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复古的实践——浅析北宋“景祐议乐”

闫好丽

摘 要：宋仁宗景祐年间，为了改作雅乐，朝臣之间展开热议，史称景祐议乐。其结果，李照等人新作雅乐遭人批评而被废，景祐议乐终无所成。景祐议乐承载着以雅乐正王道的儒家正统观念。不过，景祐议乐中“复古”的理念虽一再被人提及，却始终没有定论。雅乐的“古制”也终于在众多关于古制的讨论中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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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景祐 雅乐 复古

北宋结束唐末五代的战乱割据，立国以后，尤为重视礼乐文化的建设。宫廷演奏的雅乐，宋初一度沿用了后周的王朴律，但不久之后，“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1]为由，诏和岘参照王朴律而重定乐律。这便是乾德四年（966）的“和岘乐”。但和岘乐并未推行，直到仁宗时代，宫廷乐工仍然遵照的是后周的王朴律。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判太常寺燕肃上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则所涂积厚，声益不协。”[2]于是将雅乐所用乐器清理一番。

景祐二年（1035）二月，宋仁宗检阅了宫廷乐工，并诏来知晓音乐的李照，询问雅乐声高的问题。李照的答复是：“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3]于是请求改乐。

仁宗皇帝对这一倡议很感兴趣，马上下诏重定雅乐。由燕肃负责，又派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一起办理。而直接从事改乐工作的，就是这位集贤校理李照。

一、李照改乐

李照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黄钟律的音高标准，并制作相应的钟磬。据《宋史·乐志》记载，他先是“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4]

累黍的方法，见载于《汉书·律历志》：“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榖秬黍中者千二百实共龠。”[5]以黍作为衡量律尺的标准物，这不仅是一种客观依据，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着儒家的思想内核以及对雅乐的神秘性解释。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此法的操作流程，所以在雅乐史上，虽不乏拿这种标准来制定黄钟律管的先例，却往往纠缠不清，难以确定。

李照当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累黍不成，又用“太府布帛尺”为依据，这才做出他所谓的“下太常制四律”的黄钟音高。而同时，他又积极访求“潞州羊头山秬黍”——即《汉书》所载之秬黍——并“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6]几个月后，潞州秬黍终于送到朝廷，李照再次累黍，结果“乃与太府布帛尺合”，李照似乎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

不过，事实是，同样是潞州秬黍，李照和稍后的胡瑗则分别得出了不同的黄钟音高。其原因在于李照是“纵累之”，而胡瑗却是“横累之”。可见这种定律方法的随意性之大。同样是依《汉书》的复古做法，结果却众说纷纭，不能统一。

从记载来看，李照的律既不得士大夫们的认可，也不受乐工们的欢迎。“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7]

音官乐工们也自会想办法：“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8]歌工们为了自己方便，私下里改了他的钟磬形制。这也是为什么李照自己称所作乐律下太常四律，而其后论者却均言其只“下太常三律”[9]的原因之所在了。而李照对此竟无所察觉，也足以见得雅乐复古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凭空想象，更多的是理论阐述，而与音乐的相关性倒在其次了。

二、胡瑗、阮逸改乐

景祐二年（1035）四月，仁宗下诏：“中外臣僚及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10]三年（1036）三月，再次下诏访天下知晓音律者。

事实上，雅乐流变至宋，其古制早已湮没不闻，复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宋代又恰是俗乐兴盛之时，坚持儒家理想的宋代士大夫力主于雅乐复古的同时，民间乐工可能更关注的则是音乐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这一点上，雅乐是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

不过，诏令还是有效果的：“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11]

这样一来，就不再是李照一人“随意制作”了。阮逸、胡瑗显然跟李照不一样，尤其胡瑗，他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些人跟李照相比，音乐方面的造诣孰优孰劣虽不得而知，不过，说到雅乐的正统性以及引经据典、援引故事，则胡瑗等人应该是更胜一筹的。胡瑗、阮逸由翰林学士冯元带领，主要职责就是检查典故、讨论历代乐理，从文献记载中梳理雅乐制度。

当然，有理论就得有实践，胡瑗、阮逸也制作了自己的一套律尺钟磬。景祐三年（1036）三月，由冯元领头进上了他们的秬黍新尺，并“别为钟磬各一架”。阮逸认为：“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12]理论是可靠的。不过，时人对其评价则是“质之典据，悉无所闻”[13]，直接否定掉了。

