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其当代启示

余 茜1 向炳颐2

（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２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由于明朝末年接连不断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众多人的生命，迄至顺治时期，“蜀民至是殆尽矣”，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以致当时的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入川屯垦。伴随两湖居民和广东客家人的大量迁入，异地文化也乘势而入。因此，笔者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湖广移民从客居到土著化的历史过程，实质上是巴蜀土著文化与内地汉族客民文化从碰撞、冲突到调融、整合的过程。研究这种大规模的融入、吸收，最后重新整合当地文化的历史对当代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蜀民；湖广；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G269.27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09．０44

收稿日期：２０１5－02－15

１ 问题的提出

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伴随着湖广客民的涌入，中原汉族文化也进入巴蜀。这样，异质的巴蜀文化势必因汉族客民的涌入而发生冲突和碰撞。康熙时期中蜀抚李先复所奏《楚民寓蜀疏》中描述的湖光人与四川土著的矛盾争讼，以文化的眼光视之，实为汉蜀文化的冲突。

２ 湖广客民入巴蜀的背景

２．１ 明末清初蓬蒿四川的凋零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严重，是继宋蒙战争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经济严重破坏与大动乱时期。从张献忠义军与明朝官军的战争，清军入川与各地地主武装的争夺到吴三桂叛乱以及平吴战争，连年的战争和瘟疫使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灾伤遍地，民不聊生。四川的城市大部分在明代修建了坚固的石城，然而清初只剩断垣残壁，高大石城几乎不复存在。在四川方志中，“明末圮”的记载随处可见。顺治初年，富顺县“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在长期的战乱中，城市成为争夺和打击的首要目标，各地城池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已经完全不能履行城市防御和统治的职能。

２．２ 内地的人口压力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流失，而在经过了“康乾盛世”的休养生息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性膨胀，至乾隆末期，更是突破三亿大关，“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人口增长固然是王朝繁盛的象征，但却产生了人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一后果。由于耕地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清中叶人口数量的飞速膨胀，直接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这说明，从１８世纪中叶起至１９世纪初，人口的快速增长已大大超出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而乾隆中期以后，由于生齿日繁，在内地汉族居民聚居的许多地区，因人口高度集中，“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土地开发早已达到了饱和状态，现有耕地的产出已不足养活新增的人口。

３ 巴蜀、湖广文化之冲突

３．１ 生计模式之冲突

清初移民垦荒时，以树枝等物作为“占有标”的习俗，据考源出于原始公社时期，那时人们在开垦的荒地四周设置几个茅草活节作为占有标记。作为占有标志的树枝等物仅仅是一个外在符号，折射出的却是插占、置业、创造等理念和移民文化。清朝初年，统治者在推行招辑、安置流亡人员人员仍不能摆脱人口危状态的情况下，不得不启动一系列招徕人口、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开垦的政策。雍正六年，四川布政使管永泽指出：“川昔日地广人稀……来川之民，田亩任意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遂因循至今”表明当时地方州县对于外来川移民的占垦行为均持欢迎态度，既然“惟恐招之不来”，来了当然就任其“插占”，他们因此成为清朝统治下四川第一批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到了清代中后期，围绕土地而发生的纷争出现上升趋势，巴蜀各地都出现了客强土弱，土著居民屡屡被侵凌的情况，土客矛盾非常突出。土著居民对这种土地易手方式出于误解或者说是无知，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因而才会有“始则以贸易以利其财，进则因账债而占其地。在客民侵占日见其多，则巴蜀日见其少”情况，及出现“因之奸民出入，逐渐设计盘剥，将巴蜀土地侵占，错处是以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的”现象。由于在湖广客民大规模到来前，巴蜀的耕种都是随土地的肥力迁徙的，因此对土地控制的意识是很薄弱的，并无多强的产权意识，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土地冲突的普遍性。

３．２ 生活习俗之冲突

巴蜀婚姻自由的程度和两性生活开放程度及伦理道德与深受儒家礼法教养的湖广差别很大。在巴蜀地区，“其处女与人私通者，父母不禁，以为人爱其美……翁有悦子妇者，则收为己妻，而其子另取。”而对于兄弟之妻，则有兄弟故去则收其妻的习俗。且寡妇可以再次婚嫁。舅表可以通婚，而姨表却有所禁。巴蜀这种比较自由的婚姻观念、舅表婚不禁、伦理观较轻的文化现象与内地的重媒妁之言、禁舅表婚、具备很强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正统的中国历朝历代，蜀人从来缺乏贤臣良相，其深层原因正如蒙文通《巴蜀文化特征》所指出的：“蜀人不自己的传统，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也就是说，巴蜀地域文化“传统”所模塑的四川人，总是与封建正统思想文化有着一种疏离和逃逸。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辈出不穷的，是个性鲜明而独特、敢于大胆创新的文人作家。这就和湖广地区人文性格形成巨大差异。

