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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普通高中的发展困境及其破解

2022-12-30

  摘要  县中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战略支撑作用。本文选择福建省Z县高中教育作为样本,该县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当前县域高中教育困局。从关注要素联动思维和生态平衡思维的教育生态学视角入手分析发现当前县中正遭遇优质师生流失的双重危机、县域内校际发展不均衡以及原有模式难以应对新高考的实质问题,面对旧问题和新挑战的双重压力,基于生态平衡角度提出宏观上应当从源头治理,防止县中恶性循环;中观上注重校际合作,共谋均衡发展;微观上关注自我造血,激发县中内生动力下功夫,从而解决县域高中教育发展的老问题和新矛盾。

  

  关键词  县域普通高中县中教育教育困局教育生态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规模超过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一半,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县域高中作为上承高等教育,下接义务教育的关键一环,事关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大局,但是县域高中正逐渐衰落,教育生态逐渐失衡。县中出现优秀师生流失和教育质量下降并形成负循环的状况被称之为“县中困境”,县中塌陷是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之一[1]。十八大以来,高中阶段教育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文件中强调加强普通高中建设。县域高中是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3月民进中央围绕振兴县域普通高中提交了《关于振兴县域普通高中的提案》,提出“县中教育振兴五年计划”的建议。与此同时,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下文简称“县中提升计划”)。文件具体到了普通高中学段、县域这一特定区域的教育问题,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如今县域高中面临着新高考改革等新形势和新挑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天然弱势的县中能否适应新变化和新要求,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完成县中使命,这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索。县域高中的处境究竟如何?这是未来县中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起点。本文尝试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对县域高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以此探寻县域高中摆脱困境的途径。

  

  一、县中处在多维地带交汇处

  

  县域存在一种城乡空间融合的可能[2],县域是最基本的区划空间,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的国土和农村人口。县域高中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促进带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至关重要。县域高中需要回应人民群众从“能上学、能读书”到“上好学、读好书”的需求升级,真正发挥引领辐射县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从空间布局和学段结构双维度来看,县域普通高中既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处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间,是一个多维地带交汇之处。

  

  1.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到2019年底,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针对农村地区中小学进行“撤点并校”,直到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提出“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后这一布局调整才被叫停。“撤点并校”不仅体现在农村地区学校数量减少过半,同时还表现在学生或是跟随在外地务工的父母到外地借读或是转入当地城镇中小学读书[3]。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明显,经济条件好的农村家庭在考虑通勤成本和学校等因素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将孩子送到县城就读,因此县城就成为了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

  

  县中是城乡教育之间的纽带,其兴衰直接影响县域教育的稳定与繁荣,影响城镇化的整体布局。县城教育承担着乡镇振兴、新农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任务。面向县域内招生的县域高中如果能够满足县域人民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他们就不会将适龄儿童送往城市,既减轻了家庭教育成本,也为县城当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这个层面说,县中对县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县域高中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与地方百姓福祉,契合国家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远景规划。

  

  2.介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

  

  2020年12月教育部明确提出“十四五在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上推进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扩大普通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着力解决‘县中塌陷’问题”。而高中教育作为连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高中教育相对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发展更为滞后,形成明显的“中部塌陷”[4],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证了义务教育的实施,近年来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成为督导重点之一。高中教育既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也不属于高层次的高等教育阶段,属于义务阶段过渡到高等教育的环节,是衔接两者的“传送带”。但是高中作为高等教育前的重要一步,优质高中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学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在家长之间常流传“校凭生贵”,即进入某所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本科学校”的说法,因此家长在选择高中学校时显得格外郑重。

  

  随着大众对于优质高等教育的热捧,高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前端环节,高中教育在教育进程中作为三次教育分流中最重要的一次分流,具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夯实县域高中既是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教育治理体系的战略之需。只有解决县中塌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县中面临内部危机和外部改革的生态困境

  

  20世纪70年代,教育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出现并获得快速发展。教育生态学是生态学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新视角新学科[5]。该理论主张从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入手分析,县域高中发展本身具备多维镶嵌性,县域高中教育既要考虑本身学校微型生态,同时又身处县域这一特殊环境之中。以教育生态学理论来观察县域高中教育发展,就是以其整体关联、要素联动思维和生态平衡思维来探寻其中微观、中观和宏观生态的内在关系与演化发展。从微观上来看学校内部存在优质师生流失的双重危机,中观上县域内部存在校际发展不均衡,从宏观上来看新高考改革冲击了原有县中模式,使县域高中的发展陷入了生态性困境。

  

