李礼（1990-），男，贵州天柱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重庆，400715。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从广义上讲，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直接和间接为社会做出的所有贡献；从狭义上说，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正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任务基础上，依托高校的人才和知识优势向社会提供直接性、服务性的服务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抗战时期，重庆各高校（无论是内迁至渝还是本土创办）不仅高度重视并努力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使命，而且还积极肩负社会服务的时代重任，大力推进社会服务工作，在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校社会服务的表率、示范与缩影，战时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为抗战救国大业和大后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且为当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本文拟就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工作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蓬勃开展的原因

（一）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中国传统教育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的信念，延续至宋代又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的倡导，到明清之际更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呐喊。这些无疑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及其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4］这种精神和情怀也使得中国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强调应济时需、富有时代担当从而有别于西方的象牙之塔。

但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真正觉醒与确立严格说是在近代社会之后。一方面，步入近代后，面对国家主权不断沦陷、民族濒临危亡的危局，近代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不得不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近代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萌生有其时代紧迫需求；另一方面，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传入的西方教育理念的启蒙尤其是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理念、模式的影响，大学的社会服务问题开始逐渐受到国内教育界的重视与关注，不少知识先驱开始认识到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探究学问的场所，而且还应努力承担直接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近代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意识开始不断觉醒并最终确立，社会服务最终被视作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

如蔡元培指出：“美国人服务社会之精神，不可多得。……中国社会事业，可办者正多，学生应有此种服务精神。”［5］347强调“学校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无论对何种问题，直接间接，均能发生最大之影响”［5］439，“力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6］张伯苓亦强调大学必须为社会服务，他在执掌南开大学时明确提出“土货化”的办学方针，强调南开必须抱定“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志愿，强调要把南开办成“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7］南开大学黄钰生教授亦指出：“大学的意义：一在‘润身’；二在‘淑世’”［8］，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改造服务。随着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不断觉醒，国立东南大学率先明确将社会服务定为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1923年该校在学校大纲中明确提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9］，强调大学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该“条例”明确要求国立大学校需设各项专修科及学校推广部，以教育法规的形式规定大学必须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能。［10］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觉醒与确立，为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提供了理念支撑与观念先导。

（二）国民政府的鼎力倡导与抗战大业的现实需求

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的蓬勃开展，与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鼎力倡导亦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完成抗战大业的现实之需。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部就在1936年订立了《专科以上学校特种教育纲要》，明确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应尽可能利用假期时间“使学生实行劳动服务，藉以养成青年刻苦，耐劳，互助，合作，与为公共服务之精神……”，［11］要求学生参加地方公益事业或建设工作、军事后方勤务实习、本校劳作等等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颁发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1938年3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重庆发表教育施政方针时明确指出［12］：

今后教育之根本方针，需德智兼备，文武合一，农工并重，教育与政治措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实况尤须贯通，并与其他主管机关取得密切联系，能学以致用，……适应国防生产之需要。

彭泽平胡志艳李礼：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研究

在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在教育部分要求“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与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13］为实现这一纲领，国民政府又制订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了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与十七条要点，并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目标和实施方案作了具体规定。这九大方针主要包括：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农村需要工业需要并重；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等等。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成了全面抗战期间教育部颁布各项教育法令、法规和条例的基本依据。为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发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高中以上学生志愿参加战时服务办法大纲》、《大学理工学院与经济交通及军备工厂合作办法》、《农林技术机关与农业教育机关联系与合作办法大纲》、《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政府机关委托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办法大纲》、《全国各级学校学生社会服务年实施办法大纲》、《调用各级农林学校学生从事粮食增产工作办法》、《战时各级学校学年、学期、假期及利用假期服务进修暂行办法》等等一系列法规，大力倡导、鼓励高校从事社会服务，为抗战建国事业服务。

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的蓬勃开展，还与战时重庆肩负的全新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有关。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由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中国战时陪都，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中心。与重庆地位的跨越式提高相适应，抗战时期重庆必须承担起保证前方的军需和民用、构筑战时中国经济基础支撑抗战危局、保卫首都的安全和保证首脑机关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各界团结增强抗战力量、“支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大历史使命，［14］这无疑对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提出了直接需求。重庆要肩负起时代赋予它的这些重大历史使命，在渝各高校自然责无旁贷。时代对重庆全新历史使命的赋予，无疑成为催发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蓬勃开展的重要背景。

二、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实践

抗战时期，为服务抗战建国大业需要，重庆各高校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开办各种培训班，培养各类急需人才

