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
2022-06-09
【论文摘要】当前各国政府在处理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时陷入了迷茫的两难困境。问题的症结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权的决定作用，忽视或者根本没认识到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而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发现并重视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性制度资源或资本必然具有经济发展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内生变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外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精神环境等社会环境。当然，社会权在其经济发展价值转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其合理性限度，社会权不会自动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必须具备经济、法治和观念方面的条件。
【论文关键词】社会权、经济发展、内在价值、外在价值
一、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困惑与反思
当今世界，人权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一方面，人权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成为国际论争中压倒一切的最强音和个人手中的王牌;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其重要任务，甚至是首要任务。而政府的任务不只是促进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因而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各国政府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复苏乏力的特殊时期，在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尤为迫切。
那么现实生活中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是如何处理的呢？从全球来看，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普通公民都陷入了迷茫的两难困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恢复缓慢，而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深化，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之中。①特别是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多米诺骨牌式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②针对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拯救方案是，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贷款，但对债务国必须采取的财政政策方面，各方分歧很大。贷款援助方要求债务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缩减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开支,从而尽快恢复债务国的经济增长,但均遭到债务国国民以及部分政党的抵制或否决。在希腊大选期间，支持与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政治派别和总统候选人之间竞争极其激烈,稍有不慎即有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③从欧盟相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争议与政治运作过程来看,有一种非常影响深远的观点，即经济发展与公民的社会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与矛盾，恢复经济发展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而压缩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而增加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必将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但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又非常明确地把债务国是否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作为提供援助贷款的唯一条件。这对于接受援助的债务国来说，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成为政党、政府和公民的两难选择。④与欧盟所处的困境相似，美国对公民社会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也争议激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保险法案意在保护低收入阶层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但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反对的观点包括:强制保险条款违背市场规律，政府介入得越多，问题就会越大。⑤
中国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难度更大、问题更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晚、人口多、资源少，加上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并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使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经济发展遂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发展型政府特征明显。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伴随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引发、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贫富悬殊扩大、环境污染严重，普通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甚至合法权益还遭受侵害，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对GDP崇拜的实用主义，以权利损害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国外与中国在认识和处理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即权利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类似逻辑,存在同样的左右为难的两难困境。权利与发展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二者都需要国家资源的配置，不可避免要进行零和博弈，存在尖锐的冲突。
这种现实困境有着影响深远的理论渊源。关于人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杰克o唐纳利对上个世纪60-90年代流行观点进行了总结：要实现迅速发展，必须在中短期时间内牺牲人权。由此出现了受到普遍提倡的以权利换发展的三种交换观念:需要交换、平等交换和自由交换。⑥这也是当时的正统观念："除非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否则发展关怀与人权关怀是相互对立的，至少是在需要交换和平等交换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民生保障理论并付诸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加强对民生与社会权的保障。为此进_步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民生协调共进。然而从实质来看，社会权与民生保障很容易沦为''民生形象工程"。这是由于正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发展决定公民权利，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对权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还被经济发展决定论主宰，甚至认为二者存在尖锐冲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付出权利牺牲的沉重代价。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对公民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先有经济发展，后有公民权利；先有蛋糕才有蛋糕分配，先做大蛋糕再分配蛋糕;把权利保障（民生保障）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政府的负担及政府对公民的恩惠。发展因而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些观点作为公理、原则已经不容置疑、融入国人内心深处。
各国实践和理论认识之所以出现如此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根本原因来自于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理解，夸大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发展决定论?，在实践中的直接表现就是GDP挂帅。这是从经济发展到权利的单向思维，忽视了从权利到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而实际上，二者相互关系中除了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外,权利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权利及其实现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涉及到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问题：权利是不是只是被经济发展决定的对象，甚至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当然不是。权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目的价值，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利价值。然而由于权利仅仅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崇高、远大目标而常常被眼前的现实情势所忽视，走出当前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需要发现并重视权利对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价值:工具价值。
权利的工具价值是指权利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意义。权利的目的价值受到普遍重视，但其工具价值要么被忽视⑨，要么被误解为"以权利换发展"瑏。那么权利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工具价值，权利如何转换为工具价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权利种类较多，不同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存在差异，同时考虑到中国主流的权利观，以及各类权利与经济发展关联程度?，为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择社会权*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做尝试性研究。从社会权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正向价值关联出发，考察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性制度资源或资本所具有的经济发展价值，分析社会权在经济发展价值转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这里的价值是工具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内生变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外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精神环境等社会环境。