这之后，阮逸又发奇想，独创“嘉量”法定律。“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又说“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则量可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14]阮逸大概突然发现这一方法，兴奋不已。而其时他和冯元、胡瑗等人所造律尺已经进上，仁宗正命朝臣审议。阮逸向仁宗进言，申请用他的“嘉量”之法再做律尺钟磬。于是仁宗也将这一提案交“审乐组”审议，总其事者，乃翰林学士丁度。其时间则为景祐三年（1036）九月，新修乐书《景祐广乐记》告成，对景祐以来的议乐改乐进行了一次总结评定。

这次评定并未特别重视阮逸的所谓嘉量之法，只草草一句“所制铜秤二量，亦皆类此（指类黍尺差舛难定——引者注）”[15]轻轻带过，遂没有下文。

三、邓保信改乐及景祐议乐的结果

邓保信最初是李照的助手之一。景祐二年（1035）九月，因造新乐成，迁官至礼宾副使。大概尝到了甜头，此后邓更积极地参与雅乐改作。景祐三年（1036）六月，邓向仁宗皇帝呈上了自己的乐尺和籥，并说自己是“法《汉志》，可用合律”[16]。

这样，李照乐之外，景祐年间就还有胡瑗、阮逸律和邓保信律以及太府旧律三种律尺。景祐三年（1036）七月，仁宗皇帝诏集了丁度、胥偃、高若纳、韩琦等人共同详定。

丁度的看法是：这些人定律均用上党秬黍但结果不同，乃是因为“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而“尺既不同，故难以定钟磬”[17]。听完这番话，仁宗算是对他们失望了，阮逸、胡瑗和邓保信的律尚处于议论阶段就直接被否定掉了。

景祐年间参与议乐改乐的这些人，现在来看也实在太不争气了。李照还算雷厉风行，拿出了自己的雅乐方案，其他人则大多只会纸上谈兵。比如丁度，酣畅淋漓地将胡瑗、阮逸以及邓保信等的律尺批判一通之后，自己却拿不出替代的方案来，“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18]这样一来仁宗也只好作罢了。

景祐议乐后期，朝臣中对于雅乐复古运动持否定态度者越来越多，阮逸、邓保信的律尺已经作废，李照乐更是处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上。景祐议乐终于向着它的反面靠近了。

四、余论

景祐改乐失败了，但其中蕴含的礼乐复古的精神却一直不灭。北宋一朝多次改乐，与其事者所提出的理由，最多的便是“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以及“不合古制”。[19]

所谓的“中和”以及“平”“适”“安”等形容词，其实都是一种观念的几种不同说法，而这种观念，“乃是儒家运用音乐的方案所产生的基本原则。”[20]这些原则来源于儒家经典，也是其思想的精髓。儒家所要达到的以音乐教化民众的效果，便全寄托在雅乐上面，而这个雅乐，必须是合乎古制的正统雅乐，也就是说“中和”的观念与古制乃是一体两面，是相通的。宋儒正是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推行雅乐复古的理念。

“不合古制”是宋人最喜欢拿来讨论雅乐的一句说辞。而同时为了证明自己创作的雅乐合乎古制，参与议乐的人如李照、胡瑗、阮逸、邓保信等，或以《汉志》累黍之法，或参验古器物，热热闹闹地搞起了“雅乐复古工程”，使雅乐一时间成为了景祐年间的一个热门话题。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中指出：“到了宋代以后，复古的思想，相继而兴，直至满清，流风愈炽，对于中和乐的追求，更见得是非常热烈；而这种音乐观对于那个时候的学者们所产生的力量之大，更不消说。”[21]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22]雅乐历来被视为与天子德位紧密相连，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更是将其视作与王朝的治乱兴衰紧密相关而格外加以重视。而宋人更是因了特殊的历史际遇，在严“华夷之辨”的整体氛围下，将雅乐的古典性、正统性均发挥到了极致。

注释：

[1][3][4][6][11][19][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六《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37-2949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景祐元年十月壬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5年版，第1038页。

[5][汉]班固：《汉书》卷二一《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7页。

[7]见《长编》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九月丁酉”条，第1057页。

[8][宋]江少虞：《皇朝类苑（一）》卷十九，《宋史资料萃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

[9]如景祐五年七月，宋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据《宋史》卷一二七《乐二》，第2961页。

[10]见《长编》卷一百十六，“景祐二年四月庚午”条，第1046页。

[12][14][15]见《宋史》卷一二七，《乐二》，第2959-2961页。

[13][16][17][18]见《长编》卷一百十九，“景祐三年八月甲戌”条，第1073页，“景祐三年六月丙寅”条，第1070页，“景祐三年九月丁亥”条，第1074-1075页。

[20][21]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版，第10页，第23页。

[22]见《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十三经注疏》（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页。

（闫好丽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