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批评话语的生态性建构——评《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

李盛涛

对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虽说不上汗牛充栋，却也著述颇丰。因而，如何对现代文学批评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对当代学者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研究者要么力求挖掘新史料以产生颠覆性的论断，要么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另辟新说。学者耿宝强于2013年9月出版的著作《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以下简称《辩驳》）显然属于后者。耿宝强以潜在的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和文化建构立场去审视已有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料，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场的主要脉络和整体性特征进行了一番颇具创新性的梳理，使这一话语场的意义功能在当代语境中更为突出。

首先，《辩驳》体现了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整体主义原则是生态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强调任何一个物种和生命形式都在两个向度上发展，一是在时间向度上，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自身的发展、延续与变革；一是在空间向度上，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与其他物种或生命形式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需将其放到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去综合审视。生态整体主义观点与文学理论中的“场”概念有相通之处。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提出“场”概念，认为文学存在于一个文学场中，而且作用于文学的还有其他类型的场，诸如艺术场、知识场、权力场等。在《辩驳》中这种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突出体现为整体性思维的自觉性，即始终把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一个话语场而对待。批评话语场的自觉意识使耿宝强对各种批评话语事件的阐述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框架和理论高度，从而避免了对研究对象进行孤立的、就事论事式的简单化论证。这种整体性思维在意义维度上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表现。

整体性思维在横向维度上表现为内容体例的设置。首先，耿宝强将现代批评的各种话语行为概括为“唱和”与“辩驳”两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的话语形式。这种概括非常贴切而又准确。在现代文学存在的真实历史语境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话语表达是多样的，有时表现为和风细雨式的唱和，有时则表现为疾风骤雨式的辩驳。唱和有利于一个文学观念和学术理论的完善与形成；而辩驳则有利于文学观念和学术理论向宽度和深度的发展，乃至导致观念与理论的嬗变。两种话语形式在文学功能上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正如耿宝强在“代前言”中所语：“因为只有既有唱和又有辩驳，才能将某一命题或学说阐发得更加完备。”[1]（P4）其次，在论证的内容方面，《辩驳》涉及到了诸多问题，如：新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问题、“问题与主义”的学理探讨、“贞操问题”、诗艺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新诗的产生、知识分子的政治分野、社会阶层不同导致的不同学者之间的文学观点的碰撞、知识背景差异造成的观念碰撞、“信念”问题、翻译方法论争、教育理论论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学评价标准问题、文学的“人性”与“人生”观问题、对鲁迅的认识问题，等等。从文化形态上，这些论争包含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文学问题；从文学种类看，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类型；而对某一种文学类型（特别是诗歌）而言，则涉及到了它的产生、发展、形式、派别等问题。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论争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构成了整个现代批评话语场的丰富、复杂的言说状态，更能体现出现代文学场的自由性和文化平等意识。批评话语是一种价值倾向性鲜明的话语方式，它更能涉及意识形态内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管是唱和，还是辩驳，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有时是浅层的、激烈的，有时却是潜在的，不易觉察的。例如在《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周氏兄弟与胡适：<贞操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意识形态内涵霸气侧漏；而在《郁达夫与胡适：夕阳楼之争》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是潜在的，其中郁达夫所体现出的底层社会身份对文化不平等的愤慨和挑战是不易觉察的。这种论争使现代批评话语挣脱了纯学术的范畴，从而印证了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的论断。

而整体性思维在纵向维度上体现为现代批评场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发意义。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影响，或者说任何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时代所用。耿宝强在研究现代文学批评的时候，有着鲜明的意义指向性，他在著作的“代前言”中说道“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一个需要巨人、也培育了巨人的时代。巨人们早已远去，但却仍然如浩淼星海，光照人间。他们无论是炸裂燃烧，还是微温中道，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穿越绵延迢迢的时空隧道，走进渐行渐远的现代文人，理解他们深邃思想的同时，感受他们在唱和与辩驳中显现的独立的人格、博大的气量和宽广的胸怀，会让历史的存在融入当代的生活，从而提升我们日益干枯的灵魂，重建和谐的文人生活。”[1]（P8）这里，作者将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功用提高到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与人性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现代批评场到当代批评场的文学功用的横移。尽管作者主要的论述对象是现代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批评未做涉及，但著作潜在的比照意义和互文性是显在的。对当代文学批评案例，作者有所提及，如王彬彬对汪晖的批判、李辉对文怀沙的批判。严格说来，当代的文学批评远比不上现代文学批评，学术制度的缺乏独立性与政治色彩、学术的浮躁气与功利性以及屡见不鲜的学术不端行为都使得当代批评界缺乏一种自律性、纯粹性和他者认同感。故阅读现代文学批评，对当代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反讽意义。

