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因素影响下的城市形态变迁研究--以慈城为例

　　【摘要】水利是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制约古代城市发展变迁的典型影响因素之一，也是直接导致城市形态变迁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慈城(古慈溪县城)的城市形态变迁为例，阐述慈溪所在的区域水系环境变迁对于慈溪城市形态发展变迁的重大影响作用。

　　【关键字】水利；区域水系环境；影响；城市形态变迁

　　慈城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旧为慈溪县城。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置县至民国，历经近1200年历史，一直保持地方县级城市的建置稳定不变。现状慈城仍保留了众多可供认知的元素，如自唐宋时期的城市道路骨架格局；以及大量明清民居、祠堂等文物建筑，成为一处保留完好的江南古县城标本。

　　在慈溪县城的城市发展历程中，以地方水利建设为引导的区域水系环境变迁对于慈溪城市的发展一直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慈溪城市史上每一次变革性的突破，都是以整个区域大幅度的水系调整为背景的。

　　1、唐代

　　农业是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的关键所在，农业的发展又与水利的兴修密不可分。浙江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唐宋时期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早在唐代，慈溪所在的明州(即宁波)地区就掀起一股农田水利工程兴建的高潮。水利工程种类繁多，名目复杂，有湖、堰、河、闸、塘、埭、不等。其中，水域面积最大、影响最广的的莫过于湖了。慈溪地区位处宁波平原北部的多山地带，地势偏高；北部濒海，又无江水通行，水源较南部难获。因此慈溪是当时修湖最多的县份。

　　大量湖泊的修筑，除了满足该地区的农田灌溉之外，对于解决城市水路交通、居民饮水以及改善城市景观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慈溪地区所修的众多湖泊中，以普济湖、永明湖与慈溪城市的关系最为直接，影响也最大。在慈溪建城之初，此两湖的开凿对于城市有着重大意义：湖域汇集了城市北部、西部山区的零散山泉水源，并南流入城，通过城市河网与南部的江水汇合。这样，慈溪地区的南北水源贯通，使早期城市拥有良好的水系环境。对以后慈溪县城在内的整个地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以上两处人工修筑的水利工程之外，慈溪城市基址的自然环境也可谓得天独厚：南临两江，东、北、西皆山，苍翠回环俨若圆障。城区比周围农田高出1m左右，且地面东西剖断面略呈拱形，便于城市排水。是风水理论中古代城市选址的典范。

　　慈溪地处宁波平原的北部高地，南面开阔平原，余姚江横贯其中，并在丈亭县一分为二——即余姚江慈溪江段的“大江”和“小江”，又称前江、后江。大江与小江在宁波府城东北的西渡复合为一，在宁波东北的大浃口与奉化江汇合为甬江，后东流入海。

　　小江，又称“骢马横河”。宋以前的小江还不是城市内河，而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区域性江流，江面宽阔。慈溪县城初建时，城市河道的水源应是从小江引入，在此基础上规划河网与城市道路。

　　城市坐北朝南，以中街为全城的中轴线，道路将城市分割成整齐的棋盘式格局，5条城市主干道中，除中街为一街两河配置之外，其他均为一街一河的配置，街道上的特色景观为两边的廊屋以及行道树，呈现出江南水乡城市中市街傍河的典型景观。

　　中街之上，跨河有4座桥梁，从北向南依次为：第一桥(丽泽桥)、第二桥(福聚桥)、第三桥(平政桥)和骢马桥。四桥呈等距离排布。丽泽桥上的丽泽亭在四桥之中，建制是最隆重的。其在中街乃至整个慈溪县城中意义重大：

　　首先，作为一处显著的城市地标；丽泽桥是整个中街序列的结束，是整个街道空间视线的最终落点；同时，它又是慈溪县治建筑群中轴序列的起点，是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分界线。

　　另外，中街的形制森严而繁琐，是一条较明显的礼仪性街道。唐代慈溪对外联系的凫矶驿(驿铺)、迎麾亭、承流亭(接送亭)⑥等均分布在小江沿岸(图4)，为古时迎来送往者必经之处。

　　2、宋元时期

　　宋代延续了唐以来持续高涨的水利建设。北宋中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在全国推行农田水利法，以江浙为先行，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整个浙江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宋室偏安江南后，以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宋慈溪地区的水利盛事便是管山江的开凿。

　　宋时慈溪南部的小江受民田阻塞，江流不畅引发的旱涝无常使农业深受其苦。至南宋时期，宋丞相吴潜开管山江。“宝佑五年(1257年)七月，大使丞相(吴潜)以钱一千五百三十一贯四百一十五文，市民田，垦河五里，长七百丈有奇，阔三丈六尺，深一丈六尺，……水由是达茅针，鄞、慈、定三邑皆蒙利焉。”(《开庆四明续志》卷三)。《开庆四明续志》成书于1259年，是最早记载管山江的文献，但此书未指明管山河的具体位置及流向，只提到“夹田桥南五里，民田阻之”。《光绪慈溪县志》卷八则明确指出：“今由太平桥、三板桥至夹田桥，贯东乡。此即吴制所开管山江也”，据此，管山江应为慈溪城南的一条东西向河流。

