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过去、当下、未来：口述与历史

　　提要：本文试图借用巴赫金文艺美学的对话理论与卡尔的历史学观点，考察口述历史作为对话史料，对于历史的贡献。笔者倾向于如下定义口述历史：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当下”与“过去”、“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的史料。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口述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为历史撰写提供多声部的想象力。

　　关键词：口述历史；史料；历史；历史撰写；对话；独白；过去；当下；现在；未来

　　在谈论口述与历史的关系前，我们先回到原点，即什么是口述历史？什么是历史？两者在哪个区域发生联系？

　　首先明确一点，口述本身并非历史。其原因就如同记忆不是历史一般，“就像过去并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目标一样，记忆也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目标之一，也是历史制作的初始步骤”。口述是唤醒记忆的一种方法，记忆是通向过去的幽径，口述以记忆为媒与历史发生媾接。在未来，某年某月某日的一次口述采访会成为被视作一起历史事件，在那时，口述才会变成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指出，“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为便于本文进行概念区分，文中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统称为“历史事件”，将历史学家在著述中的记录统称为“历史撰写”，将两者的结合及更广泛的含义统称为“历史”。

　　本文旨在以卡尔那句里程碑式的口号——“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为理论支点，用“对话”的交互特征，考察口述与史料、口述与历史、口述与历史撰写之间的关系。

　　一、口述与史料

　　口述历史的概念比较多义，有时被看作一种访谈方法，有时被认作一种史观，有时被视作史料。鉴于口述将成为历史撰写的资料，进入历史的原料场，我们采取自下而上的目光，认为口述首先是史料——以录音录像为载体的口语史料。

　　历史撰写与历史事件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治史者无法直接进入历史事件之中，除非他是事件的在场者。史料充当了两条平行线的桥梁，就像英文字母H中的横线。口述便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是受访人、采访人、撰史者、阅史者回溯历史事件的通道，是众人进入历史的途径。

　　历史事件一旦被语言表述，便无法逃脱受蒙蔽、歪曲、筛选、变形的命运。史料在传输过程中亦无法逃避衰减、变异等因素干扰。撰史者将本来就变形的原料再次进行主观清理与表述，经过以上三面镜子各自吸光反射后，被呈现的历史永远无法映照出它的原貌。历史就是这样被定义——“历史是过去，是现在，是世间的这或那，是真相的敌人，是政治有意操作的产物。”

　　历史永远无法终极还原。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朝着真相努力，史料因此具有决定性作用。梁启超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与其它史料相比，口述历史有什么特征？我们如何对它进行识别？

　　史料有两种分类方式：以原始程度为据，分原始史料与二手史料，口述历史无疑属于原始史料；按载体形式，史料可分为非语言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语史料。建筑、墓穴、遗物、遗迹、壁画、碑文、家具、衣物、器皿、工艺品、墓葬、化石等不以语言为载体（或不主要以语言为载体）的实物属于非语言史料或实物史料。甲骨文、书简、碑文、壁书、通信、日记、文件、书籍、各种印刷品、宣传册、公司账目、统计数据、机构档案、文学作品等借助书面语言保存的史料属于书面文献。口头传述、电台播音、访谈节目、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文件属于口语史料。

　　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将口述历史归类在口语史料中。那么，怎么样区分远古的口头传述与口述历史？

　　怎样区分电台电视台的采访与口述历史？怎样区分个人录音文件与口述历史？既有的定义伴随着大量的解释。

　　唐纳德·里奇试图从全景角度，给出定义——“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者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在此，口述历史的限制性条件至少有五个：内容为记忆和个人观点；形式为访谈；主体为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和受访人；载体为录音或者录像；存贮在专业档案机构。凭借是否经由对话而来，他将窃听录音、演讲录音、个人录音日记等排除在口述历史范畴之外。这一评判标准的正确性毫无疑义。然而，他将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排斥在口述历史之外，原因仅仅是它们不保存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这样的解释未免单薄。

　　陈墨做了进一步积极探索。他将口述分为广义、狭义，广义包含所有访谈性对话，狭义则将非专业、非学术目的访谈排除在外。人民性、专业性、规范性作为界定广义、狭义的标准。人民性是将口述作为一种史观，专业性与规范性谈及的是对采访者的要求。文章后半部分引入罗纳德·格雷尔“会话叙事”的概念，创造性提出“心灵考古”，指出，狭义口述史学是“建立在会话叙事形式的心灵考古”。文中对“心灵考古”情有独钟，对“会话叙事”言之寥寥。

