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供给冲击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2022-06-08
引言
随着世界上开放经济体的逐步增加，实际汇率作为一国产品和劳务的国际价格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们的重视。实际汇率的变动会受不同冲击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冲击源其传导机制也不尽相同。考虑到长期中，货币是中性的，故而在分析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时，主要考察实际冲击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生产率冲击正是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后简称BS效应）为研究生产率冲击对一国实际汇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BS效应的传导机制为：假设贸易品满足一价定理，则两国贸易品价格会趋同，两国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水平差异会决定其工资率差异，生产率增长越快的国家，工资水平越高。若劳动力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则经济体中两部门的工资率会趋同，但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是小于可贸易部门的，由于价格水平主要由工资水平决定，故而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会高于贸易品价格水平。此时该国实际汇率会升值。
国内外经济学者对BS效应是否成立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其对象主要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为标的。一部分文献的结论是BS效应是存在的（chinn，l997；Itoetal.，1997；Cheungetal.，2005），一部分研究结论却截然相反（Egertetal.，2003；Garciaetal.，2007）。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在中国的逐渐传播与运用，2000年以后，以中国为样本的国内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统计结论也是不尽相同。早期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对传统的BS效应进行统计分析，俞萌（2001）；王维（2003）；王苍峰、岳咬兴（2006）；唐旭、钱士春（2007）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时间区间与相关指标进行了检验，结果BS效应是成立的。鄂永健、丁剑平（2007）；卢峰、刘鎏（2007）；王泽填、姚洋（2009）等稍晚些的文献则从消费者偏好与劳动力供给等方面对BS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后再进行检验，发现BS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某些文献结合中国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杨长江，2002；林毅夫，2007；），从逻辑推理的方法，说明了BS效应在中国不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率为9.64%，成为世界大型经济体经济追赶的一个重要案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渐趋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不断转移，199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些变化为我们对汇率制度改革后BS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条件。
本文接下来介绍研究所用到的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然后对拓展的BS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最后进行结论总结。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将经济社会中的产品分为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进而将经济划分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区分是否为可贸易部门时，主要考察其可贸易性，即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这一指标通常采DeGregorio、GiovanniniandWolf（1994）的划分标准，即如果出口总额与总产值之比大于10%，则该部门为可贸易部门。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部门是典型的可贸易部门，但建筑业的可贸易程度则比较低，服务业通常被看作典型的不可贸易部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的建筑业伴随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其可贸易性不高，且生产率水平上升也不快，为了匹配BS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作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来进行研究。
由于非贸易品价格的差异是引起购买力平价产生系统偏差的重要原因，而非贸易品价格的差异来自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引发的工资率差异。工资率差异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差异最后会传导给实际汇率，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若工资率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生产率的变化，则非贸易品在价格上的差异会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BS效应中的劳动力有限供给，充分就业的经典假设与中国的状况颇有出入。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中存在隐性失业，故而劳动力并非是充分就业的，同时由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在这个进程中会使得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劳动力几乎相当于无限供给。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资率的提高。只有当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充分释放，隐性失业降低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情形时，BS效应中关键的工资传导机制才会发生应有作用。故而下文将考虑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情况，对传统BS模型进行拓展。
随着世界上开放经济体的逐步增加，实际汇率作为一国产品和劳务的国际价格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们的重视。实际汇率的变动会受不同冲击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冲击源其传导机制也不尽相同。考虑到长期中，货币是中性的，故而在分析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时，主要考察实际冲击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生产率冲击正是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后简称BS效应）为研究生产率冲击对一国实际汇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BS效应的传导机制为：假设贸易品满足一价定理，则两国贸易品价格会趋同，两国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水平差异会决定其工资率差异，生产率增长越快的国家，工资水平越高。若劳动力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则经济体中两部门的工资率会趋同，但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是小于可贸易部门的，由于价格水平主要由工资水平决定，故而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会高于贸易品价格水平。此时该国实际汇率会升值。
国内外经济学者对BS效应是否成立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其对象主要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为标的。一部分文献的结论是BS效应是存在的（chinn，l997；Itoetal.，1997；Cheungetal.，2005），一部分研究结论却截然相反（Egertetal.，2003；Garciaetal.，2007）。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在中国的逐渐传播与运用，2000年以后，以中国为样本的国内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统计结论也是不尽相同。早期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对传统的BS效应进行统计分析，俞萌（2001）；王维（2003）；王苍峰、岳咬兴（2006）；唐旭、钱士春（2007）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时间区间与相关指标进行了检验，结果BS效应是成立的。鄂永健、丁剑平（2007）；卢峰、刘鎏（2007）；王泽填、姚洋（2009）等稍晚些的文献则从消费者偏好与劳动力供给等方面对BS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后再进行检验，发现BS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某些文献结合中国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杨长江，2002；林毅夫，2007；），从逻辑推理的方法，说明了BS效应在中国不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率为9.64%，成为世界大型经济体经济追赶的一个重要案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渐趋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不断转移，199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些变化为我们对汇率制度改革后BS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条件。
本文接下来介绍研究所用到的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然后对拓展的BS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最后进行结论总结。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将经济社会中的产品分为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进而将经济划分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区分是否为可贸易部门时，主要考察其可贸易性，即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这一指标通常采DeGregorio、GiovanniniandWolf（1994）的划分标准，即如果出口总额与总产值之比大于10%，则该部门为可贸易部门。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部门是典型的可贸易部门，但建筑业的可贸易程度则比较低，服务业通常被看作典型的不可贸易部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的建筑业伴随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其可贸易性不高，且生产率水平上升也不快，为了匹配BS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作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来进行研究。
由于非贸易品价格的差异是引起购买力平价产生系统偏差的重要原因，而非贸易品价格的差异来自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引发的工资率差异。工资率差异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差异最后会传导给实际汇率，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若工资率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生产率的变化，则非贸易品在价格上的差异会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BS效应中的劳动力有限供给，充分就业的经典假设与中国的状况颇有出入。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中存在隐性失业，故而劳动力并非是充分就业的，同时由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在这个进程中会使得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劳动力几乎相当于无限供给。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资率的提高。只有当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充分释放，隐性失业降低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情形时，BS效应中关键的工资传导机制才会发生应有作用。故而下文将考虑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情况，对传统BS模型进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