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战争中的“和”观念

王晓敏

摘 要：“和”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在其战争记述中突显了对“和”观念的重视：重“和”者必胜，失“和”者必败。究其实质是《左传》对“人”的重视，对“神”的弱化，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先秦人学范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殷周时期的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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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左传》 战争 和

《左传》战争记述中蕴含的思想历来受后人关注，其“遵礼”“民本”和“重视谋略”等思想已被学界广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左传》战争记述中隐含的“和”观念，这一点学界少有论及。本文就在解读先秦“和”与“同”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论述《左传》作者在记述战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和”观念以及其思想实质。

“和”，《说文解字》解释为“相应也”，乃互相应和之意，它的出现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此处的“和”突出的是“乐”的重要作用，即“调和”。《礼记·乐记》还有类似记载，其言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可知，“和”这一概念的起源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是先王调和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后来，“和”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延伸，跳出了音乐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生活。这个时候，“和”往往是与“同”这一概念并举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和”与“同”在音乐范畴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礼记·乐记》中除了以“和”来表示“乐”之追求外，“同”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此处“同”与“和”有着相同的意思。但政治范畴的“和”“同”却有了不同的含义。可以看以下两个例子。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段对话，在分析当时周幽王的时政状况时，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言“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馋慝暗昧……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的意思很明确，“和”的实质是容纳万物，而“同”排斥异己，只取同类。正因为周幽王摒弃异己之说，只取悦己之声，所以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的齐国晏婴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则更进一步明确了“和”“同”之别。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所论的“和”与“同”的内涵与史伯所论是一致的，“和”有容纳众物之意，“同”乃只取同类之意。只不过在将“和”引申到君臣之意时比史伯所言更加明确。晏子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所论之意即“和”在君臣之道的范畴中指的是臣子要有积极进谏之胆识，君要有容纳臣子异论之胸怀。言外之意即只有臣子勇于进谏、国君善于纳谏，方能称其为“和”。

而孔子对“和”也非常重视，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的范畴，《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孔子很明确地把“和”“同”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是对晏子理论的一种引申。

由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史伯和晏婴将“和”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中，孔子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中，虽然应用范畴不同，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一个团体而言，既要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又要善于容纳不同声音，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综上可知，“和”应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思想也隐含在《左传》的战争记述中，虽然作者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述，但细观其战争记述，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规律，即：重“和”者必胜，失“和”者必败。这主要表现在君臣、将帅之间的关系上。凡将士积极献策，主帅善于纳谏者必胜；而上下离心，主帅刚愎自用者必败。

比如《左传·庄公十年》所记的“齐鲁长勺之战”便是《左传》作者“和”观念的明显体现。面对齐国的进攻，鲁庄公和曹刿之间展开了一场平等的对话，鲁庄公说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财物分人”“取信神灵”和“以情断狱”，曹刿毫不留情否定了前两种方案，言其为“小惠”“小信”，作战不足依凭，只有第三种方案才是鲁国真正所需，以此可以征得民心，取得胜利。而鲁庄公亦欣然接受并且让曹刿跟随作战，在战场上对于曹刿的策略也一一接受。最后，君臣民同心，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在此，鲁庄公和曹刿之间的融洽，其实质就是“和”观念的一种体现。曹刿地位卑微却能勇于进谏，鲁庄公贵为国君却能屈尊和曹刿平等对话，从谏如流，形成了上下同心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恰恰暗合了晏婴所言：“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君臣共同的商讨中制定出了合理的方案，最终促成了事情的成功。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国上下表现出的就是“和”的局面，各位臣子纷纷献计献策：如何激怒楚国，促其先战从而陷其于不义；如何把齐国、秦国拉入作战集团，从而加强自己的力量；如何施恩惠于曹卫，笼络小国，获得广泛的支持等等问题都经过了君臣广泛的商议。后来当晋文公犹疑不定，想退缩时，大臣又积极劝说、鼓励，最终坚定了晋文公开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为晋国此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因为晋国君臣表现出来的“和”，使晋国有了取胜的可能。而《左传》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战前晋国君臣的商讨，就是竭力突出自己的战争思想——重“和”者必胜。