３．３ 社会组织及社会制度的变化

大量外省移民来到四川之后，恢复和新兴了大量的农村集市场。在这些场里，移民依据籍贯和方言，集资建立会馆，设立会首，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四川城乡各地建立了上千所会馆。同省籍移民群体里，会首拥有较大的权威。而在这个新起的社会空间里，仅靠某一省籍的会首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显然是不够的。由于外省移民在四川总人口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有关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围绕地权的“争讼日繁”，为了便于控制、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清“官为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号曰客长”。既有的保甲制度无法将大量的移民纳人其有效监管的范围之内，巴县地方政府通过授予执照、给予腰牌等途径，将移民自发组织的群体纳人到官方的掌控范围之内，弥补了保甲制度的功能缺陷。同时，通过对县令批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的这种掌控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它对客长、保长的任免主要依据地方绅约的意见。如果把每一次的客长任免及每一任客长所做的事情都纳人到具体社区来看，可以说这些都是社区政治或关系发展的结果，而官府只是这些结果的宣布人。但是，通过此种方式将移民自发公举出来的社区领袖纳入到官方的地方控制体系之后，国家权力便借助客长的任免进人到了场镇内部，最终达到了设置客长的目的。

４ 文化的融合及土著与客民的相互认同

４．１ 文化的融合过程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了外省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加速了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趋势，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第—，移民们在同当地土著共同开发四川、推进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垦荒生产劳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生态环境与地域生活的适应。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交流，加强了互相间的了解，增强了更多的共同性，从而淡化了各自的省籍界限。

第二，移民们与当地土著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参与共同的地方公共事务与社区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面对首当其冲的社会动乱的需要，例如，当嘉庆元年遍及川东、川北一带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咸丰十年纵横川中、川北一带的起义爆发的时候，在一系列社会危机面前，无论是移民还是土著，他们从维系地方秩序与各自的身家性命的共同利益出发，无不选择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严酷的现实斗争最终迫使他们冲破省籍樊篱，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土著化过程的加速发展。

第三，定居日久，移民家庭人口不断繁衍，家族与宗祠重建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移民家族不得不打破最初定居—点的格局，开始陆续向外拓展。而随着家族分支的向外扩散，使得家庭成员的通婚对象也不再受原籍的局限。这样一来，婚媾日久，必然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４．２ 四川土著居民对客民文化的接纳

４．２．１ 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

首先是农产品的种类的种植比之前有所扩大。巴蜀地区在清代以前粮食生产主要是水田产种稻谷和山土种的包谷两类。新的农作物如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都是后来从湖广传入的。乾隆四年，总兵韩德勤上奏称“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寂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之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由于粮食作物种植品种有所扩大，尤其是小麦的种植与水稻和玉米分别早不同季节种植，因此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土地便得到最大化利用。

大批内地汉族客民进人四川同样促进了巴蜀手工业的发展。如在乾隆年间，由湖广迁来四川的工匠，“交易有无，川棉易布，外来男妇，尽力耕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

４．２．２ 认同汉族文化教育

清王朝早在康熙四十四年为了在巴蜀地区推行“义学”，然而虽历雍正、乾隆，由于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显著。反倒在是在民间的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中，巴蜀文化有很大发展。乾隆时期，在巴蜀设立学校，土著居民有较为开明的，背着杂粮请求师傅教说，在布政司所治下，巴蜀除了务农纺织外，也有读书应试的人，蜀南地区竹林较多，土著居民将木材顺流运送而下，获利甚厚。商品交易不仅使蜀民“获利甚厚”，且当获利之后，有的蜀民便会为下一代聘请塾师，培养起参加官方的科举考试，希望以此进入仕途，这又进一步促使了文化间的交流。

４．２．３ 湖广客民对客居地的认同

内地客民在来到四川后，为四川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刚来之时却是生活的比较艰辛的。但尽管其在四川自身所处条件恶劣，他们仍然对客居地是予以认同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通婚，这不仅有客民中的底层阶级，更有不少上层阶级，如当地的驻军，大多在此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特别是那些给大户地主充当佃农、雇工的内地客民，时间一久，很多便在当地与土著居民通婚，或者有的客民干脆人赘在主人家，这种融和既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客居地的一种认同。融合核心在于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移民通过姻亲结合、宗族建立宗祠、同乡建立会馆等形式来加强移民的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

５ 结语

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所说：“人类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即“决定人类不同发展的关键是个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巴蜀与湖广的这种文化接近性，亦是双方至今仍然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梁 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