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陵变文》的悲剧性

陈 辉

摘 要：《李陵变文》以韵散结合的方式完美呈现了李陵的悲剧性。变文里描述的战场是艰辛的，在李陵拼尽全力之后还是不得不选择投降，其结果是悲痛无奈的。原本无论是李陵自身的悲剧还是全家的悲剧，都是有避免的可能性的，但最终因为被人陷害使全家被诛还牵连了“路人”司马迁。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李陵变文》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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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陵 变文 悲剧性

鲁迅在1925年发表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以此来看，《李陵变文》里，有价值的东西即是大将军李陵应该打败匈奴返回故乡后加官进爵，但读者这一美好的预期愿望被毁灭了，英雄李陵在命运面前虽极力抗争却仍然摆脱不了投降的结局，且不被汉家天子理解以致遭受灭门之祸。从总体来看，《李陵变文》是一个悲剧故事，全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李陵的艰辛、无奈、痛苦之感。同时，较之传统的史家笔法，变文韵散相间的说唱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悲剧氛围，加大了悲剧力度。

一、战争场面的艰辛

李陵一行将士无疑是精兵强将，但五千步卒对阵匈奴十万余骑，不管汉军多么勇猛，首先从数量上就属于绝对的劣势，这也注定了这场战争对于李陵军马而言是艰辛的。文中主要描写了两次战争：“李陵共单于火中战”和“李陵共单于斗战第三阵处”。

匈奴军马一路紧追李陵一行，至始至终，汉军都是处于想逃离单于的追赶以回归汉土的状态，一攻一退，边战边撤，对于汉军而言，每一次的正面作战都是绝对的耗损。汉军退至范夫人城被单于赶上之后，“约损五百余人”，且“将军兵□□尽，如何更战？”面对此情此景，李陵答道：“体著三枪、四枪者，车上载行；一枪、两枪者，重重更战。”只有受伤严重的才能车上载行，中一两枪的人不得不继续作战，短短两句话，不但体现了李陵作为将军的果决勇敢，也侧面表现出了汉军士兵不足、不得不硬撑的无奈。在与单于正面作战的时候，汉军的表现无疑是英勇的，“胡还大走，汉亦争奔，斩决凶奴，三千馀骑。旋割其耳，马上驼行，叙录之时，拟冯为验。夜望西北，晓望东南，取路而行，故望得脱。”汉军边战边退，在艰险之中杀敌三千馀骑。为了逃脱，李陵军马试图藏身在草里避难南归，即《汉书》里的“大泽葭苇”，葭苇即芦苇，大军行走于芦苇之中，境况之艰难可以想见。看到北风大吼吹草南倒，单于试图放火以期“汉贼不打自死”。李陵是机智的，用“烧却前头草，后底火来他自定”化解了一场大难。相较于《汉书》里的平实记录，《李陵变文》里用韵文描写的战争情况是极具感染力的。首先，它写出了李陵军处境的困难，“此时粮尽兵初饿，早已战他人力破”，对于行军打仗的人而言，军粮将尽而无外援，面临的只能是失败，而李陵在绝望之中又不肯轻易放弃。其次，它写出了大火蔓延的壮观战场，“川中定是豺狼毛，风里吹来夜以毛。红焰炎炎传□□（盛），一回吹起一回高。白雪芬芬平紫塞，黑烟队队入愁冥，前头草尽不相连，后底火来他自定。”红色的火焰，白色的灰烬，黑色的浓烟，画面感极强。此外，韵文里用了昔日高祖三十万军犹被困的例子对比当前李陵的情况，“传闻汉将昔家陈，惯在长城多苦辛。三十万军由怕死，况当陵有五千人！军中有事须成援，数将同行不同战。遥奔逐北我自知，灭迹扫除□□□。”这里是为李陵兵败屈降做辩护，旨在说明胜败乃兵家常事，昔日汉高祖30万军马犹败，何况匹夫李陵步卒五千？从两场战阵汉军数量上的对比也能侧面反映出战场是格外艰辛的。韵文最后的“其时将军遭洛薄（落魄），在后遗兵我遣收。卧毡若重从抛却，怱蒙轻时任意留。逢水且须和面吃，逢冰莫使咽人喉”，更是道尽士兵们边战边退的辛苦。