为满足抗战需求，陪都高校纷纷围绕社会急需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举办各类学习班，培养各类社会急需人才。如：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专修科在1943年为培养电影演员增设“电影戏剧组”一班，修业年限为2年，补充了当时急需的电影人才。国立中央音乐学院于1941年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为西部省市教育厅局培养中学音乐教师和民众教育馆音乐专业人才。［15］中央大学为了满足战时各方需要也接受各单位委托承办各种讲习、训练班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从1938 年起，该校“开设航空、电信、炮术和战地卫生四类训练班，规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选一课，计算学分，中途不得退修。”1938 年初，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还代航空委员会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航空训练班，［16］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支援抗战，中央大学又于工学院电机系内设电信特别训练班，专门训练战时电信人员，以备政府日后征调之用。［17］为解决当时重庆众多的兵器工业生产厂家技术工人严重不足、高级工程师与作业人员之间沟通不畅的问题，中央大学在抗战时期还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代训“艺徒”、“工头”［18］，受训完毕后，分发到兵工署、交通部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国营工厂、工矿调整处所属民营各工厂以及国立大学附设实习工厂服务，［19］积极为战时军工生产服务。陪都高校围绕社会急需举办各类学习班，培养了各类社会急需专业人才，为陪都和大后方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

（二）推进产学研合作服务军、民两用并通过科学调查为社会提供咨询、指导服务

为服务抗战建国需要，陪都各高校纷纷结合抗战和大后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与生产部门或其他机构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并注意为各界提供决策咨询和指导服务，为战时国防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推进产学研合作服务国防军事和民用开发方面，尤以中央大学等校最为典型，成效最为显著。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等校立足各自优势发展战时生产，并注重加强与生产部门及工厂的合作，协助军需民用的科研与生产。［20］58在中央大学迁渝的8年时间里，中央大学争取到近100 项科研合作项目，列各院校之首，仅1943 年，中央大学的理、工、农三院就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考察贵州桐梓一带的矿产”、“高压电网”、“静电容器”、“绝缘材料”等17个项目的研究，获资助经费119?35 万元。在服务国防军需的合作研究方面，1944 年，中央大学物理系王恒守教授等完成了军工生产重要课题“直接镀镍于钢铁之上的方法”并获得国防科学技术策进奖。［21］为了适应军民用药之需，园艺系与重庆药用植物场及其金佛山分场进行技术合作，开展了鸡骨常山、除虫菊、金鸡纳霜等驱虫治疟等药用植物的研究。［20］59为解决日寇疯狂空袭而陪都防空洞内通风又不畅的现实问题，在重庆市政府及防空司令部“代研补救办法，俾获改进”［22］的请求之下，中央大学工学院开展了专项研究并提交了咨询报告《人在防空洞中呼吸困难之原因及防空洞中救济呼吸困难之办法》［23］，被市政府采纳并令防空司令部加速办理。［22］在重庆大学，该校化学系师生对从植物油中提炼汽油的代替品、炸药、烟雾与毒气等等进行了试验研究；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该校成序痒教授对活性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为防毒面具等国防军需品的开发与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服务民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研究与开发方面，战时陪都各高校已硕果累累。在中央大学，抗战期间王洪章、方定一教授在自贡建立血清制造厂，并且用中草药进行退热效果的研究。［24］149鉴于当时舶来品墨水昂贵且国货中没有代替品，中央大学化学系对蓝黑墨水加以研究，随即制成“国光牌蓝黑墨水一种，品质较舶来品优良”［25］，可谓价廉物美。在航空工程系，该系不仅接受滑翔总会的委托自行研发设计了滑翔机，为我国新兴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成功研发了“以硝酸、叶棉”为原料的代替品，经过检验合格后并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填补了飞机喷漆的空白；在化学系，方振声教授发明的汽油精与梁守渠创制的“耐酒精涂料”对战时工业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中央大学吴因心与光华大学的米家鹏采用土产原料松香炼制柴油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在农林科技领域，中央大学农学院在农作物育种、果蔬培育研究与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如中央大学农学院与经济部、农林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密切合作，“在农、林、牧各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实验研究，其中以双季稻栽培、再生稻保育和美烟种植实验成绩最著。”［26］1942年，中央大学又主持在四川推广‘矮立多’（原名中大“2509”），然后扩大“至滇、黔、闽、皖、苏、浙等省，推广面积约870多亩。”［24］146因战时后方衣被原料缺乏，中央大学农学院“乃以协助政府增加后方棉产为职志”［27］，在1942年后农学院又致力于木棉改良研究，并加以推广达4万亩，木棉的收入比国民政府全年农林经费还多三分之一；1942 年8 月，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室还与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合作，利用该室图书仪器，积极研究林产品的利用，以此作为飞机木材、兵工器材、工程材料选用的根据和各种设计的参考。［20］59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海洋生物学家薛芬教授通过研究发明了“梯形养鱼法”，并“推广流传，使‘天府之国’山区‘食无鱼’之状况开始改变为‘食有鱼’”。［28］在国立交通大学，抗战期间该校机械系、电机系应社会急需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就《灰铸铁件之硬模铸铁方法》、《内燃机构造及装置之改良》、《模子铸铁》、《高空内燃机》、《高应力载荷系统》、《脉冲发生器》、《火花系特性》、《液体的固体和电介质》、《高应力测量法》、《击穿和放电》、《电压高达20万伏和150万伏的脉冲发电机》等课题［29］开展了协同研究，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除了加强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服务军民两用之外，陪都各高校还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开展相关科学调查，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为重庆乃至大后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重庆大学商学院组织师生对四川各地特产及工商状况、各县生活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编制出四川各县的物价指数。1939年夏，重庆大学师生到四川灌县、彭县一带作地质调查，“在五十天的调查中，完成了灌、彭两县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幅和研究报告一份，并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地质系还组织学生在重庆磁器口到白市驿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写出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数篇。”［30］此外，中央大学地质系、重庆大学地质系等还积极参加大后方资源的勘探。通过他们的调查发现了“大量的煤、铁、有色金属和磷、石油、天然气等矿藏”，［31］为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复旦大学经济学会迁入北碚后，除了开展北碚附近区域的经济调查之外，还编辑了四川经济资料索引；同时，还“受‘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之委托，担任四川经济资料方面之调查事务。”［32］在中央大学，该校教育系还经常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举办教育调查。如1942 年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委托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等机构对重庆迁建区小学学生的智力学力及体格进行调查，中央大学艾伟教授作为主持人对沙磁文化区的小学进行了调查并主笔撰写了《重庆迁建区小学学生智力学力及体力调查报告》。1940 年1 月18 日，中央大学胡焕庸、孙光远和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等一批著名教授发起成立了沙坪坝消费合作社。该社对文化区的居民因痢疾伤寒疟疾流行而死亡的情况进行调查，判定“数万市民于田间沟渠取饮用水为主要原因，沙坪坝卫生工作主要应解决饮用水问题。”［33］这些调查，不仅对深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重庆乃至大后方相关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参与抗战救亡宣传活动与直接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陪都各高校师生在认真的教学科研与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战救亡宣传甚至直接参与抗战活动，为抗战取得全面顺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抗战救亡宣传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 年12 月5 日，重庆成立了包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迁渝院校在内的重庆学生界抗敌后援会。为保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的有序进行，重庆各高校纷纷设立抗战救亡团体，如重庆大学发起成立了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中央大学成立了青年团与青年会；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重庆救国会等。在抗战宣传方面，中央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通过组织剧团歌咏队作宣传演出的方式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重庆大学，该校师生在参加或主持纪念活动、响应寒衣运动（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筹款慰劳前方将士、写慰劳前方将士信、参与春节劳军活动、参加假期农村服务等等之余，积极发起抗战救亡活动。在积极引导学生、民众加入抗战行列方面，重庆大学曾组织了3次寒假兵役宣传队，第一次历经5县11镇，后两次均为徒步，一路沿成渝公路到永川，一路溯嘉陵江至合川，沿途深入农村，以戏剧、杂技、壁报等去接近民众，阐述政府法令，访问民间疾苦，更通过创办《重大青年》、《重大文艺》、《重大经济》、《兵宣特刊》、《反汪特刊》等激发民众的救亡热情。

