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述评

　　摘要：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随着改革的进程从斯密的绝对分工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战后的新贸易理论发展到进入21世纪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我国面临着快速变化和调整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和述评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世纪对外开放战略进程，开拓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

　　关键词：对外开放战略；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至2014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3601亿美元，是1980年的51倍。货物出口、进口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2014年分别比1980年增长128倍、97倍和34倍，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5.38%、14.44%和10.98%，远超世界同期平均水平。①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金融格局均处于快速变化和调整过程中，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低碳经济、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很多现实问题。只有从一定的战略高度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和前瞻，才能避免形成相互割裂、“全面开花”、“都是重点”的开放格局，从而为新世纪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一、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分工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着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198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0美元，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540美元，甚至同期不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370美元。②在激烈的对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讨论过程中，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渐渐清晰，对中国对外开放必要而且有利的基础理论探索逐渐形成。讨论中，三个方面的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双缺口”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当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这些理论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指导作用逐渐为理论界所默认。现在，反观当时的对外开放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对外开放战略理论基础实质上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AdamSmith，1776）的国际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

　　国际分工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劳动的分工以及生产专业化的分工就是国际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发展和形成的基础。由于斯密生活的年代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扩展市场，因此斯密以国际分工理论作为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贸易保护政策的重要武器，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密认为，对于某些特定产品而言，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其生产的特殊生产条件，每一个国家在专业化生产基础上彼此进行交换，则这种交换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其前提是一国必须在某种产品上占绝对优势。因此，该理论称为绝对优势理论。根据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贸易各方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对外开放时的国情是，商品短缺、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而唯一充足的除了尚未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起点是，利用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缓解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然而，利用我国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后果是，我国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技术转移，造成整体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的落后，即“有出口而无产业”现象。虽然我国发展起了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地位，但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已经逐渐转变为“产业结构落后的绝对劣势”以及“国际分工地位低的绝对劣势”。③虽然我国政府于1992年之后放宽了对投资领域的限制，出台各种政策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兴办出口型企业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利用劳动力绝对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理论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的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来的。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而非绝对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异。因此，在因气候条件和技术水平不同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不等的两个国家间，如果两种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有所不同，则两国均会拥有各自的比较利益产品，通过相互贸易，两国均能获得比较利益的存在所带来的利益。瑞典经济学家俄林（1933）则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即各国可以较密集地利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商品并对与国际贸易，由于不同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比例不同，因此会有比较利益产生。这个理论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模式（H-O模式）”。

　　其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andSamuelson，1941）、萨缪尔森（P.Samuelson，1948、1949）、雷布钦斯基（Rybczynski，1955）等完善了要素禀赋理论，提供了分析贸易利益分配以及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思路，并使其具有了动态的特征。1953年，里昂惕夫（W.Leontief）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别计算出美国进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发现，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其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是世界上具有最昂贵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的国家，应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和事实相悖，因此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虽然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在H-O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以解决这个难题，如梵尼克（JaroslavVanek，1968）、普斯特纳（HarryPostner，1975）以及特莱芙勒（Trefler，1993）等；或者通过放宽H-O理论的假设条件来试图解释这一悖论，如明哈斯（B.S.Minhas，1962）、巴格瓦蒂和德黑加（Bhagwati&Dehejia，1994）等，但是这些解释大多就一些细节问题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

　　虽然“里昂惕夫现象”至今仍使西方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相关理论研究中，林毅夫等发展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蔡、李周，1994；林毅夫、蔡、李周，1999A；林毅夫，1999；林毅夫，2001；林毅夫，2002；林毅夫、孙希芳，2003；刘明兴，2003），并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对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指导作用。国内其它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印证了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如张小蒂、李晓钟（2001，2003）、岳昌君（2000）、傅朝阳（2005）等。但是，在比较优势战略成功解释了我国对外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有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高鸿业（1982）认为，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永远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杨叔进（1983）认为，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反而容易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从而不能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洪银兴（1997）提出的“比较利益陷阱”等。

　　三、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贸易理论

　　就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践来看，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外汇数额也不断增长，但是这些增长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制造而获得的，整个经济表现为依靠资金、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出口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在此背景下，1995年我国制定“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经济学界也对指导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反思，此时，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新贸易理论进入了理论界的视野。