  “县中塌陷”存在一定的普遍性,福建省在2016年所有县区均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标准[6],各级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县域高中的投入,力求打造优质的县域高中教育。即使如此,县域高中仍面临与市重点高中差距大和无法凸出自身办学特色等困难与问题。本文选取福建省经济发展中游水平的漳州市Z县,该县包括7所公立高中,其中包含曾获得年度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建设学校一所。访谈相关利益主体共12名,包括学校领导3名、教师5名,家长4名。本文的编码中首字母为身份,T为教师,P为家长;第二个字母为性别,M为男性,F为女性。

  

  1.优质师生流失的双重危机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县中在区域教育竞争中,无论是办学条件的改善,还是教师工资待遇的保障,与大中城市相比,均处于弱势地位。“人往高处走”是指县城优秀教师向地级市和大城市流动,优秀生源流失和优秀教师引进难、留不住的局面。

  

  首先,在学校招生层面,高中跨区域招生现象愈演愈烈,导致县中人气下降,优质师生资源流失。在全国范围内,县级高中相比于直辖市、省会、副省级、一般地市级高中而言,学生大学入学机会最小。跨市县招生是生源两极分化的显著影响因素[7]。“在(禁止跨区招生)政策发布的前几年,我们市公立私立的学校都有来这边招生的,经常下来。有的(学校)还会去到下面(农村)的初中,读书的好苗子谁不眼红呢。那几年的时候有些(初中)学校尖子生都会被调过去”。(TM1)针对超级中学跨区域招生等掐尖行为,导致原有相对封闭的县域高中生源出现外流,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提出禁止跨区域招生。此外,民办高中在县域内开办分校,通过收取高额学费,实施军事化管理的“全封闭管理”获得了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多的学习时间,从而使学生获得高考“高分”的优势。高铁,汽车等交通的发展使得出行变得便利,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走出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县域学生就学有了更多的选择。城镇化进程加剧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市偏好”强化了家长和学生离开县城到城市去的想法,城优县弱趋势进一步增强。在家长看来,相比于县城,城市获得优质教育可能更多,教育资源更丰富。家长认为城市是更优质的选择,当家长拥有一定的能力或者金钱能够将孩子送往城市。城市成为绝大部分有能力的农村家长的选择或者优秀学生的优先选择,排名第二的则是县域内优质资源配置重点学校及考试成绩优秀的学校。

  

  其次,在教师招聘层面,县域高中在招聘教师上也面临着困难:一是进不来,二是进来了,也难以留住。“我们希望能够招到本地老师,因为只有本地的老师才能够真正的留下来。我们这边的工作,相对于城市来说,待遇确实是比较差一些,也没有任何的引进计划。本地人落地生根就在这边,留下来的可能性比外省的人要多的多。但只要有机会,他们都想往外走。倒是有几个嫁过来的女老师,能够留在我们学校里教书,毕竟家就在这边。像其他的年轻老师到一定的程度,或者一定的职称都走了”。(TF6)“进不来”是指县域高中教师编制有限,无法招聘新教师,有的高中近三年都没有招聘新教师。“留不住”是指青年教师之所以选择县城,更多是因为一种过渡性的职业选择,一旦有流向城市的机会就会离开县域高中。这一说法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验证[8]。Z县的重点中学也有前往华东师范大学进行招聘,但少有人问津,优秀大学毕业生回县中就业的意愿不强。县域高中在经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无法回应青年教师在薪资方面的期许。同时,两所学校曾出现过外地教师在晋升后通过选调被挖走或者是其他方式重新考走。从学校的立场上来看,虽然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潜力大,但是如果耗费学校人力物力却等来青年教师离职,这想必也是学校无法接受的。此外,家庭和职称是影响县域青年教师留任的重要因素。青年教师也认为现有的教师工资体系只有本地人才能呆得住,高中待遇并不算好,基本工资不高,虽然政府提出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但是实施落实不到位。

  

  2.县域内校际发展不均衡

  

  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仅存在县域与城市之间,同样也存在与县域内部。县域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校际差异非常明显,县域内高中发展呈现梯状失衡分布的单极格局。县域内“优势高中”的存在导致所有家长和学生挤破脑袋想要进入特定的学校,优势高中就拥有了更多更好的资源,但对于整个县域内的高中就意味着优质学生比例被稀释。

  