在救亡宣传方面，重庆大学师生从1937年至1940年曾经四次奔赴合川、璧山、永川、荣昌、内江、自贡等十余个县的农村乡镇进行抗日宣传。师生们通过教唱抗战歌曲、演出话剧、街头剧、发表通俗演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杀中国同胞的野蛮罪行，推动了所到县、镇和农村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该校也成立了暑假乡村宣传工作队、寒假兵役宣传团以及妇女工作队，在每逢纪念日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通过贴墙报、街头演讲、演街头剧等方式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34］在四川国立教育学院，该校也组织电化教育组、抗敌宣传队和嘉陵剧团从事抗日宣传，影响很大。通过抗战宣传，不仅使学生受到了锻炼，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而且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增长了民众参与抗战的决心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除了参与抗战救亡宣传之外，陪都各高校师生还直接参与抗战与社会建设工作。如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多次组织卫生服务队、救护队。1937年10月5日起，中央大学对医学院及各医专学校三、四年级学生实施了3个月的轻伤救治、防毒技能训练，以便日后征调。［35］此外，战时陪都高校学生还积极应征入伍投入抗日救国第一线。如中央大学“1944 年度毕业的学生中共计458 人入伍，广泛分布于各个院系”，［20］60应征同学接受统一培训后分派各军事机关服务。其中部分担任盟军随军翻译，大部分在前后方的军事机关从事相关工作。1944年9-10月间，复旦大学数十名师生也参加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36］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建设方面，各高校师生也纷纷投入、参与，如在修筑后方交通道路时，中央大学工科院系的师生就积极担任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工程的勘察、设计及施工，对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四）参与社会救济和社区、农村服务活动