之后“李陵共单于斗战第三阵处”，更是举步维艰，“李陵箭尽弓折，粮用俱无，亦心求於寸刃。李陵处分左右，火急交人拆车，人执一根车辐棒，打著从头面奄沙。”没有了弓箭武器，粮用俱无，在此情此景下，他们还在做最后的拼搏。“车辐棒”即车轮里面的横棍，“面奄沙”中“奄”字原卷实作“掩”，当据改。此处“从头”为词，表示“一一、全部”之意，掩者覆也，“面覆沙”盖扰今之“嘴啃泥”，指被打得扑倒在地。[2]接下来通过韵文形式的复述，更是强化了战场的恶劣境况，“临时用快无过棒，火急交人拆破车。人执一根车辐棒，著者从头面唵沙。登时草木遭霜箭，是日山川被血荼。夜望胡星飞似电，朝看煞气状如霞。”敌军的箭密集地飞来，血染山川，以“车辐棒”作为武器的汉军已被打得“嘴啃泥”，而与之对应的匈奴军马却是“飞似电”，杀气如同云霞一般的气势恢宏。等待李陵的，只能是投降。

二、被迫投降的无奈

中国人最注重忠孝节义，投降就意味着背弃家族君主，不忠不孝不义。中国的道德纲常教育人们，投降是非常可耻的，所以选择投降需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对于李陵而言，选择投降，就算是诈降，也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变文》里对李陵投降前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做了生动的刻画，“奈何汉弱胡强，旗鼓零洛（落），节度恓惶，人虽命在，军见无粮，眼看食尽，道理须降。”如果说这里还尚是客观的陈述，那之后韵文的唱词描写，就更好地写出了李陵的内心活动。“非但无面见天王，黄泉地下羞见祖”，投降意味着不忠不孝，李陵内心异常痛苦，但形势所迫，投降是权宜之计，天子的理解是他的暂时委屈求全的精神支撑，“上天使尔知何道，陛下应知陵赤心”“傥若南归见天子，为报陵辜陛下恩”，这个时候的李陵一片赤心。之后，“李陵弓矢俱无，勒辔便走，捶凶望汉国号啕大哭。赤目明心，誓指山何，不辜汉家明主。抛下弓刀，便投突厥。”李陵走投无路时的绝望，绝望时的极度痛苦，兵败投降之时的无奈，让读者不得不为之动容。此外，“更若人为十只矢，参差重得见家乡”，哪怕每个士兵能够再有十枝箭，也能返回故乡，更是将李陵已经用尽一切可能性苦撑到了不能再撑、孤立无援的处境描写得淋漓尽致。

李陵投降时是一片赤诚之心，渴望得到汉天子的理解，希望能够重新建功立业。对于其诈降，无论是在《李陵变文》里的“吾闻鸟之在空，由冯六翮；皮既不存，毛覆何依？须运不策之谋，非常之计，先降后出，斩虏朝天，帝侧（测）陵情，当不信”，还是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的“不免诈降单于，准拟吃□，心饴突□，日夜定□，校乱相煞，偷路还家。□陵□中□灭”，都有明确说明，李陵选择投降，正如同司马迁所料想的一样，只是权宜之计。这也与其家族被灭的悲惨结局形成了强烈对比，也解释了李陵为何不愿意再回归汉朝。

士人对于李陵的投降褒贬不一，白居易《汉将李陵论》指责李陵“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君子不爱其死。李陵之不死，失其君子之道焉。”[3]杜牧、张祜等人也对李陵不能“死节”表示否定。但是更多的人同情李陵的遭遇，为李陵不忠不孝不义的伪恶名唱冤，如司空图《狂题十八首》：“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李贺《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等等。《李陵变文》同样是站在理解李陵的角度上生动地展现出了当时场景，让读者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李陵投降的无奈并同情其悲惨遭遇。

三、被陷害的悲辛

在《李陵变文》里，造成李陵悲惨结局的，有两大不可忽视的原因，一个是管敢的投敌，一个是李绪的嫁祸。变文的戏剧性就在于，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管敢在战争紧急关头选择了叛变，对于李陵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釜底抽薪。原本一直追赶李陵的单于已经疲乏，准备“入他汉界，早行二千，收兵却回，各自稳便。”奈何管敢选择了叛变，给单于透露了重要信息，并且煽动单于进攻，“李陵兵马，箭尽弓折，粮用俱无，去此绝近。大王何不收取？”听到如此利于自己的敌军军情，单于也忍不住“大笑呵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已经无兵器无军粮的对手，匈奴单于肯定会加紧追击，希望早日取胜，“更行三二百里，李陵自伏作奴。”管敢选择叛变投敌，《汉书》里描述的是：“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本来匈奴已经打算退兵，不曾料想李陵军里却起了“内讧”，军侯管敢受到了校尉的侮辱，选择了亡降匈奴。而在《李陵变文》里：“陵下有一官决果管敢，校尉缘检校疏唯，李陵嗔打五下，‘更作熠没检校，斩杀令军！’管敢怕陵斩之，背军逃走，直至单于帐前，勃笼宛转，舞道飏声，口称‘死罪’。”管敢是因为害怕李陵处斩自己而投降敌军。无论是《汉书》还是《李陵变文》，都没有忽视管敢投敌这一关键情节，这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点。读者会扼腕叹息，怨恨管敢的投敌、对李陵的陷害，因为单于已经疲乏准备放弃，李陵本来是可以回到故乡的，本来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说管敢的叛变是造成李陵战败投降无法返回故乡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那么李绪的冒名嫁祸就是李陵家族被灭这一悲剧的的主要原因。