  首先,县域内教育发展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教育政策的衍生品,原有的重点学校制度根据行政级别的不同分为国家级重点、省级重点、市级重点和县级重点。倾全县之力打造的县域重点中学,由于投入较多,自然成为县域内优质资源集中之地,这些少数的学校获得了优先发展,获得了更多的资源,Z县的二类校招生分数线往往比一类校要低30~50分,县域内的优质学生部分前往市级中学或者私立中学,另一部分则被县域重点中学截留下来,如此情况下,在县域内高中学校之间也出现分化,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说,县域人民的主流认识决定着一个学校或者一个校长的办学方向。“我们这边的孩子一半是农村上来的,你只有上了一个好大学之后,你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人家家长就是这样子想的。你现在高中再不加把劲,那就是大学,那就更来不及了。家长肯定是希望你把孩子往好了教,肯定不会是希望你把孩子往成绩低了教。更何况现在这个岁数的孩子要么独生要么就多个兄弟姐妹的,可能就盼着这一个能够成龙成凤的,你要是没有能够把他教好的话,你自己心里这坎,你也过不去”。(TM5)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家长的主流意识就决定了高中校长的责任与使命,就是把学生们一个不少地送到更好的大学。以升学率的高低对高中来进行社会评价迫使学校采取实验班、尖子班等方式,集中优势对于少数拔尖学生进行强化培养。县域高中家长择校时不是从人才发展角度出发,而是从哪所学校的学生最容易考上大学或者考上更好的大学的角度选择学校。由于学生和家长趋利避害的心理,直接导致县域内高中结构失衡,优秀学生金字塔式逐级递减,因此升学率也就成为了家长择校的主要标准,这对县域内高中均衡发展带来客观的困扰。

  

  3.原有模式难以应对新高考

  

  在新高考改革前,县域高中通过集中有限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利用不断增加学生学习时长以获取较高的成绩,这种县中模式在21世纪初使得学生获得的高考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这种典型的应试教育模式甚至被大中小城市所看重。但是县域高中沿用旧模式往往无力应对新高考所带来的变化。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县中模式消解,使得县中既要面对老问题,还要分出精力应对新高考带来的新挑战。

  

  首先,原有的县中模式往往存在功利化取向,偏离了新高考下普通高中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育人目标的新指向。对县域高中的校长和老师们来说,学生升学是绕不开的,每一所县中几乎都围绕着高考升学率运转。家长和上级领导仍持以“出了几个清北”每年都出几个清北”等唯清北论,这使得县域内学校难以实质性推行改革。

  

  其次,县中模式难以满足新高考“选科走班”的要求。县域内的高中原本就面临着教师青黄不接的局面。同时,学校教师之间的年龄结构和学科结构的不平衡,而学科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缺编问题,尤其体育、音乐等学科教师紧缺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选科走班”则进一步加剧县中教师结构不稳定,波浪式教师缺编为县中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选科走班”要求着学生在选考之前要先选科,通过选择科目的不同来组建不同的教学班,而不同学生选课,必然会产生冷热课程,这就需要学校提供更多教室、更多教师以及优质教学来适应新形势下的改革。“新高考的选课对于我们这些县域高中来说是没有用的。老师不够,学生选了也白选,而且如果学生选了学校薄弱的学科,那么学校就没有办法对学生的成绩负责,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设置一定的套餐来引导学生选择学校的优势科目”。 (TM1)选科走班制对县中来说是难以落实的。因此学校只能通过尽可能开设优势学科的选课,班级能固定就不走班,以及提高现有教师的工作量来达成目标。

  

  最后,新高考改革对县中现有教师也提出了新要求,但部分教师仍信奉原有的“高分奇迹”,其教学死板既不利于学科竞赛,也没有办法应对新高考的新情况。尽管在上级部门明确提出展开针对性培训情况下,县中的教师却不能参加及时有效的培训。究其原因,一是县中编制少,大多数教师都是满工作量,他们很难调配出时间去参加培训学习;二是部分教师不愿出外培训,这种畏缩心态在年龄偏大的教师身上尤为明显。

  

  三、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县中的高质量发展

  

  县中发展应当是多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学理论为解决县中塌陷提供了新思路。为避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时性行为,需要在宏观上进行源头治理、中观上注重校际合作、微观上关注自我造血,梳理清楚促进县中发展的内生逻辑,以期为县中发展提供可能路径,从而构建促进县中发展的教育生态。

  

  1.源头治理,防止恶性循环

  

  县中生态恶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县中优质生源和优秀教师过度流失问题。这就需要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解决教师招聘难、留不住。“县中提升计划”从明确各级招生管理责任、强化招生工作监管、增加农村学生升学机会三方面加强招生管理工作提出要求。按照高中教育公共服务的区域,划定普通高中的招生范围,通过借鉴浙江省教育厅普中招生管理工作经验,启动实施省、市两级统筹机制,建立统一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贯彻属地招生、公民同招、坚持统筹的招生原则。

  