社会救济和农村服务活动是陪都各高校师生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日军对重庆实施的大轰炸，重庆各高校的师生纷纷走出校门对难民加以救济。如复旦大学师生在日机轰炸之后主动接待难民，向难民施发稀粥，施发食品，在营房设立代笔处，替难民写信等等。广大师生还积极开展捐款。如中央大学的青年团在敌军轰炸后立马奔赴灾区救火救人。为了救济无家可归的难民，1939 年1月，中央大学生自治会和学校发起重庆市扩大募捐运动；为了筹措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基金，该校文艺团体举行义演，动员全校师生为扩大献金运动节食。1944年，文化区各校又掀起献金热潮，其中中大献金居第一位，献金总额约80万元。［20］60重庆各高校师生的抗战救济活动对于维护重庆社会生活秩序稳定、支持抗战救亡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为农村、社区服务方面，由于“农村服务也可以说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目的的一种途径”［37］94，因此，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教育部颁发了《战时各级学校学年、学期、假期及利用假期服务进修暂行办法》和《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用假期服务进修实施细则》之后，陪都各高校师生纷纷利用假期深入农村，在抗战宣传的同时开展民众教育、农事指导、卫生指导等工作。如在卫生指导方面，各高校师生纷纷向民众宣传相关卫生和疾病预防、治疗等知识，灌输民众爱护卫生的意识，“关于屋里屋外的污垢龌龊，很和蔼的加以劝告，教他们注意清除”。［37］128在农事指导方面，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师生在暑期农村服务的过程中积极进行农事推广与指导，向民众传播作物改良、虫害防治等技术等等。在农村民众教育方面，陪都高校纷纷通过组织暑期农村服务团筹办暑期民众学校，根据民众需要在夜间或其他闲暇时间实施识字、补习教育或农事知识学习。如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时，就创办了中大民校，招收两个识字班，一班是成人班，一班是儿童班。1941 年，中央大学师生还应报考大、中学的考生需求，在松林坡和磁器口分别举办了暑期补习学校。［20］59复旦大学师生针对附近的平民也举办了民众夜校。“夜校由郑彦梅、刘丽群等几位同学负责，另有教员10余人，夜校不但不收学费，学校还发给课本和笔墨纸张，学生报名者十分踊跃。”［36］夜校学习内容除正规课程外，还教唱《在松花江上》、《大路歌》、《陕北民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进步歌曲，夜校对于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复旦大学法律学系师生还办理“民众法律咨询处”，为民众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1940年4月27日，中央大学电机系还应企业界的要求成立了“中大电机服务社”，接受业界委托开展电机修护的工作，为社会服务。［17］陪都高校的社区、农村服务活动不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帮助，而且锻炼了大学生的才智，培养了学生刻苦耐劳的精神。

三、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的成效与影响

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是战时大后方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抗战时期陪都各高校在正常教学科研之余通过多样化方式开展社会服务，为大后方其他高校社会服务的开展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陪都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抗战的事业，对抗战的最终顺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且还对重庆乃至大后方教育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高扬救亡和启蒙的主旋律，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激发了陪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动员并推动了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增强了民众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其次，它向民众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民智，使普通民众受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再次，它根据抗战和社会经济发展急需展开研究和服务，培养并充实了抗战的军事力量，为抗战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技术支持，促进了抗战物力数量的增加和效能的提高。［38］一些高校师生踊跃参军，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打击日本侵略者，培养、充实了抗战的军事力量，为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员补充。第四，它改变了高校的存在状态，提高了陪都大学办学质量并促进了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陪都高校的社会服务不仅培养了陪都广大高校师生的服务、奉献精神，增进了师生对社会的了解，而且还促进了陪都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施展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财力支持，充实、扩展了教学和科研的内容，使高校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高校与社会脱离的陈旧状态，增进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使高校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可，对大后方其他地方的高校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最后，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社会服务普及、传播了高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陪都乃至大后方生产技术的改进，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直接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重庆和大后方经济社会发展、抗战大业的最终完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时值战时，受制于当时时局动荡、经费短缺、人力不济、督导不力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忙于发动内战等多方面原因，陪都高校社会服务的成效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管如何，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社会服务的成绩和历史作用不容否定和抹杀，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仍对当今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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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