　　新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其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产业内贸易”越来越多、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在国际贸易中比重越来越高、各国实施的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国际贸易争端频频出现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林德尔（Linder）、克鲁格曼（Krugman）、迪克西特（Dixit）和波特（Porter）等。林德尔强调出口产品的实际需求条件；克鲁格曼（1984）则将规模经济、学习效应以及知识的外溢性等外部经济等现代产业的特点，结合到国际贸易的策略分析中；迪克西特则创建了政策制定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由于信息问题、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很多契约会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达成，很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改进的活动无法展开，从而导致最优政策无法形成。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突破使得经济学家们可以将以往无法处理的“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理论范畴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但是新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论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的理论体系，对一国对外开放战略制定的指导作用有限。

　　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提出了竞争优势战略理论，其主要思想包含在其三部著作《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和《国家竞争优势》（1990）中。波特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具体包括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的作用和机遇六个方面的因素。一国的贸易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国的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理论自提出后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如世界经济论坛（WEF）、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相继推出了《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世界竞争力年鉴》（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但是因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严重缺陷，“竞争力”以及与之相关的“竞争优势”概念一直都未能被主流的经济学界所认可（Krugman，1994）。但是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理论深刻影响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对于世纪之交的我国对外开放形势而言，竞争优势战略理论采用非均衡的动态分析和局部分析方法，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作为理论前提，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才能使一国在贸易活动中得到更多福利，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对我国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竞争优势战略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的后天努力和进取精神，只要企业敢于创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一个后进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竞争优势战略理论强调一国政府的职能，主张一国政府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国内竞争以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对我国世纪之交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21世纪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及其理论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各类市场已经逐步完善，市场环境也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竞争优势战略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各地经济结构趋同等问题。而21世纪初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反全球化”潮流卷土重来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但是，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世界市场本能的扩张，最终都会将每一个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不足以指导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

　　21世纪我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是：第一，国际分工体系正呈现出多层次网络化的分工格局，而不是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垂直分工、水平分工的国际分工体系；第二，国际分工的边界正逐渐向内转移，由产业间的分工发展到产业内的分工，甚至到产品内的分工，国际分工形式日益深化；第三，国际产业结构正处于深刻调整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国际产业转移，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正成为发达国家抢占的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第四，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加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也使得知识（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交流和传播更加便捷，改造着传统的商品交易方式。在国际分工体系、传统的交易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分工、专业化、交易成本、交易效率等概念无疑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来的。它认为，由于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两难冲突，当一个静态模型中一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时，分工引起的正网络效应将很有可能超过分工引起的交易成本。因此，经济就会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分工状态，进而再演进到完全分工的状态。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中，这种分工的演进可能在缺乏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自发地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出现就由人们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自利决策以及这些自利决策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内生地决定。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所描述的由自给自足局部分工网络状分工的演进过程，恰好拟合了国际分工体系由产业间的分工产业内的分工产品内的分工，由水平分工到垂直分工，再到网络状分工体系的演进过程。而目前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给传统交易、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效率的改进都将深刻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我国21世纪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水平决定了一国市场容量的大小、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内生比较利益的大小、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高低、生产集中程度的高低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当一个社会分工网络十分发达后，生产率会有惊人的提高。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应该努力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发展企业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参与国际分工，才能避免跌入比较利益陷阱，有效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收益。

　　第二，交易效率决定了分工的演进。交易效率越高，一国分工演进水平就越高。提高交易效率的主要途径是改善运输条件以及制度性进步，如新的运输技术出现或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出现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或者更有竞争力的高效的银行体制等。因此，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降低社会分工的制度成本，加快建设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提高互联网接入率和电脑普及率，提高国民的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接受能务，从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以及高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才能提高交易效率，在网络化分工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第三，专业化水平是提高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关键。专业化可以加速熟能生巧的进程，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成本以及提高社会对这些成本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总学习成本，当每个人的专业化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时候，交易次数和交易费用也相应提高。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中，要重视教育和培训，在实现知识传递和延续的同时，充分发挥人作为知识的意识形式的主体功能，提高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加强专利保护，提高知识产权的垄断收益，促进知识的创新、学习和运用。只有从政策角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知识创新的社会体系，对于科技发明和知识创造人才予以精神鼓励和物质激励，才能促进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国家建设，使我国在21世纪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注释：

　　①《国际统计年鉴2001》及《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②数据来源：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③张幼文：《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新开放观”的理论基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郭波，吕守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轨迹及其启示[J].大连大学学报，2006，2.

　　[2]郭界秀.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综述[J].社科纵横，2007，1.

　　[3]侯经川，钱文荣，黄祖辉.比较利益的分配法则——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7，10.

　　[4]杨小凯，张永生，著.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杨小凯.经济学：新古典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张小蒂，李晓钟.影响比较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