  而在加强县中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县中提升计划”提出了加大县中教师补充力度、健全县中教师激励机制、严禁抢挖县中优秀教师一系列政策举措。除此以外,也应当对县中教师提供一揽子支持计划。县域内,教师容易受到婚恋、子女上学及家庭生活等条件的影响,同时青年教师更容易因为不理想的工资待遇与晋升机遇选择调动或辞职,这就需要为县中教师创造公正、融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达到“流泪不流失”的结果。同时,实行县域教师振兴固本计划,注重培养本地教师,重视招聘来自本地生源的教师,使之成为本县域教师队伍的稳定器。对于外地的优秀教师,在生活和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实行编制和待遇统筹[9],统筹市、县教师配置,建立县中优秀人才岗位津贴制度。在每个县中设立优秀人才岗位,实行竞争上岗,在聘期内为竞争上岗人才提供岗位津贴,岗在人在津贴在;遏制县中优秀人才的逆向无序流动,对县中优秀人才实行聘约管理,严禁聘期内流动,建立县中优秀人才流动补偿机制。

  

  2.校际合作,共谋均衡发展

  

  县域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以县域空间为载体发生的教育改革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乡村地区教育振兴与城乡教育融合的客观事实。在重构县域教育生态过程中,首要步骤就是强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共享。每个县的发展各不相同,县域作为特定的空间,由县域的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结构等共同构建,因此县域内的高中都生长于同样的土壤中,为县域联合办学,构建协同育人的共同体打下良好的基础。良好县中生态就如同是良好水土,可以保存如同树种一般的县中,而县中通过网兜效应或者是锚固作用可以增强县中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凝聚力。

  

  县域高中集团办学既有利于整合资源,也能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当学校之校与校之间的界限消失时,展现的是学校之间共性的部分,同时在集团下县域高中也应当遵循特色发展,让合集中存在多层次、差异性、特色化、多样化的县域高中子集,展现不同高中的个性,构成复杂多样的高中教育发展格局。北京和江、浙、沪等地对县域高中教育集团化办学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加强集团内师资流动,教师结构性缺编可以通过校际借调等形式来解决;融合各校课程资源与教科研优势,构建课程群,借鉴同县域兄弟校的改革经验;鼓励县域优质普通高中和县域薄弱普通高中建立结对帮扶机制,老带新、优带弱。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才是春”的县域高中发展。

  

  3.自我造血,激发内生动力

  

  县城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县中寄托着人民对于读书改变命运的期待,关乎着社会公平和国家的稳定。“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身真正发展起来,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才能够真正提高县域高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优质的生源和教师留下来,因此县域高中要在改善学校管理、提高学校教研能力等方面下大功夫。

  

  从学校宏观结构上看,应当要变革学校的基本架构,优化学校管理结构。第一,在管理架构上可以成立工作中心或者是下移管理重心,实行扁平化管理,让学校副校长能够下沉到年级中去。第二,在信息支持上,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云端计算来帮助建立智能化的校园管理平台。

  

  微观上,“县中提升计划”提出:“教育部组织开展县中校长和教师骨干示范培训,省级组织县中校长和教师全员培训,促进提高校长办学治校能力和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同时,要求地方各级教研部门要配齐普通高中各学科专职教研员,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县中教育教学工作的研究和指导。”县域高中要积极与市、县两级教师发展中心或者各市级教师进修学校联系,整合县级高中的师资力量和教研能力,对骨干教师进行合力培养,为教师搭建更多的专业发展平台,让教师从心里认同新高考改革,真正看到外出培训的效果,从而提升县域高中的师资水平,加强县域教研能力,改善县域高中教学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如平.推进“县域高中”高质量发展[J].中国教育学刊,2022(02):1.

  

  [2]刘远杰.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县域空间逻辑建构[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10):66-77.

  

  [3]赵智兴.撤点并校后山区农村小学生流向研究:以四川省通江县麻石学区为例[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33(05):70-74.

  

  [4]吴汉锋.“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EB/OL].https://news.gmw.cn/2021-03/29/content_34722193.htm,2021-03-29/2021-10-06.

  

  [5]楼艳,郭立群.构建高校德育共同体:教育生态学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03):82-89.

  

  [6]万玉凤.福建所有县区均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标准[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611/t20161104_287622.html,2016-11-04/2021-10-05.

  

  [7]郭丛斌,林英杰.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04):151-167+189.

  

  [8]张鹏飞,徐继存.落差与逃离:县域高素质青年人才流动的质性研究:以高学历青年教师离职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5-14.

  

  [9]陈尚军.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的现实困境、挑战与突破路径[J].中小学校长,2021(02):11-14.

  

  作者:林绍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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