与重“和”相对的是失“和”，失“和”者必败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亦多有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年，晋国、秦国围攻郑国，秦穆公在郑国烛之武的游说下撤兵，与郑人结盟，留下杞子、逢孙驻守郑国。僖公三十二年，杞子掌管郑国北门钥匙，派人通知秦穆公偷袭郑国，里应外合郑国可得。秦穆公大喜，决定出兵，而蹇叔极力劝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预测秦国必定惨败，而且把战败的地点都说得明明白白，但秦穆公一意孤行，拒绝了蹇叔的劝谏，坚持出兵东征，结果大败。虽然蹇叔恪尽职守、勇于进谏，但秦穆公刚愎自用，不纳善言，导致秦国君臣“失和”，结果致使秦军在崤山几乎全军覆没。

另外，僖公二十二年的宋楚泓之战，文公十二年的秦晋河曲之战，均是君臣、将帅“失和”导致失败的战例，不再赘述。

由上可知，《左传》作者已将“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中隐含的是作者对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肯定，对神灵作用的弱化，尤其是对于战胜国一方，《左传》作者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可以回看前文所举的“齐鲁长勺之战”一例，身份低微的曹刿想见鲁庄公谈论战事。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鲁庄公提出了三种作战方案，其中有一条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希望通过祭祀借助神灵的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曹刿断然否定，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很委婉地表示鬼神的力量不可信，弱化了神灵的力量，最终选择的是鲁庄公提出的能得民心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之说。毫无疑问，作者记述这次战役主要突出的是“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弱化了神灵的重要性。

再如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中，也有一处细节展示了人对“神谕”的一种颠覆。开战前，晋文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吸食自己的脑髓，所以晋文公很害怕。这很明显是一个不吉利的梦，但大臣子犯却反其道而解之，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很明显，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可见子犯解梦并不是依据梦本身，而是依据晋国的需要为晋文公解梦，从而将梦化凶为吉，为其所用。最终，在子犯的鼓励下，晋文公坚定信心，和臣子同心同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在此事件中“人力”是可以操纵“神谕”的。

另外，桓公六年记有楚武王侵随一事，在楚国战败，随侯将要追赶时，颇具战略眼光的季梁阻止，劝随侯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去追赶实力强大的楚军，应该转而致力于治国惠民，言谈中更是语出惊人，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如果民心不齐则“鬼神乏主”，只有修政爱民才能“庶免于难”。结果“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在此，随国君臣也形成了“和”的局面，季梁敢于进言，随侯善于纳言，保全随国。而季梁谈到：“夫民，神之主也。”很明确地将人置于神之上，言外之意，能保全随国的不是神而是人。这比起曹刿和子犯之言更是直截了当。有学者对于这种现象有这样的总结：“这似乎是一场历史性转折的象征：对于神，人不仅仅是敬而远之，而且还敢于冒犯了。”[1]而在这种冒犯过程中，如果说周人的“德礼”思想系统是根基，那么“和”的观念就是催化剂，假如没有“和”观念，就没有鲁庄公和曹刿的平等交谈，而曹刿也断断不敢截然否定鲁庄公依靠鬼神的作战方案。对于城濮之战中的子犯也一样，假如晋国上下没有形成“和”的局面，他也断断不敢私自乱言，自然也就没有“子犯解梦”这段历史佳话了。

而《左传》这种“和”观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纳入先秦人学范畴进行研究，因为《左传》在记述战争的行文中不仅凸显了“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而且在凸显“和”观念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人而不是神。而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模式转换的表现。

《礼记·表记》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由此可知殷商时期人们对鬼神无比敬仰，人的世界是由鬼神控制的。而到了周朝，“周人入主中原以后，使中华文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用武力征服殷商的同时，周人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了对殷商的文化征服，进行了文化模式的转换。”[2]而上文所列《礼记·表记》之言便是这种文化模式转变的概括。周人已开始注意到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建立了以“德礼”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而作为儒家学派的孔子，继承了周人思想，表现出了轻鬼神、重人事的倾向。《论语·述而》记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先进》篇记载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很理性地认识到，真正控制人类自身的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孔子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类社会的存在依据，而其毕生追求的“仁”“礼”“忠”“孝”思想就是他以人类世界为出发点形成的思想体系。

而同为儒家经典的《左传》也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战争记叙中不仅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和”的重要性，而且也极力突出了决定“和”局面形成的关键是人而不是“神”，彰显了人的智慧而弱化了神的力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左传》战争中的“和”观念对人价值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殷商时期的这场文化转型。

注释：

[1][2]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序言）》，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页，第1页。

（王晓敏 河南许昌 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46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