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儿童游戏的谐趣效应

乔孝冬

（江苏金陵科技学院，南京 210001）

[摘要] 《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是游戏的儿童，从中可以看出儿童游戏是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一环。魏晋士族家庭致力于对后辈的培养，成人不仅关注、引导儿童游戏，还积极参与到儿童的游戏世界，以平等身份与儿童对话。儿童在参与这些游戏的过程中不但可以获得知识、提升创造力，而且受到中古游戏思想以及清谈世风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儿童游戏的特殊谐趣效应，这对今天的儿童游戏教育仍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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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游戏；幽默效应；《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的儿童游戏从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人们对游戏认识还处于一种蒙昧原始状态，“中古时期是中华游戏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不仅传统的游戏方式和内容得到了继续流传与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而且还酝酿孕育和发明创造了许多新的游戏竞技项目，并将其发展成熟，最后定型，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游戏娱乐生活的视域。”《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作为一部魏晋游戏娱乐风气盛行下形成的“魏晋名士教科书”，也是一部充满童真与谐趣的书。《世说》记载了许多儿童的游戏活动，反映了魏晋“准名士”童年阶段的生活状况。反观名士们的成长之路，可以发现丰富多彩的儿童游戏对他们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世说》中的儿童游戏思想，对今天的幼儿游戏教育仍具有启迪意义。

一、语言游戏的模拟创造

幼儿游戏对于发展幼儿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具有特殊价值。在游戏中，幼儿处于放松状态，心理上没有压力，可以大胆地说话，同时在游戏过程中，有丰富的“可说”材料，让幼儿有说的内容、有想说的愿望，变“要我说”为“我要说”。这有助于提高幼儿口语发展的速度和效率。而成人对幼儿语言游戏的激励褒赏，不仅使幼儿乐于进行人际学习，还能锻炼并提高幼儿说话的胆量，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如《世说》所记载的：“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日：‘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这里所谓的“盗酒”行为其实是一种儿童出于对酒的好奇心和对大人饮酒行为的向往而产生的模拟游戏，大儿模仿长辈责问小儿“何以不拜”，装得一本正经，但小儿答到：“偷已违礼，岂需拜？”小儿的即兴回答比大儿更为深刻巧妙，富于逻辑。出身儒学世家的孔融写过《难曹公表禁酒书》，他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斛，无以堪上圣。”又说：“酒以成礼，不宜禁”。两个孩子年龄尚幼，正处于身体和智力各方面逐渐发育中，对父辈们“座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酒文化耳濡目染，“酒以成礼”因此也成为游戏中的即兴创造。

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2—7岁是儿童的前运算阶段，他们开始获得较为完整的语言能力。布鲁纳认为，在游戏活动中，儿童可以迅速地掌握本国语言，语言中最复杂的语法和实用形式都是首先在游戏活动中出现的。他以一个3岁孩子第一次使用条件句的例子为证：“如果你和我好，把你的石弹子给我，我就把我的枪给你。”如此复杂的语言，通过“教”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在游戏的情景中才有可能出现。

