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坐》探究——孔子为何与点

肖月梅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这篇文章是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六单元的一篇自主赏析篇目。这篇文章堪称经典，值得学习，值得探究。《侍坐》可谓诗意的课堂，睿智的教学。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应该学习孔子的课堂教学智慧，比如善于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侍坐》中值得探究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孔子为何与点”。

《侍坐》以“言志”为线索，文章脉络十分清楚，“孔子问志→弟子言志→孔子赞志→孔子评志”。四位弟子各言其志，孔子为何独赞曾晳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大概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笔者也认为，曾晳所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确实是一幅太平盛世图。同时，虽然孔子主张仁政、礼制、中庸之道，但其实孔子的社会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实现“天下大同”。因为曾晳的观点符合了孔子的理想，所以“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第二：“曾晳所说的是一种出世思想，正表现了孔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内心悲哀。”孔子在汉朝以后的封建社会里被统治阶级越抬越高，但他生前并不得志。鲁国不任用他，他离开鲁国在外游荡了十几年，走过好多诸侯国，但在当时列国纷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哪位国君会赏识他的学说，世人也多讥讽他，比如楚狂接舆等等。为此他常常感到压抑、愤愤不平，时常有出世离群之想。比如他曾向人们表示“欲居九夷”（《子罕》），有时他愤慨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有时他不得不消极地故作超脱，表示放弃追求去过一种清淡自适的生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晚年的孔子对世道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游说列国返鲁之后，他决意不再求仕。

根据以上分析，所以孔子之所以赞赏曾皙所言之“志”的关键就在于曾皙所说正合于“天下无道则隐”，可能隐约触动了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心力交瘁而想过平静生活的想法。只有曾皙真正地理解孔子当时的思想状态，他俩的心是相通的。孔子所赞赏的应当是曾皙的识时务，而不在于曾皙所谈暮春郊游的具体内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吾与点也”句下《集解》引周氏曰：“善点之独知时也”，此言得之矣。

第三：“这不是儒家的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篇文字在《论语》中篇幅亦长，恐怕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所记。”这个观点很新颖，跳出《论语》来探究。那么根据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了解道家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的思想。曾晳的观点不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两种思想吗？

第四：朱宏达根据王充的《论衡·明雩》解释了曾晳所述是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就是雩祭的仪式。在礼乐崩坏的的春秋末期，曾晳能对古礼作如此具体生动的描绘，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在孔子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彼得我心者，因而内心狂喜而情不自禁地喟然赞叹了。孔子不满子路，是因为他“非礼”；赞赏曾晳是因为他懂得古礼。礼与非礼乃是儒家人生理想中的首要问题。

第五：“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礼乐治国的理想。”正如朱宏达的观点，这是孔子“以礼治国”的表现。

以文本为基础，撇开第三点不讨论，上述诸家都结合文章以及孔子其人谈了一些道理,但我总觉得这些说法和孔子所表达的真正的思想感情之间似乎还有些距离，和孔子的这堂课所要讲的教学内容无关，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些具体分析。

孔子开篇就启发学生，让他们各言其志，无疑言志就是这堂课的中心内容。《论语·子张》中有语“学而优则仕”。既然这样，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怎么可能去培养像曾晳那样去过悠哉游哉的闲适生活，赞同弟子有出世的思想呢？虽然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我们都知道他是积极入世的，尽管不被国君赏识，尽管受到长沮他们的讥讽，他仍然周游列国，他仍然不赞成避世隐退。孔子一生到处奔波求仕，如饥似渴，有时甚至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甚至于竟然想去投奔在晋国搞内乱的公山弗扰，虽然因遭到了子路的反对而未果，但已足可见孔子用世之心切。他到处游说，当郑人说他像一条累累然不得志的丧家之犬时，他欣然笑着认可了（《史记·孔子世家》）。虽然屡遭失败，心中不免愤愤不平，但是他自己既然是这样汲汲以求仕，那他又怎么可能赞成学生学成之后回家过那种无所作为的闲适生活呢？所以上述第二种观点不确切。

孔子开篇就启发学生，让他们各言其志，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说可以看出，孔子应该是让他们谈论治国的志向或者说理想。只是曾晳说得比较委婉、含蓄，仅仅向老师描绘一幅生活图景，正因为他的含蓄，才会有这么多观点。如果我们以文本为基础，从孔子启发学生的话语，可以看出孔子就是在问他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理国家，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上述的第一种观点似乎有不够妥当的地方。

孔子的治国思想是“以礼治国”，其他三位弟子其实都涉及到“以礼治国”。子路说“且知方也”，这是关于礼，只是子路自己说话做事不够谦让，做不到礼让，所以孔子“哂之”，没有赞同子路。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冉有涉及到孔子的治国理想“礼乐治国”，为什么没赞赏呢？冉有只是说治理国家关乎“礼乐”的东西要等待君子去做，不是他做不到，而是他不愿意做，所以孔子没赞赏他。黄厚江老师的《论语读人》有讲到冉有对孔子提出的“礼乐治国”不是特别赞同。这也许就是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的原因，也是孔子没有赞同冉有的真正原因。公西华的回答“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其实也是以礼治国，如果说曾晳的观点突出了“礼乐治国”的理想，重视了祭祀礼仪，孔子就赞成他，那么为什么公西华没有得到赞赏，独赞曾晳呢？所以上述第四种观点不够妥当。

孔子真正赞同曾晳的原因，我个人的观点是曾晳的志向符合儒家的另一个治国思想，或者说更倾向于“礼乐治国”中的以“乐”治国。《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礼主异，乐主和”，和是目的，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孔子十分重视“乐”的学习，他把进行艺术审美教育的“乐”，与规范社会政治制度及伦理观念的“礼”，共同置于教育科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前列。孔子一生倡言的“仁”，是礼与乐的统一。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礼与乐是缺一不可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曾晳所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正是一幅太平盛世图。天人合一，与民同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理想的生活，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终极目标。曾晳不是强调“以礼治国”，而是“以乐治国”，所以孔子才赞赏他。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市永新县任弼时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