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发展考究

祝 莹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对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在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加速了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化的的融合、渗透与交融，形成了自觉趋向、开放交融、宗教、鬼神崇拜的多样化的体育文化特征。

关键词：体育文化；特征；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不少妇女参加到体育活动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槃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宗教信仰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淫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李延寿.北史:周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74.

[3] 李世宏.两晋南北朝体育地区差异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0.

[4] 方协邦.论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嬗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爱民.论两晋南北朝的射箭文化[J].体育科学,2008.

(桂林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体育教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