其次，《辩驳》还体现着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化建构立场。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写作都是一种话语建构行为。但生态学和一般意义的史学编撰的建构立场有所不同。文学史建构与生态学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价值指向性，后者则体现为一种场域意义下的整体性思考。比如，在当代学者对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中，“意识形态”因素曾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文学史编撰的统摄力量，而“现代精神”在当代又成为文学史编撰的指导精神。所以，一般意义上文学史编撰的文化建构体现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但在《辩驳》中并没有一种指向明确的、同质性的价值立场，而是保留了各种论争的矛盾性、差异性和具体性。归根结底，这种异质共存的现代批评场是一种话语构成物。具有矛盾性、差异性的现代批评话语场不同于实存的文学环境。当然，实存的文学环境是个矛盾丛生的环境。但话语构成的批评场与历史当下的实存语境并不相同，从实存的文学语境到话语形态的批评场实际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从一个非完全原生态的实存环境转变为一个理想性的人为建构的场域。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空间的非生态性一面被忽视了，而它的文学生态性一面极大地被发掘和彰显。所以，现已成型的关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话语言说都是一种叙事，一种修辞而已。《辩驳》亦如是。

作为话语修辞的结果，《辩驳》折射出作者浪漫的人文情怀。耿宝强从纷繁、芜杂的现代文学论争的历史当中择取二十余个文学论争现象进行阐述，并进而营构了一个颇具生态性的现代文学批评场。这种言说背后体现了耿宝强浓郁的人文情怀。当代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往往体现出不同的类别与倾向性，一类是岗位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研究以知识、学科为本位，注重研究的学术性、逻辑性与学理性；一类是公共型知识分子，其学术研究往往更注重知识背后的人文精神、道德情怀与理想主义。前者以知识理性为本体，后者以人文精神为本体。当然，这种分类只是出于一种论证的需要而做出的简要分区，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绝非如此简单。显然，耿宝强身上的人文情怀更为浓郁一些。《辩驳》对现代文人的生平经历、学术思想、情感历程与精神世界的探究与诠释，实际是触摸一颗颗光彩照人的文学灵魂。在这种触摸与表达中，当代人势必从中大受裨益。可以说，耿宝强具有一颗现代文人般的诗心，他的文学理想和人文思想在《辩驳》中淋漓尽显，如“代前言”中写到：“想象一下，晚上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甚至推杯换盏的兄弟，夜深人静回到书房，回忆起对方的音容笑貌，写着辩驳对方的文章，第二天相见依然其乐融融，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1]（P7）在希冀与畅想中不免有落寞与孤寂。这种话语深处的落寞与孤寂就是对当代批评场无声的批判与嘲讽。何为文学批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语：“批判不是怨恨的反应，而是一种积极生存模式的主动表达，它是进攻但不是复仇，是某种存在方式天然具有的侵略性，是神圣的邪恶，没有它，完美则无法想象。”[2]耿宝强在对现代批评话语言说的背后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场的质疑。具有人文情怀的言说使耿宝强不自觉地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人文主义写作传统。这种写作主要继承的是西方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从卢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浪漫主义传统，它对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进行猛烈抨击，物质、金钱、道德败坏、人性堕落、信仰坍塌等都成为它批判的对象。耿宝强作为知识分子的魅力正在于此。

如果说上面体现了一种审美态度，而人文情怀在《辩驳》语言表达层面的表现是恰当的言说方式——叙评——的选择。耿宝强的表达以叙为主，以评为辅。“叙”体现了他对文学史料掌握的丰富，而“评”则体现了理论的高度和认识的准确。在著作中，时常有如下极具睿智性的理论洞见和学术论断：“这是胡适第一次和国内的人谈‘八事’，收信人恰恰是陈独秀！他不知道，这样一拍即合的历史巧合，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了。”[1]（P4）“应该说，留学时期和《学衡》初期，是梅光迪一生思想最活跃、也最有创建性的时期。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那些意见，他对白璧德思想时代价值的发现与高度评价，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自觉批判，他对新文化运动在资源背景和思想方法上不乏见地的比较批评等，无论是思想的方法、比较的眼光、历史的意识，还是最终所形成的思想结论，时至今日，仍然未完全失去其思想光辉。”[1]（P158）针对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叙评是一种十分恰当的言说方式之一。对古代文学而言，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大量遗失，决定了研究方式的考证式；若用叙评的方式则有失严谨。而对当代文学而言，由于当代人之间的距离之近而无法形成艺术上恰当的审美距离，导致“叙”的研究方法必然有失公允。再者，当代研究者对同代人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经历等都缺乏必要的研究，因而这种基础性资料的严重匮乏也就决定了对当代文学对象“叙评”式研究的不合理性。而叙评式研究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则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一是有关现代作家和学者的传记十分丰富，这为当代学者的叙评式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背景资料；二是在当代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形态涌入中国，这为当代学者审视各种文学问题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言说方式和话语形态。因而，《辩驳》实现了理论言说与言说对象的很好契合。

总之，在平实、温和而又不乏诗意的言说背后，《辩驳》体现了耿宝强对现代文学批评的浪漫想象以及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无声批判。尽管现代文人的批评不乏意气用事，甚至有时恶语相向，但当人们重温这些批评话语时，不管是唱和还是辩驳，我们反而会被其中的真诚、勇气和人格的魅力所深深感动！

注释：

[1]耿宝强：《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2][法]吉尔·德勒兹著，周颖、刘玉宇译：《尼采与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李盛涛 山东滨州??滨州学院中文系 25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