得至明年，差公孙遨（敖）领兵五万骑，兵到龙勒水北，峻稽山南，与单于兵战，云索苏武、李陵。其时有往年败没将李叙（绪）教单于兵马法，打公孙遨兵马失利，左穿右穴。公孙遨（敖）怕急，问：“蕃中行兵将是阿谁？”是李叙（绪）不能自道：“蕃中行兵马，不是馀人，是我李陵。”

变文中公孙敖战败匈奴后急问蕃将是谁，李绪回称李陵，家族的悲剧就此拉开帷幕。变文将根源直指李绪，李绪谎报名为李陵，之后公孙敖告知汉武帝：“臣兵马不合失利，尽是李陵教单于兵马打臣兵马失利输兵。”将战败的原因归于李陵教单于兵马打汉军，“武帝闻之，忽然大怒”，于是全家人被处斩。《汉书》与变文相异，“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李陵在之后已经明确表示了带军之人乃李绪，所以公孙敖回复汉武帝说是带军之人乃李陵是纯粹的诬陷。不管是变文中李绪的嫁祸还是《汉书》里公孙敖的陷害，李陵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灭门，原本就是一场悲剧。

四、灾祸波及“路人”、家族灭门的悲壮

李陵的悲剧性除了体现在他竭尽全力也不能保住其忠孝义的名声外，全家人被问斩、为之求情的“路人”司马迁受到牵连也使李陵的悲剧更显悲壮。

针对李陵的投降，汉武帝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怒气：“何其小人背我汉国，降他胡虏！李陵老母妻子付法。”这里汉武帝的冷酷残暴跃然纸上。与汉武帝对应的司马迁却能够考虑到李陵家族三代军将的功绩及气节，大胆猜想李陵为诈降：“陛下：臣闻陵祖李广，名闻海内，勇管三军，二十馀年，积勋砂幕。若使边庭苦战，中国获安，兴功若此。臣闻陵又邂逅事急降胡，获计未成，不久应出。母既非罪，伏乞宽刑，在后不来，臣即甘心鼎镬。”司马迁料想李陵不久应出，并且愿意以“甘心鼎镬”做担保。在司马迁看来，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报任安书》）这些评价，是司马迁综合李陵平时思想、性格、为人及各种表现和兵败投降的情景等诸多因素而得出的结论，自有其一定道理，并不是主观臆断。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特意声明他与李陵“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洒接殷勤之欢”，强调“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申诉“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但悼，诚欲效其之愚”，表白他“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眶毗之辞”。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昭示，他是在为汉武帝而陈言，并非为李陵投降辩护或开脱罪责。[4]司马迁的话虽起了暂时的作用，但终究因为李绪一事而改变了一切。变文里仅简单写了“遂掩（阉）司马迁”五个字，但背后却是沉重的代价。司马迁作为“路人”受到牵连获刑，加大了李陵悲剧的波及面。

对于家人被诛，变文花了较多的笔墨，“并陵母妻子於马市头付法。血流满市，枉法陵母，日月无光，树枝摧折。”因为李陵一事而致使全家被杀，“血流满市”，场景是异常凄惨悲凉的，“日月无光，树枝摧折”，用环境衬托出了当时现场的惨状。“陵老母妻子处若为陈说”之后的韵文，用妻子之口，满怀感情地唱出了老母妻子面对此结果的痛苦无奈，“呜呼上天无可恋，妾共老母同灾变。君在单于应不知，与君地下同相见”。此时李陵身在匈奴，对其家人被诛一无所知。直至第二年，汉使入蕃，“霸得王朝书，沙场悲哀大哭”“……下马望乡拜皇帝，便即号挑发哭声……身虽屈节匈奴下，中心不忘汉家城……陵闻老母被君诛，叫苦号啕而气咽，双泪交流若欲终，肝肠寸寸如刀切……制由己降胡虏，晓夜方圆拟归国。今日皇天应得知，汉家天子辜陵得！”面对如此结果，李陵伤心欲绝，几欲气咽，言辞之间无不透漏出对汉家天子薄情寡义的怨恨，让原本打算寻机回国报君的李陵彻底绝了回汉的念头。

从战场的艰辛到投降的无奈再到全家被诛，让原本忠孝两全的李陵走上了“不归路”，通观全篇，《李陵变文》就是一个让人为之恻然的悲剧故事。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7页。

[2]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0页。

[4]梁建邦：《“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辩》，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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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项楚.敦煌变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俞淘来.李陵变文初探[J].敦煌研究，1988，（4）.

[4]钟书林.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陈辉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40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