《世说》还曾记载：“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暝于灯下，二小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魏晋时期的清谈者以思辨能力见长，清谈的内容都是抽象的玄理，参加的人大都是门阀世族阶层的名士，讲求辈分，注重门第出身，同时标榜品位和学识。而七岁孩童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模仿着德高望重的长辈，故作姿态，咬文嚼字，而且“都无遗失”。这是一幕幼儿所特有的“象征性假扮游戏”，被清谈家的爷爷首先发现，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爷爷对儿童显示玄远意味的清谈游戏的赞赏饱含着对后辈殷切的希望。保罗·麦吉认为，儿童期幽默主要是一种对物体、词语、概念进行不谐调组合的幻想，或者说，儿童期幽默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幻想中的现实倒错，属于自发产生的“无意识幽默”，其在本质上是儿童“幽默潜质”的自然流露，是儿童在游戏中达成的一种智力创造和幻想创造，而这种创造正如同游戏本身一样是“没有明确目的”的，是一种“无意思之意思”，只是儿童象征性游戏和幻想游戏的现实效应与审美附加值。它所带来的快乐使儿童对以物象符号的不谐调组合为游戏方式的幻想创造流连不己，对其中蕴含的乐趣心领神会。谈是中古士林的一种风俗，是显示成人机智的语言游戏。长辈激赏儿童清谈的游戏，固然是世风使然，但人不仅活在“现实生活”中，更活在“可能生活”里，而且“可能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终其一生在精神层面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它指向未来的价值向度也充分表明，它是人精神自由的有力象征，是人类文化生存及其价值观念的行为准则。《世说》中那些生活在自由而富有艺术情调的家庭里的男孩无疑是幸福幸运的，孩子们的精神独立和性情本真得到了长辈们的保护，在长辈们爱的抚育和智慧的滋养下，孩子们通过游戏得到了深刻的哲学体验和丰富的语言艺术的感受。

如《世说》所载：“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只为何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世说》中的儿童语言游戏尤其包涵着幽默、机智的因素，其瞬间的应急对答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国当代学者王玮曾将之定义为“反常态想象”，也就是故意打破“既有”的法则和秩序，主观地处置和改变对象特有的时空条件，使其错位，发生乖讹。从《世说》所记载的儿童对答中可以看到反袭性机智的构造。所谓反袭性机智，指其原样地利用提问者的话语，出奇不意地加以逆转，进行反击的一种论辩技法。弗洛伊德曾将即席的反袭性机智特征概括为：临机应变的应答就是变防御为攻击，就是反袭，就是迅速以牙反牙的还击。《世说》以儿童的机智嘲弄成人愚笨的故事尤其令人叫绝，像张玄之掉了门牙，先达以狗洞为喻开了个玩笑，八岁的他却回击：开此狗洞正是叫你们从这里出入！犀利的词锋不仅消解了自身的困境，也使得先达在“啊”的一瞬间，变得呆头呆脑，在场的旁观者也情不自禁被其折服，这就是机智产生幽默的成功表现。徐孺子、陈元方、张凭等《世说》所记载的儿童都凭着机锋犀利、出语惊人的语言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抹的一笔。面对这样的生命写真，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古儿童在生活中创造游戏、创造幽默的本领。他们稚拙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总能在成人世界看来毫无趣味的地方生发趣味、毫无幽默的场合创造幽默。

二、运动游戏的风度雅量

《世说》曾记载：“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殷浩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当简文帝问他与裴颓比如何时，他回答：“顾当胜耳。”桓温问他：“你比我怎么样？”殷浩答：“我与我周璇久，宁作我。”而桓温却说：“小时候，我和他一起玩竹马的游戏，他总是玩我剩下的，他当然在我之后。”竹马，顾名思义，是儿童骑竹子仿照跃马奔跑的一种运动游戏。最早的关于竹马的记载，见于汉朝。儿童一手持竹，一手做策马状，跳跃前行，符合儿童天真活泼的特点，也显示了精神生活中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孩子不仅能从游戏运动中寻求强烈刺激和快感，更能通过游戏竞争产生的输赢结局形成自我人生的暗示与激烈竞争意识。萨顿·史密斯提出“游戏的命运价值观”，就认为游戏和生命都被命运以各种形式决定着。游戏的兴趣往往不在游戏本身，而是游戏所处的文化语境，包括游戏规则、玩家体验以及与玩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游戏系统拥有共同的理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魏晋时代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也是个人意识的醒觉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原有的权威地位，在传统约束下的个人开始对自己崇拜的偶像发生怀疑，经过自我反省后，发现自我的存在，最后个人终于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汉晋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景象。而娱乐游戏是人类的一种自由状态，娱乐生活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使得社会思想的控制处于一种松散状态，从而促进了人的思想的解放。“游戏秩序”对“权力秩序”的僵化与凝结形成挑战，一方面它来源于自由个体面对权威的反抗，另一方面是自由、好奇心、想象的胜利。虽然游戏总要结束，现实的权力秩序或许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它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游戏规则的想象导致了自我价值判断和生命价值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如《世说》所载：“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又如“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王戎在与同辈小儿玩“竞走取李”的游戏，通过“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的推理赢得了神童的声誉。而数岁的庾亮大儿与长辈温太真玩“隐幔怛之”即捉迷藏的游戏，以“神色恬然”赢得“雅重”的美名。在游戏中，无论是王戎或是庾亮大儿，都“宛若成人”主动思考，沉着冷静并作出准确判断，培养了从容应对的本领，并以其聪颖机警、富于智慧的游戏形象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人生在世可能会遇到危险，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才能做到保全自身。对儿童而言，通过游戏正是要培养他们处变不惊、坦然应对的本领，增加他们在危险环境中的生存几率。

