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之下的自由

代佳琦

首先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我对于标题的理解，以免后面论述出现偏差和误读。“不同语境”在我看来即不同立场。本文将从校领导、班主任、学生家长和学生这四个立场出发。我没有做管理层的经验，所以“校领导”这个立场只能揣测。做过学生、班主任，也同时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其余三个角色会确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班级管理”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我想将其缩小到“班主任如何管理班级才能使另外三方都达到基本满意的程度”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也就是说我不会从成绩上或是班级文化建设的角度说，而是把重点放在四者关系的协调性这一方面。

让我先从一件事说起吧。2011年，我带完一届毕业班，按照高三时候的约定，我决定高考结束后带他们出去再做一次校外拓展活动——因为在高二的时候，我曾经聘请外面的公司在校内做过一次，效果很好，而且得到了校领导、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当学生们在准备高考复习的时候，我已经在作联系拓展公司、租车、跟家长征求意见等琐碎的事了；但我唯独没有跟校领导打招呼。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行为，时间也是在学生毕业后，我不需要再跟学校请示了。

毕业了的学生要去大学过新生活，我给他们一个帮助承接下一段旅途的礼物多好！学生则因为第一次拓展获得的正面印象对此次活动充满期待，毕竟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全员参加的集体活动了。家长们因为三年来对我的信任，也敢把孩子交给我。

然而就在我们出发当天，校领导发现了我们的旅行大巴赫然停在学校门口。校长立刻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因为主任也不知情，就出来问我，我很高兴地说我们要出去玩。结果主任脸一拉，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活动得取消！

我当然很不服气，而且一车的学生都大老远从家里赶过来的，有些孩子五点多就从家出来了，怎么可能取消。我跟主任说，取消肯定不可能，我接受处分，全校大会批评也行，但是这次肯定要去。主任一看我这副德行，也没辙了，拿出了一张白纸，让学生挨个签名，声明出了事情后果自负。学生很仗义地签名，还说凭什么处分他们的老师！当时给我感动的啊。学生跟亲儿子似的，校长真是不解风情！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领导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提醒我时时发个短信，保持联系。我想也是应该的，于是全程给领导报平安；他们在城里足足担心了一天，直到我们安全返回，我发完最后一个短信。

因为心中仍然委屈和不安，所以我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爸爸退休前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每次我搞什么活动，他都会很支持我，鼓励我。可是我刚刚说完，爸爸就跟我说： “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你这事办得非常不妥，你们领导是在保护你啊。”

爸爸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大约20年前，他们学校一个老师被已经毕业一年了的学生邀请出去玩，结果有一个孩子掉河里溺水身亡。因为有老师参与，孩子的家长把学校告到了法院。最后的结果是学校赔钱。当时好像是赔了两万，那时候的两万块是不小的数字。爸爸刚刚上任，果断替老师扛了下来，那位老师因此也很感激学校替她承担了后果。我跟爸爸争辩，这事根本跟学校就没有关系嘛。爸爸说： “这个时候，人没有了，再讲理就不合理了。通常社会、法院都会偏向弱势群体。而且，老师本身就代表学校，家长难道真的会因为你代佳琦个人就信任你？家长默认你是代表学校的，才敢把孩子交给你。不出事没人细追究，一旦出了事，写什么保证其实都是没用的。这就是现实。”

我沉默了，也理解了当时校领导为什么千方百计要阻止我们出发。

几天后，我带着检讨去找校长。校长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你呀，办的就是六岁孩子办的事。”我心里这个愧疚啊，跟校长郑重其事地道了歉，并感谢他当时尽可能地采取保护我的措施。

看到“立场的对话”这个标题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想用这件事来表达不同立场下的互相理解是多么重要。有时候老师会觉得管理层眼里只有政策指令，根本不懂教育——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管理层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但肯定有一些政策或指令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令人不解的地方。