　　这两个概念皆充满玄机，更适合于个性化理解。口述与其他口头史料之间还是有些瓜葛不清，是否能够找到一种试剂，明确分离出口述历史？

　　如果继续沉陷于将之作为口语史料中的一类来剥离其他，恐怕我们不会比上述两位大师更接近隧洞的尽头。不如我们索性推翻现有史料的分类，大胆从哲学、美学领域引入新的概念，并向历史学推荐新的分类方法。

　　苏联美学家巴赫金的理论从语言学角度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他将文学作品的言语分为独白与对话，继而将这两个概念推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广义角度理解对话，把它看成不只是人们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我们不妨借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献按言语的指向分类（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参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

　　1.独白的史料

　　独白本是文学作品中人物言语的表现形式之一，即角色的自思、自语等内心活动。在本文，独白泛指一切具有内指特征的言语，其特点是言语主体的表述不传达到听者身上，听者亦没有将自己的思想反馈给讲述者，两人不形成会话交际。这类史料包含绝大部分文献——甲骨文、日记、文件、非对话性质的印刷物、宣传册、公司账簿、统计数据、非对话性质的机构档案、录音日记、视频日记、网络信息、非访谈类广播电视节目、博客日志、窃听录音、演讲录音、PPT演示等。

　　有些文献虽然采用对话体表述，比如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死》、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但作者并非还原性记载说话双方的言语，而是将对话的内容进行了主观加工，重新描述，将他人的话语变为自己的话语。在这类作品中，对话只是作者表达自我个人观念的文学形式。所以，它们是独白的文献。

　　还有一类文献，诗词中的“和”、中国画的“题”、文史作品中的“注疏”，这些对已经存在的文本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语是否与原作者构成对话了呢？如果“和”、“题”、“注疏”的发出者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原作者，并引发原作者修改原作或者再度创作，这当然是对话。但中国文艺传统中大部分的“和”、“题”、“注疏”，都只是单向的表述，囿于时间、地域的间隔，无法与前作者或者后阅者达成双向对话。巴赫金这样定义对话中的问答：“任何回答都要产生新的问题。

　　问与答要求相互的外位性。如果回答自身产生不出新问题，它就会从对话中脱离出来。”

　　2.对话的史料

　　与独白一样，对话也是文学作品中人物言语的表现形式之一，指角色的交谈、争论等。在本文中，对话泛指一切具有外指特征的言语，即言语主体的表述能够直接传达给听者/阅者，听者/阅者的在场直接影响言语主体的讲述，两人发生会话交际。

　　这类史料包含：通信、对话录、庭审记录、医患问答、电话记录、录音采访、录像采访、社区论坛、网上聊天等。

　　这样的分类方式将口语与书面语文献重新编队，转而注重语言的内在属性，有利于研究史料与其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构成、个体叙事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新的分类还能够为数字时代的新生儿留出席位。更重要的是，为口述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定义方式。

　　口述与其他对话史料根本不同的是：它以“当下”的声音，介入对“过去”的探索，预留通往“未来”的路径，穿越三个时间维度。没有哪一类史料，有着如此多向的时间维度。

　　通信、庭审记录、医患问答、电话记录、社区论坛、网上聊天等，都只是对当下事件和思想的记录，满足当下沟通的需求。电台、报刊、电视台的新闻采访，与口述根本不同在于是否具备当下的新闻性。

　　张玉法在考察口述新闻与口述历史异同时指出：“口述新闻所述者为新发生的事物，口述历史所述者为过去的事物，通常没有新闻价值。”日益增多的口述类电视栏目、历史类专题纪录片及电影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回忆访谈，是否属于口述历史？它们具有口述的胚胎，却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原因同上，这些采访满足的只是当下节目制作的需求，并未将过去当做一个自足完整的存在。素材带中的采访只涉及节目所需的内容，最终的播出带更是只剩下讲述者的只言片语，访谈片段还被塞入大众传播的通俗叙事模式之中。关锦鹏的影片《阮玲玉》使用了部分访谈资料，这些围绕阮玲玉为题的谈话只能称为采访，自然不是口述。贾樟柯的电影《海上传奇》呈现出对人物讲述完整性的尊重，口述风格十分明显。但，恰恰因为电影“传奇”叙事的要求，一些常态的过去被卡在镜头之外，一些对话的痕迹被抹掉，为了满足传奇叙事的口述形态并不完整。

　　电台电视台一般性采访只需1—2个小时即可完成任务，也不需建立友谊关系，在精神和学术投入上与口述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口述历史对一个人的采访往往会花费数十个小时，多则数年，与采访人及其家属关系甚密。唐德刚采访李宗仁就吃了168顿便饭，采访长达7年，不仅与李氏夫妇，且与其二子、侄儿“变成挚友，相处无间”，与李家结“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唐德刚采访胡适，被胡适称作“我的朋友”，除却采访关系外，还“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充当这位纽约“流亡老辈”的生活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