三、博戏游戏的激励暗示

当人类还处于较为原始的时代，人们的游戏方式一般都以力量型为主，智能型的游戏较少见，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智力的开发，智能型游戏在人们游戏生活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各种游戏竞技与娱乐不断发生发展、演变，人们生活体验日益丰富。魏晋时期围棋、樗蒲、投壶弹棋等游艺活动的盛行，展现了魏晋士人娱乐观念的变化，即开始重视整个游艺活动所具有的益智、愉情、欢娱的独特功能，正如晋朝文人盛彦《击壤赋》中所言“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开始注重对生活方式情感的体验和愉悦感受的选择。

《世说》曾记载：“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可见当时樗蒲这种游戏在成人之间极为盛行，一般幼儿只能模仿成人玩些撇泥钱、赌石子的游戏，而桓温、袁耽等稍微年长的大男孩居然也积极参与到樗蒲游戏之中。樗蒲这种博戏需要冒险精神、技巧、运气等各种因素。“汝竞识袁彦道不？”袁耽这一“得意之语”显示其游戏的目的并非挣钱，也非哥们义气，而是证明自己超人能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表现了人格上的绝对自信和自尊。在儿童“有意为之”的行为、语言背后往往寄寓着深沉的精神投射和心理补偿的倾向，也就是说，儿童在这种游戏创造中寻求着想象中的自我实现，寻求着心理能量中本能冲动被释放和社会性压抑感被悬置的轻松与愉悦。无论儿童还是成人，游戏同样体现身份价值，即游戏是确立、维护和提升玩家身份的手段。

又如《世说》所记：“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王献之看诸门生樗蒲，出语判断“南风不竞”。“南风不竞”出于《左传·襄公十八年》：“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意思是南边一方要输，此语证明少年书法家王献之的樗蒲水平也不低。王献之对门生轻视自己为“郎”十分不满，将自己心目中两个名士的偶像抬出来，显示自己不凡的心志，并以“拂衣而去”显示自身的风度，让门生辈相形见绌。像王献之这样的男孩并不是在游戏里赌输赢，而是通过旁观游戏参与游戏，显示其樗蒲能力和人格上的充分自信。从“游戏的想象价值观”来看，玩的核心要素是想象力、灵活性和创造力。玩就是创造，玩是人生实现睿智生命的一部分。

四、游戏法则下的共享参与

玩是冲突的一种形式，游戏的结果决定了操控者和英雄的地位，胜利者往往终结乐趣，而失败者就会尝试其他成功的希望。《世说》中也常常出现一些破坏规则的“坏”男孩，最后成为那些不想流芳百世，却“遗臭万年”或者对社会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如其所载：“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桓玄因为斗鹅失败，悄悄将“兄弟鹅悉杀之”，因为这是发自儿童本真的童年价值观行为，而作为长辈的叔父桓冲对桓玄的胡闹、恶作剧等童稚行为予以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桓冲以乐观之态关注着儿童的生命成长，维护了桓玄童年的特立独行。

