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视角下的外资依赖与经济增长

  　　摘要：外资依存度偏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以往的研究多基于主流增长理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难以得到全面的结论。本文从开放经济视角出发构建空间增长模型,讨论了外资依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外资依存度的提高会因“收入漏出”效应导致东道国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但FDI的技术溢出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不利影响。要准确判断影响的方向,就需要在了解外资依存度增加原因的基础上对两种效应进行权衡。

　　关键词：外资依存度,经济增长,空间经济学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维持了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据《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2005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47869.2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42%;实际人均GDP水平则达到了3682.26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8.65%。在高速增长推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据WB统计,2005年我国GDP仅次于美、日、德位居世界第四,而据WB和IMF估计,若以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发展成就堪称世界性奇迹,然而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经济也表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FDI的大量流入。截至2005年,我国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345.06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FDI的大量涌入不仅导致了我国利用外资金额的上升,同时也导致外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经济表现出了明显的“外资依赖”特征。以2005年为例,美国的FDI流入额与GDP的比重仅为0.8%,与同属于新兴发展家的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国的FDI流入占GDP的比重也仅有0.83%、1.7%和1.67%2,而的这一比率则高达3.47%。据我们估算,2005年外商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在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存量中的比重达到了8.59%;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率一度高达17%以上。外资流入集中地区广东和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有64%和62%来自外资企业。

　　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资流入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引人关注的问题在于,这种以外资依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过高的外资依存度不会阻碍,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资依赖的结果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如果过高的外资依存度确实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则我们就需要对“外资依赖症”进行必要的反思。

　　早期有关外资依存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大都集中在理论层面。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缺口”理论认为FDI是弥补发展家储蓄、贸易以及技术和管理经验“缺口”的重要途径,因此开放外资流入以及由此导致的外资依存度上升对解决发展家的经济增长难题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此简单。根据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发展家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会导致资本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率和回报率,在开放条件下,这种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会成为吸引FDI的重要动力,并由此加快发展家经济向稳态水平调整的速度。因此,FDI的进入会在短期内(经济由初始状态向稳态调整的过程中)促进发展家的经济增长,而由于FDI的进入不需要经过资本积累的过程,因此较之国内资本形成更加迅速,这意味着在发展家,经济的短期增长过程会同时伴随着外资依存度的上升。然而在长期(经济的稳态水平)中,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只由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等外生条件确定,在长期中,外资流入会对本国资本形成绝对的挤出,并不能带来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的增长。在一个国家总资本存量既定的稳态水平下,该国的外资依存度仅取决于各经济主体的微观竞争力水平,因此外资依存度的高低也不会影响该国的经济长期增长绩效。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看来,FDI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长期中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条件,这一理论显然忽视了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将这种效应引入分析中,那么FDI就可能是影响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关于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影响的讨论也日渐丰富。一般认为,FDI的进入一方面会通过技术转移直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压力、创造产业关联效应、增加学习和模仿的机会以及劳动力的流动而对国内企业形成一定的技术溢出,由此间接地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Kokko,1994)。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而是取决于东道国本身的经济技术基础、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等诸多因素。特别是当东道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较弱时,跨国公司不仅会因缺少竞争压力而减缓技术转移,而且外资依存度的提高也会压迫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并导致国内企业无力投资于风险高、见效慢的研发活动,此时过高的外资依存度很可能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蒋殿春,2004)。

　　由于在理论上无法形成确定的结论,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实证层面上。从我国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关系的有关研究来看,虽然曾有学者如张海洋和刘海云(2004)否定了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但大部分的考察都得到了较为正面的结论。如姚树洁等(2006)的研究曾证实外资依存度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何洁(2000)以及包群和赖明勇(2003)的研究则证实了外资依存度的提升对国内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根据严兵(2005)的总结,在1998—2003年间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14项研究全部发现了正向的溢出效果;而HaleandLong(2006)所列的10项国外学者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有9篇得到了积极的结果。

　　尽管现有的实证研究大都得到较为乐观的结论,但依作者之见,仍存在如下几方面的理由使我们对FDI与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现有的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绝大部分集中在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方面。我们并不否认这可能是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却并非问题的全部。在主流增长理论看来,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除了各自所承载的技术含量不同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在国内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却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外国资本的参与会因为利润向母国的汇回而导致东道国收入出现“漏出”,因此在同等的资本存量水平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大量的由外国投资所构成,那么较之国内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而言,其收入水平会降低。由于一国的收入水平是维持市场规模并形成对产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的外资依存度差异很可能会通过收入效应而影响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效果。

