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化、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上海为例的研究

　　[摘要]本文集中分析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为此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方式”的结论。实证研究也显示,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在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方面的优势,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化、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的资本深化确实提升了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此可引申出关于其他省区未来农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结构转化;资本深化;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呈现出持续较快发展的态势,1978—2007年农林牧渔总产值从1397.0亿元增至48893.0亿元,粮食产量从30476.5万吨增至50160.3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至4140.4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降至2.3%。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依然存在并具有相对拉大倾向,198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均出现了在波动中扩大的态势,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已分别达到3.33倍和3.60倍。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为指向的“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促使农业经济更快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增加农民福祉的客观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通过内需扩展、就业创造而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是什么?当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时期,对农业发展方式的考察必须从农民自发市场行为切入才有意义。据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应该是度量农业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1个省市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不均衡,这种“区域差异性”为我们讨论农业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按照“重演律”,农业发展程度较高的省市区可能暗示着农业发展程度较低省区的“未来图景”。比较了2007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就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而言,东部省市区均领先于中部和西部省市区,特别是,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居全国首位。2007年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47613.09元/劳动力,是全国平均水平15549.20元/劳动力的3.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144.62元/人,是全国平均水平4140.36元/人的2.45倍。这种特征事实促使人们追问:上海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主要方式是什么?进一步地,上海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对其他省市区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从理论上说,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紧密相关,农业现代化是指特定经济体从传统农业逐渐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此过程使农业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经营效益等得以优化或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对农业多方面的要求。就外延而言,不同学者和机构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陈锡文指出,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手段的进步、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具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马晓河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要素和生产方式取代传统要素和生产方式,最终使农业由传统部门转变为现代部门。黄祖辉认为,农业现代化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农业部则认为,现代农业是以完善的生产条件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和经营,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农业现代化就是实现此种现代农业的动态过程。

　　上述界定对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行了不同概括,并试图把握农业现代化在要素、结构、技术、制度等层面的变化特征。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区别于传统农业,其本质是生产率提高,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传统农业演变为现代农业的主体是农业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营者改变农业质态的基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先进的物质装备、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均是围绕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展开的。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理解农业发展还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支持。舒尔茨(Schultz)指出,现代农业就是以运用现代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是具有高生产率的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是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可见,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率的高低,速水和拉坦(Hayami&Ruttan)也强调,农业发展的问题,不是把一个静态的农业部门转变为现代的动态部门,而是加速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以便与现代化中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增长相一致。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口。就农业总产值而言,其取决于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总产值,种植业产值又取决于总产出和价格,这里种植业总产出是与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相连的,这可以引申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础目标: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以保障粮食安全。粮食总产出等于粮食播种面积和土地生产率的乘积,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生产的技术设备、良种化肥、水利设施等紧密相关。就农业从业人员而言,它涉及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非农化所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所获得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农产品持续增产和农民长期增收有保障的条件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于是,农业现代化又可以被定义为:以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现代要素使用、经营方式创新、市场体系完善等为支撑点,以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发展方向的系统过程,此过程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以保障高效率粮食安全为基础目标,以实现农业持续发展为长远目标。

　　农业现代化表现为农业高效化的过程,现代农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农业成为一个有较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各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可能会有差异,但均伴随着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又与农业经营的机械化、生物化和组织化程度紧密相关,这样资本深化、技术创新和组织完善就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业经营者带来较高且稳定的收入。同时,农业现代化还表现为农业多样化的过程。现代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分化程度在不断提升,劳动者越来越集中于某些操作和环节,农业经营越来越脱离传统种植业而渗透到其他领域。

　　具体地说,农业劳动者在三次产业间重新配置要素,在农林牧渔等农业内部进行社会分工,并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链条中进行分化。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分化和产业多样性特征越明显,则农业要素的流动性和再配置效应就越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就越突出。

　　上述分析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结构转化,即农业要素在农业内部以及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配置状况。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自然波动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价格滞后调节的市场风险,这种产业缺陷导致劳动力越是配置在非农领域,或是农业中的非种植业领域,其劳动生产率往往会因这种结构转变而大幅度提升。二是资本深化,农业生产率提升与农业机械化、生物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紧密相关。从技术进步类型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着机械化所代表的劳动节约型和生物化所代表的土地集约型两种方式,一个社会可以利用多种途径来实现农业的技术变革。由无弹性的土地供给给农业发展带来的制约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加以消除。由无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制约则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尽管存在着技术进步路径的差异,但生物化和机械化均体现为单个农业劳动力所推动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深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标度了农业现代化程度。同时,资本深化还表明其他产业发展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提供了基础,此种意义上的资本深化可以通过就业引致效应而改善农业的土地—劳动比率。

　　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方式,对上海农业发展轨迹的解析也应从这两个维度展开。这两个维度也暗示着农业发展有赖于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平衡增长关系,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可以通过劳动吸纳、资本形成和技术供给等推动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也须以其他产业发展为前置条件。

　　二、结构转化与上海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经济结构转化为基础,就结构转化而言,农业现代化首先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和农业内部的重新配置。传统农业(特别是传统种植业)在生产、消费和交易环节存在着“产业缺陷”,尤其是,自然作用和经济作用的相互交织导致传统农业难以获取分工的好处,斯密(Smith)指出,农业上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