　　从现状航拍图上量取《光绪慈溪县志》所定义的管山江长度，得到的数据为2165～2220m，换算为宋尺即685～700丈，与《开庆四明续志》记载的“七百丈”基本吻合。因此管山江应该为慈溪县南的东西向河流无疑。

　　管山江的开凿，从区域的广度上改变了慈溪县城的城市形态：管山江开凿之前，因余姚江风浪较大，余姚往来宁波的区域水路大多经由慈溪小江通行；管山江开凿后，直接取代小江成为新的区域航运通道，城市对外的水、陆路联系，由城内的小江移至城南五里的管山江沿岸，并逐步发展出太平桥、三板桥、夹田桥3处交通节点。夹田桥在宋时便已出现，南下府城，东去定海，西通余姚，成为四方“驿道之冲”；三板桥、太平桥也分别于元代、明代形成。小江在此之后逐渐淤塞，水速减缓，河道变窄，成为一条真正的城市内河。对于城市本身来讲，更有利于物资集结以及沿岸商业业态的发展。

　　另外，从《宝庆四明志》载《慈溪县治图》中可看出，慈湖水源南下，从城东的东河直流入骢马横河，再南通大江，东连海潮。城内各处河道皆可通潮汛，同时辅以闸门来调节水位涨落，保证了城市水路交通的畅通。“其东、西两镇桥下俱有版门为闸，潮至则闸开，潮退自闭，其上颜巷、下颜巷、慈溪巷口俱有闸，……所以河水常满……日有小舡鼓往来贸易。”（《天启慈溪县志》卷十二）

　　水路交通的带动之下，区域陆路交通在此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北线及西线衍生了两条区域陆路交通线。北线:由城市西北出，跨大宝山，西去至慈溪西乡及余姚诸乡；东由慈湖东北出，跨东县岭，达慈溪东乡及定海。这是一条贯穿余姚及宁波地区北部的城际陆路交通线，慈溪县城处于整个线路的枢纽位置。并且，城北的慈湖(即普济湖)周围已形成完整的环路。西线：以太平桥为起点，一路向北，跨长溪岭达北部濒海之地。

　　相应的，这一时期慈溪城市道路的主要变化之一即在慈湖片区，在慈湖周围形成环路的同时，普济寺僧在慈湖湖心筑堤路，将慈湖一分为二，并与堤路南部的东街相接，慈湖片区被完全纳入城市生活之中，成为集宗教、教育、休闲文娱为一体的繁荣片区。

　　宋时慈溪城市水系的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永明湖湮灭。实际上，永明湖在慈溪城市史上只存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其湮灭的具体原因不详。基于现状慈城的GIS技术分析表明，慈城东北山区(阚峰一带)的汇水面积要远远大于西北山区。南京大学赵辰教授认为，这种地理条件的差异是导致慈溪城市东部与西部水系发育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东部的河流确实比西部发达。

　　宋代永明湖的消失，并非完全地销声匿迹。

　　事实上，宋以来慈溪西北城区的地势低洼，容易积水。一直到明代才开始陆续有居住建筑出现。且此地的路网曲折迂回，建筑布局也凌乱无章，完全不似东部规整。另外，中街的河道在《慈溪县治图》上没有被显著描述，很可能已湮废。随着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城内陆路交通也有较大发展，原有道路在城市东北、东南及西部的永明寺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延展。最典型的有小江(即骢马横河)沿岸的下横街，已逐步发展为城市商业和市民文娱生活最为繁荣的区域，其热闹的场景，与宋《清明上河图》中描述的北宋东京城中繁华的市井生活颇有相似之处，可谓宋代地方城市社会的一个缩影。

　　3、明清时期

　　明以前的浙江地区政治安定，少受战乱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为遏制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势力，沿海的防御前缘设立卫、所治地，并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入明以后，整个沿海地区倭患不断，且终明一代都没有停息。其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明嘉靖时期(16世纪)的倭寇。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城市化为一片焦土。

　　江浙地区的嘉兴、湖州、宁波等地掀起一轮筑城高潮。慈溪县城在此时期第一次修筑城垣。历时一年，城垣始成。借筑城之际，地方政府役众开挖濠河，增设水门、水闸；疏城内多处河道淤塞、增加阔深，城市水系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客观上促进了城市水系更加便利畅通。明嘉靖之后，在宋代原有的市河基础上，城市水网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慈湖面积不断北缩，明嘉靖年间，水域已退居浮碧山之北；其次，筑城期间，城市东部的县东河与南部的郑家桥横河等几处河道被包入城垣之中；多处河段新修，使县东河与城内丽泽桥横河、平政桥横河等诸河道联通；同时，下横河的河道较宋代已经明显收缩，河面变窄。

　　伴随城市水网的完善，以及筑城后城区面积的扩大，明清慈溪城市的街巷数量较之唐宋剧增。新增的道路以东河街最为明显，其次是南城区郑家河北的东西向道路(民国称“光华路“)。

　　这两条路都是在新的城市河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新增道路也多为原有的路网上的扩展衍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