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意识下的语文文本审美性解读

钱 晨

新课程理念下，“同课异构”、“单元整体教学”实践此起彼伏，语文教材更具开放性，教法更具灵活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文本解读上具有创造性思维，形成个性阅读、多元化解读的观念。在此背景下，同构意识下的文本解读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起源于美学思想中的“同构”，笔者将其做了一个概念延伸，语文文本解读中的同构，可以理解为：不同内容形式的文本之间，存在某种相同或相类似的系统结构，也就是对象的同构性，利用这种同构性，能激起相同的审美经验。

一、对话心灵，同构文本思想情感

文字的背后是人的心灵世界，所以我们解读文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人，是人的情感，人的心灵，人的精神。借助“同构”意识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认知异中之同，抓住不同文本背后作家内心情愫的相似点，有助于我们更近距离的理解作品深刻的思想。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都曾先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两位作者分别属于“五四”散文流派中的写实派和浪漫感伤派，一个朴素自然，一个率真任性，不同的性格和经历造就了他们风格迥异的散文。《荷塘月色》以一曲“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哀愁”的情感基调总括文章，似与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中的“闲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朱自清笔下的荷塘——美丽诗意。无论是“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的月下荷塘，还是“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的塘中月色，给予我们的都是一抹迷蒙轻淡，感受到的都是先生的“心静意闲”。然而，看似描写片刻自由的淡淡喜悦，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作者始终无法摆脱的隐隐哀愁。作为一个有正义之感的知识分子，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唯一的勇气，所以他只得以消极的态度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先生偏在血腥浓袭之时赞荷花、颂明月，其实是以荷花、明月来象征自我高洁的人生态度，是对理想追求采取的隐笔叙写。

而《故都的秋》中郁达夫的“闲愁”，又何尝不是这般？周作人在《文章的放荡》中提出“荡子精神，贤人行径”，这八个字很好地概括了他的闲意忧愁。郁达夫的“荡子精神”，可以理解为：摆脱世俗的束缚，对自己的生命时光多一份自主把握。于是，在文中有了“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的淡雅；有了流连秋槐落蕊轻扫之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的细腻与清闲；有了“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互话秋凉的缓慢悠闲。对自然的迷恋，这使郁达夫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与安宁。但同时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以及自身命运的苦难与孤寂又迫使这份“闲适”中多了一丝愁情。“流浪与思乡的情结”、“沉沦与自省的情怀”，无不体现了郁达夫的“贤人行径”。这种“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被作者以一种诗意的舒缓笔调尽情地宣泄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无家可归、有家难归与有家不能归的种种矛盾心态，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种感伤、颓废的情调。

二、知人论世，同构文本文化背景

解读文本就是理解作者，了解作品与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揣摩不同时代作者思想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同构”中获得接近作者“真实”的解读，与作者在人性、人生等层面上进行跨时空的交流。

《劝学》与《师说》可谓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两篇文章同时选入上海市二期课改新教材古代散文单元，分别以荀子之文严谨详密，韩愈之文笔力雄健开宗明义。作为教材编订者更多地注意到了两篇散文在写法和结构上的不同，却鲜有关注到文本背后的文化意蕴。我们经常在解读文本时强调“知人论世”，而文化背景的“同构”意识，可能成为深入解读这两篇文章的关键。

荀子，可谓是战国时期的儒学宗师；而韩愈，作为唐朝儒学复古运动的倡导者，也成为了儒学承前启后的新起点。因此，两人可以说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对于道德的充实、人格的伟大、情操的完美非常重视，孜孜以求。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圣人，通读《劝学》全文知道：荀子强调的学习对象是品德的学习。文章通过“吾”“君子”“圣人”三类人表述了如果君子不停的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而韩愈，作为当时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面对“师道之不复”的社会风尚，决心挽救世风，以重新振兴儒家精神和经典伦理道德的形式来挽救社会危机，因此“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韩愈之可贵，在于既有抗俗之心，又有抗俗之力，并提出择师的标准：“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因此《师说》一文可谓是借从师、说劝学，这也是韩愈独具匠心之处。

三、高屋建瓴，同构文本艺术手法

课文《前赤壁赋》首次提出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这种虚设人物问答的结构并不是苏轼的独创，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这种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主客之间互相辩难，波澜起伏，首尾一体，能把复杂的内容和情感纳入一个相对严谨的整体之中，将文章提升到一个更高超的艺术境界。巧妙利用这种问答艺术的同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领悟语文教材中古代散文的思想内涵。

《前赤壁赋》中“客”与“苏子”看似两人，实为一体。主和客其实是苏轼人生的两个层面，作为道者的苏子达观自由，随遇而安，自适洒脱；作为儒者的苏轼以客的形象出现，悲观无奈，哀叹人生须臾，生命渺小。主客体之间的对峙和疏远最终在宁静恬适的自然环境中完全消失，达到了真正的物我两忘、身与物化的至乐之境。《秋水》一文中，外冷内热的庄子假托河伯与北海若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对话，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如果说河伯被设为庄子思想的对立面，那么北海若则是庄子自己的化身，主张“道法自然”的庄子透过北海若之口清晰地宣扬了他“认识无止境”的哲学思想。同时我们从河伯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庄子：世界之大，因无知而自满，只会成为笑柄；如果敢于自省，错而改之，善莫大焉。《屈原列传》中屈子流放，行吟泽畔，采用了与渔父的对答这种文学手法，表现了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和在矛盾面前最终的抉择。文中的渔父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屈子的执着和渔父的旷达对立而统一，是面对困厄处境屈原内心的两个层面：社会既然如此，我何苦这么执着，应该去适应现实的改变；我的政治理想、人格追求，不能够为一时名利所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最终这两种声音，化为两个形象，就有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经典对话。

结束语：“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异中构同，使我们在文本阅读中拓宽视野，发展思维。当我们沉潜于文本，钟情于文字之时，不妨转化一下思考，用“同构”视角去解读文本，用蕴含着文化底蕴的教学风格去感染学生，使学生在熏陶中展开思考，能够通过人生阅历和文化沉淀去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审美阅读。

（钱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