《世说》还曾载：“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又如：“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日：“‘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大人的棋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相比，差距自然很大，但儿童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有儿童式的不讲理的办法来和成人比输赢。如王悦“按指不听”，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王导之子的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年少的江仆射也拒绝和王导下不让子的平子棋（敌道戏）。王导充分了解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以亲情加以引导，并制定适合他们能力和兴趣特点的规则要求。围棋中蕴涵深奥的阴阳五行棋理以及人文事理等法则，六朝的围棋文化代表着一种高雅文化和隐逸文化，围棋所倡导的“有胜不诛”“虽败不亡”的人生态度，被梁武帝《围棋赋》形容为“失不为悴，得不为荣”。王导能温婉地维护游戏规则，与幼儿和谐交流，本身就体现了六朝的围棋文化精神，同时有助于幼儿在掌握和遵守规则的情况下获得自主发展，形成健全人格，从而达到个性自由，并形成积极稳定的人生价值判断。

再如《世说》所载：“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全看家长的教育方法如何。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谢妥告诉夫人耳濡目染远比说教有效果。与成人相比，幼儿生活在现实中，更生活在想象里。侄儿谢玄身在罗绮丛中，傅香粉而自华，佩罗囊而自丽，谢玄受到东晋流风的影响，形成自己的“偶像崇拜”。但谢安敏感地意识到好着华丽装饰容易增长纨绔之气，不利于男人气概的培养，于是用谲诈赌输赢的游戏方式来纠正他的不良嗜好，“乃谲与赌，得即烧之”。谢安用这种奇妙方法有效地保护了小谢玄的自尊，又使他不知不觉地改正了坏毛病。谢玄后来成为淝水之战的英雄，与叔父的游戏教育是分不开的。在许多情况下，解决儿童问题的方法不是雄辩，而是设计巧妙的游戏规则或进行言传身教的游戏陪伴，发现并解决问题。“所有游戏活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游戏者都‘高兴愉快地参加游戏’和游戏的自我满足。”“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游戏的参与者，都是自觉自愿地加入游戏队伍之中的，并没有谁有意强迫谁去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游戏，所有参与者都是高兴又愉快的。与幼儿游戏是缩小心理距离的最佳方法之一。谢安的游戏教育达到了一种境界，表现出对儿童的宽容和理解。正是谢安以自己特有的教育方法，使得陈郡谢氏“芝兰玉树，生于阶庭”，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华衮家族。

朱自清曾说：“最宜于艺术的国土的，物中有杨柳和燕子，人中便有儿童和女子”。《世说》儿童娱乐游戏的丰富多彩也构成了艺术的谐趣和幽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国人而言，《世说》等小说记载的儿童传统游戏对今天的儿童游戏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要肯定儿童娱乐游戏教育的价值与功能，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游戏不是成人的施舍，也不是为了学习某些知识技能或获得某些利益，而是幼儿天经地义、自然而然、为了快乐而进行的活动。其次，通过幼儿结伴游戏为幼儿创造机会和可能，启迪孩子的智慧和品行，使得孩子的生活向有灵性的生活回归。再次，倡导成人陪伴儿童游戏的教育。应开展儿童传统游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研究，挖掘、搜集传统民间游戏，加以筛选、改编和再创造，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通过游戏，成人要有意识地引导幼儿的语言、思维、想象、运动、判断等能力以及健全人格的发展。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变革的时代，一方面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生存压力导致了过度竞争，使得教育领域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反映到儿童教育实践中就是游戏被教育驱逐，游戏的发展功能取代了游戏的享乐功能。同时，现代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与现实社会生活呈现出对立隔绝的状态，使儿童在游戏中丧失了与现实、与他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愿望和能力。在国家大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和加强人文教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抛弃实用理性思想，尊重儿童的本能，尊重儿童的游戏，从形式内容上吸取传统游戏的精华，在儿童游戏中引入民间传统优秀游戏，促进儿童多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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