二、社会权的内在价值: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西方经济学总体来说忽视对权利的研究，将权利界定明确、信息完备和交易无摩擦视为当然，并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土地等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等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而权利不属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法经济学的兴起使权利逐渐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上个世纪60年代现代法经济学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罗纳德oHo科斯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权利的赋予及其相对应的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o诺斯也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的尖锐批评，指出了经济学这一理论假设的错误。他说:新古典经络增长理论暗含的未经证实的假设前提是"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变化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总之，获得信息的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都不存在。"瑣当代经济学与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已然打破了权利与经济发展相互隔离的局面，不仅如此，权利已经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内生变量。
(一）社会权是经济发展的构成性要素
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素中新的决定力量，而市场主体的社会权作为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法治社会重要的制度资源。
自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产生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_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瑤那么，是什么生产要素使经济发展速度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呢？制度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o诺斯通过对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有效的所有权。这里'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即指制度创新，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关键。"瑦道格拉斯o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批评后进_步深刻地揭示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的。?"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瑏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赫尔普曼教授也认为，虽然我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瑩加拿大迈克玛斯特大学戴维o菲尼教授也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至关重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法律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最重要的_种制度，而公民权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社会权是_种重要的制度资源。但从经济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内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重是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结构。自近代开始，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日益大于物质资本。从20世纪中叶起，制度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生产要素结构重心从土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到制度的演变，表明了制度成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社会权作为_种重要的制度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权利经济，权利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基本精神和目的就是保障人权，因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权利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形式,要想实现其对市场稀缺资源有效率的配置，必须明确界定和保护市场主体的资格和自由进行市场交易行为的权利；没有权利这一中介，市场秩序无法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无法产生。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典型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与市场主体结合就不能产生市场经济意义，而且它们必须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为市场主体所享有。正因为如此，现代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采用法学研究方法，把传统生产资料如土地、技术、资本等视为市场主体的权利。"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
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控制了经济系统。"?法律制度决定权利的赋予格局即决定了权利的初始分配，而权利的初始分配决定了资源的配置状态，而资源配置状态决定了资源使用效率，进而决定了经济发展。
中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治国方略的现代化，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强大的国家权力正逐步向公民权利回归，达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凸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本位，权利成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中国，市场经济必定是法治经济,法治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质必将是权利经济。中国经济学界甚至提出了建立''权利经济学"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经济，也必须实现从国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均衡,权力一权利调整成为体制转型核心，通过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回归，经济发展步入起飞阶段。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表明了权利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与源流关系:公民权利回归是因，经济发展是果;权利回归是源，经济发展是流。
【论文关键词】社会权、经济发展、内在价值、外在价值
一、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困惑与反思
当今世界，人权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一方面，人权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成为国际论争中压倒一切的最强音和个人手中的王牌;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其重要任务，甚至是首要任务。而政府的任务不只是促进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因而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各国政府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复苏乏力的特殊时期，在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尤为迫切。
那么现实生活中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是如何处理的呢？从全球来看，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普通公民都陷入了迷茫的两难困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恢复缓慢，而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深化，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之中。①特别是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多米诺骨牌式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②针对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拯救方案是，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贷款，但对债务国必须采取的财政政策方面，各方分歧很大。贷款援助方要求债务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缩减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开支,从而尽快恢复债务国的经济增长,但均遭到债务国国民以及部分政党的抵制或否决。在希腊大选期间，支持与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政治派别和总统候选人之间竞争极其激烈,稍有不慎即有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③从欧盟相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争议与政治运作过程来看,有一种非常影响深远的观点，即经济发展与公民的社会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与矛盾，恢复经济发展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而压缩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而增加公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必将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但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又非常明确地把债务国是否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作为提供援助贷款的唯一条件。这对于接受援助的债务国来说，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成为政党、政府和公民的两难选择。④与欧盟所处的困境相似，美国对公民社会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也争议激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保险法案意在保护低收入阶层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但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反对的观点包括:强制保险条款违背市场规律，政府介入得越多，问题就会越大。⑤
中国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难度更大、问题更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晚、人口多、资源少，加上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并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使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经济发展遂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发展型政府特征明显。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伴随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引发、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贫富悬殊扩大、环境污染严重，普通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甚至合法权益还遭受侵害，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对GDP崇拜的实用主义，以权利损害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国外与中国在认识和处理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即权利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类似逻辑,存在同样的左右为难的两难困境。权利与发展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二者都需要国家资源的配置，不可避免要进行零和博弈，存在尖锐的冲突。
