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探源

　　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正式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没有完成。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带有广义性质的。尽管《资本论》第一卷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但其蕴含着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1845年到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经典文本写作，对这些著作中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和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1845-1867；广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典文本

　　中图分类号：F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2-005-06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部狭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并不会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新特征而黯然失色，更不能说其已成过时之作。相反，《资本论》中蕴含的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为我们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挖掘世界经济运行复杂表象背后的一般规律、如何厘清和解决经济社会的矛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始于1843年底。他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起初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并在1857年前陆续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以下简称《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这些为《资本论》的形成做了重要铺垫，这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本文重点就《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包括恩格斯写的书评）等著作中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提出、体现、作用和影响展开分析。

　　一、1845-1848年：从《神圣家族》到《共产党宣言》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撰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著作《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出版单行本。这部著作一共包含9章内容，其中，第1、2、3章由恩格斯执笔，第5、8、9章由马克思主笔，第4、6、7章两个人合写。虽然从主体内容上来看，该书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其中的经济学分析也十分精彩。例如，马克思在第四章批判性的评注2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是这样写的：“认识的宁静告诉我们说，蒲鲁东认为贫困的事实是同公平相抵触的，可见，他认为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可是话音未落，认识的宁静就连忙硬说，对于蒲鲁东，这个事实成了绝对的、合理的。”“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仿佛为国民创造的财富出发，进行了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纵观全书，第四章和第七章谈及经济学内容较多，在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运用还不完全成熟的唯物史观理论提出生产的社会关系思想。第七章着重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并阐述物质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内容。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可以看出，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以及物质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已经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探讨。不论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发生变迁，物质产品生产是每个社会阶段都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从人类的进化开始，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命行为从来没有消失，即便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基本生活需要依然存在。《神圣家族》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已经触及了政治经济学最核心和本质的范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条件和形式，根据唯物史观，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而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辩证统一。

　　继《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也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才能触及根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证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等重要理论。在阐述唯物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这段话内容十分丰富，已经形成了某些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雏形，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正式提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起点；其二是物质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其三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性质。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个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的，并不单纯以某一具体社会形态为考察对象，即说明物质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没有物质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因此，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开始，也只能从物质产品生产人手，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起点。再者，就社会历史形态的变迁来看，当某一社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且已经具备了实现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则社会形态会发生更替，马克思恩格斯用“周期性”一词来表述这种历史更替，说明这是有客观规律拘，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种客观规律到底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详细说明。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阐述了社会意识形态更替的次序以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也们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这段话已经指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意识形态过渡的内在动力问题，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且生产力占主导地位，这里，生产关系以交往形式概念提出。这段话基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隐含过渡可以提前实现的思想。一般而言，过渡的时间、条件和形式都是由生产力条件决定的，如果不论生产关系，过渡只能严格按次序发生，但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所以“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另外，由于国际交往，落后国家可能走上非常态的发展道路。以书中例子而言，德国是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按生产力发展所处的阶段，德国还不足以发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和英国的工业竞争这种国际交往使德国发生了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