这种矛盾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法制层面没有厘清校方、家长和学生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我们经常说国外的孩子如何自由。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呢？一位来自美国的外教似乎可以解释这种自由。一次我们讲到运动这个话题的时候，有老师问：“这些运动这么危险，出了事怎么办？”这位外教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家长和学生在从事各种运动前就对运动可能造成的损伤是知情的，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无论如何跟学校没关系，他们也未曾想过要让学校负责。于是校方可以给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活动机会，学生也会在学会自我保护的前提下自行选择运动类型。我们发现他们学生在自我保护方面确实做得要比我们强很多，骑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和护膝，这在我们看来是多此一举的。而学校也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任凭学生出事。我们出国学习过的会发现，他们校园里的各种设计都比较周到。如，考虑到是否会导致踩踏事件，是否会有突出的尖锐棱角导致学生受伤，是否会有不稳的井盖使得学生有掉落的危险等。简而言之，学校会尽可能地减少各种隐患，而学生也会自觉做好防护。我想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双方把自己该做的做到位，出事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到底是谁的责任，而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上面这件事可以说明学校领导和一线教师之间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下面说说家长、孩子和老师对班级管理的沟通问题。在一次群聊中，有一位老师讲到班里一个男孩的爸爸教育理念很先进，给孩子的自由比较多，但现在孩子成绩很差，课堂上的自控能力也比较差，经常跟其他同学讲话，注意力集中时间很短，等等。老师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用强大的理论把老师说得哑口无言，还在留言本上说老师开家庭教育的班会收效不大之类的话。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很好，从这位老师的描述中看，似乎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差。老师感到很无助，不知道这样的孩子和家长该如何教育。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家长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很自信，跟孩子的关系也很好，并且明确知道孩子现在的成绩是这样的，依然不想做出改变，那么老师就不应该强行“教育”家长和孩子。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协助家长教育孩子。我们要做的是班级管理，那么保证这个班正常运转就好了。作为班主任，当孩子上课的行为影响到了他人，我们才需要出面干涉解决，因为要对其他的孩子和家长负责——这还得在其他孩子或家长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如果人家只是小范围的窃窃私语，影响范围不大，而双方家长也不以为意，我认为不干涉也是可以的。

现在中小学生的家长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的人，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思维方式也与上一代完全不同。他们很多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有自己的育儿观。各种媒体对公立教育的弊病分析很多，他们从不同渠道得到了相当多的信息。所以班主任为了自己的管理方便而做出的一些规定尤其是惩罚措施很容易在家长那里碰钉子。这种家长干涉班级管理的情况，大城市比小城市普遍，城市比农村普遍，而且将会是一个大的趋势。而事实上很多理念管理学校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在家长制造出来的舆论中出台的。家长希望愉快教育，教委赶紧发文减负；家长说孩子身体不好了，教委严格要求每天运动一小时；家长说有乱收费，教委说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长远看，从理论上讲，这些规定都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出在，发指令的人不是执行人，不知道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具体问题，缺乏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调研，更不用说配备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预案。比如这个减负政策，强行规定几年级的作业不许有写的，小学不许有考试。但是小升初和中高考的压力依然存在，因为最后一关的选拔仍然是凭一张试卷。这就如同一堆乱麻，不从整体出发理出头绪，家长告到哪里，就把哪里先捋出来，到了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死结，谁也解不开。我们看似在解决问题，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延迟问题的发生。小学受到的压力到了初中去自杀就不关小学的事了，这显然跟家长之前的期待是不符合的。

班级管理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怎么把这帮孩子管顺了，其实对很多老师来说都不是难事。现在很多问题就在于这四者的关系无法捋顺。因为我常常会在各个教育群中看到来自一线教师的抱怨，所以显得好像是班主任最委屈。但如果按照本文分析来看，其实每个角色都不容易，都在互相制约和互相磨合的过程中。这四者互为强者和弱者。在不同的学校，制约的顺序不同。但我不认为这种制约有什么不好。制约会让人有一些人不舒服，但自由本来就是在限制自己一部分自由的前提下来保障其他人自由的。看清自己的立场，并在各个立场中找到平衡恐怕是我们班主任更需要考虑的事。

（作者单位：北京市铁路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