这种现实困境有着影响深远的理论渊源。关于人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杰克o唐纳利对上个世纪60-90年代流行观点进行了总结：要实现迅速发展，必须在中短期时间内牺牲人权。由此出现了受到普遍提倡的以权利换发展的三种交换观念:需要交换、平等交换和自由交换。⑥这也是当时的正统观念："除非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否则发展关怀与人权关怀是相互对立的，至少是在需要交换和平等交换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民生保障理论并付诸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加强对民生与社会权的保障。为此进_步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民生协调共进。然而从实质来看，社会权与民生保障很容易沦为''民生形象工程"。这是由于正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发展决定公民权利，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对权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还被经济发展决定论主宰，甚至认为二者存在尖锐冲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付出权利牺牲的沉重代价。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对公民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先有经济发展，后有公民权利；先有蛋糕才有蛋糕分配，先做大蛋糕再分配蛋糕;把权利保障（民生保障）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政府的负担及政府对公民的恩惠。发展因而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些观点作为公理、原则已经不容置疑、融入国人内心深处。
各国实践和理论认识之所以出现如此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根本原因来自于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理解，夸大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发展决定论?，在实践中的直接表现就是GDP挂帅。这是从经济发展到权利的单向思维，忽视了从权利到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而实际上，二者相互关系中除了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外,权利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权利及其实现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涉及到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问题：权利是不是只是被经济发展决定的对象，甚至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当然不是。权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目的价值，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利价值。然而由于权利仅仅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崇高、远大目标而常常被眼前的现实情势所忽视，走出当前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需要发现并重视权利对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价值:工具价值。
权利的工具价值是指权利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意义。权利的目的价值受到普遍重视，但其工具价值要么被忽视⑨，要么被误解为"以权利换发展"瑏。那么权利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工具价值，权利如何转换为工具价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权利种类较多，不同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存在差异，同时考虑到中国主流的权利观，以及各类权利与经济发展关联程度?，为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择社会权*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做尝试性研究。从社会权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正向价值关联出发，考察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性制度资源或资本所具有的经济发展价值，分析社会权在经济发展价值转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这里的价值是工具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内生变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外在价值是指社会权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精神环境等社会环境。
二、社会权的内在价值: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西方经济学总体来说忽视对权利的研究，将权利界定明确、信息完备和交易无摩擦视为当然，并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土地等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等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而权利不属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法经济学的兴起使权利逐渐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上个世纪60年代现代法经济学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罗纳德oHo科斯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权利的赋予及其相对应的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o诺斯也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的尖锐批评，指出了经济学这一理论假设的错误。他说:新古典经络增长理论暗含的未经证实的假设前提是"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变化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总之，获得信息的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都不存在。"瑣当代经济学与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已然打破了权利与经济发展相互隔离的局面，不仅如此，权利已经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内生变量。
(一）社会权是经济发展的构成性要素
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素中新的决定力量，而市场主体的社会权作为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法治社会重要的制度资源。
自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产生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_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瑤那么，是什么生产要素使经济发展速度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呢？制度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o诺斯通过对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有效的所有权。这里'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即指制度创新，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关键。"瑦道格拉斯o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批评后进_步深刻地揭示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的。?"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瑏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赫尔普曼教授也认为，虽然我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瑩加拿大迈克玛斯特大学戴维o菲尼教授也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至关重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法律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最重要的_种制度，而公民权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社会权是_种重要的制度资源。但从经济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内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重是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结构。自近代开始，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日益大于物质资本。从20世纪中叶起，制度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生产要素结构重心从土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到制度的演变，表明了制度成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社会权作为_种重要的制度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权利经济，权利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基本精神和目的就是保障人权，因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权利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形式,要想实现其对市场稀缺资源有效率的配置，必须明确界定和保护市场主体的资格和自由进行市场交易行为的权利；没有权利这一中介，市场秩序无法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无法产生。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典型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与市场主体结合就不能产生市场经济意义，而且它们必须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为市场主体所享有。正因为如此，现代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采用法学研究方法，把传统生产资料如土地、技术、资本等视为市场主体的权利。"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
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控制了经济系统。"?法律制度决定权利的赋予格局即决定了权利的初始分配，而权利的初始分配决定了资源的配置状态，而资源配置状态决定了资源使用效率，进而决定了经济发展。
中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治国方略的现代化，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强大的国家权力正逐步向公民权利回归，达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凸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本位，权利成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中国，市场经济必定是法治经济,法治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质必将是权利经济。中国经济学界甚至提出了建立''权利经济学"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经济，也必须实现从国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均衡,权力一权利调整成为体制转型核心，通过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回归，经济发展步入起飞阶段。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表明了权利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与源流关系:公民权利回归是因，经济发展是果;权利回归是源，经济发展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