　　更进一步而言,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本质上并不是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因此,从这一框架出发,我们很难对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完整的认识。实际上,当我们将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引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当中后,我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外资流入并不仅仅改变了国内的创新激励和生产率水平,而且会造成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立论基础的动摇。简单而言,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收入和产出是被当做同一个变量来使用的。在封闭条件下,由于产出总是以要素报酬的形式形成收入,因此产出和收入存在必然的恒等关系;然而在一个允许要素流动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情况却并非如此。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流动性,一个国家的产出中会有一部分作为外国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而流出国外,从而导致产出不再等于收入;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储蓄也可能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提升另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而不再简单地等同于本国的资本增量。由此可见,资本流动的引入使得主流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发生动摇,因此也自然无法解释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要从更深层次揭示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我们显然需要在一个新的框架基础上进行讨论。

　　其次,现有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同样存在不足。除了因为理论分析的缺陷而导致的片面性之外,现有的检验至少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FDI的内生性。由于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FDI可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也可能是吸引FDI流入的原因。

　　因此现有的研究虽然观察到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同向变化关系,但却很难就此断言FDI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二是重要解释变量的缺失。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制度的变迁。而在我国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实际上正潜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很可能是促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蒋殿春和张宇,2008)。但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却鲜见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考察范围的先例。而遗漏掉这一重要变量的结果很可能导致FDI对我国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夸大。因此,如何从一个更为全面和严谨的角度来检验我国的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问题。

　　二、外资依赖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经济学分析

　　如前所述,在开放条件下,资本的流动性使得生产区位变更与整合成为决定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要在一个开放经济的框架下讨论东道国经济增长问题,将企业生产的区位分布决策纳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节我们将吸收MartinandRogers(1995)的自由资本模型以及Fujita,KrugmanandVenables(1999)的垂直关联增长模型的若干思想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资本和产业垂直关联的空间增长模型,并以此对该问题进行考察。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该模型包含如下一些基本的假设条件:

　　在现代空间经济学当中,当运输成本达到一定的条件时,所有的工业都会集中在一个国家当中,世界也由此形成了“核心边缘”格局。我们的分析中假设这种“核心边缘”格局已经形成,并将工业集中的国家视为发达国家,而将其他农业国视为发展家,以此来考察发展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除此之外,发达国家与发展家之间并无其他区别。

　　假设经济中存在N个国家,包括一个发达国家和N-1个发展家3,经济中包含农业品(CA)与工业品(CM)两种产品及劳动力、资本、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四种生产要素。

　　同时,我们假定两个国家的典型消费者所面临的效用函数均为Cobb-Douglas形式,即U=CμMC(1-μ)A。两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为一个线性支出系统,即假定两国消费者均存在一个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消费水平Y,其收入中Y部分全部用于农产品支出,而超过Y以上的部分为可支配收入,并在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进行分配。

　　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产业,其生产需要投入单一的劳动力要素。农产品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减,且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无成本交易。为简化分析,我们将农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

　　工业品生产部门遵从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框架,其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三种要素,其中资本要素形成企业的固定成本,为了简化分析起见,我们假定每个企业的设立需要投资1单位的资本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因此,企业的数量实际上也就等同于资产的存量。同时,劳动力和中间产品要素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可变成本。工业制成品可以跨国界进行贸易,但贸易过程中存在“冰山”特征的交易成本。

　　在传统的核心边缘空间经济模型当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劳动力可以进行跨区域的流动。然而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存在着较大的壁垒,而劳动力能否进行流动也就构成了国家边界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因此,在我们的分析当中,假设劳动力要素是不能够跨区域进行流动的,但劳动力可以在国内的农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其转移的动机取决于该国农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对比。在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制造业部门工资达到均等化的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处于均衡水平。

　　与劳动力相比,资本可以跨国界流动,这是开放经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但根据MartinandRogers(1995)“自由资本”模型的基本假设,资本的使用是与其所有者相分离的,资本所有者不能够跨越国界进行流动,但可以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而投资的收益最终返还到资本所有者的手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资本的流动以及收益的汇回均是无成本的。

　　(二)D-S垄断竞争框架

　　垄断竞争框架与“冰山”成本是现代空间经济理论的两大基石。其中,D-S垄断竞争框架的出现使得将垄断竞争与规模收益特征刻画到空间经济模型当中成为可能,因此D-S垄断竞争框架也就成为构建空间经济模型的基础。

　　我们的分析同样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框架基础上的,因此在正式构建空间经济增长模型之前,需要首先对D-S垄断竞争框架进行简要的概括。

　　1.消费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