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贫困与饥荒》看“丰裕中的贫困”

读《贫困与饥荒》看“丰裕中的贫困”

文/孙洪杰

【摘要】丰裕中的贫困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中给出了识别、治理“丰裕中的贫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本文在对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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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困与饥荒；丰裕中的贫困；阿玛蒂亚·森

【作者简介】孙洪杰，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审计理论与实务。

自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学似乎丧失了“良心”，强大的数理将经济学推向了“科学范式”，同时也遗失了经济学原有的伦理学基础。亚当·斯密非常尊敬的曼德维尔先生正是伦理学领域的大师，斯密本人同样是道德哲学的教授，古典经济学阶段的经济学家都有伦理分析的传统。阿玛蒂亚·森因为经济学找回了“良心”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贡献在于对饥荒和反贫困的重新解读，建构了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也提出了伦理学的分析方法（参见另一本书《经济学与伦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玛蒂亚·森不是一个就贫困而谈贫困的经济学家，他的分析具有非常明显的东方传统，从更为广阔的领域来探究人类的贫困及其治理的途径。为此，笔者就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关于贫困的论述及反贫困的治理途径谈“丰裕中的贫困”问题、阿玛蒂亚·森的学术贡献及反贫困问题的未来研究趋势。

一、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的认识

贫困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一般认为是经济和精神上的匮乏。阿玛蒂亚·森将这一认识扩展到了社会维度，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困乏，往往也体现为“权利的一种剥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既有精神维度的缺乏和物质维度的缺乏，更为重要是社会维度的“剥夺”。贫困的国家未必发生大饥荒，而富裕的国家也未必没有发生饥荒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在于权利关系的作用。这样的权利关系包括，“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的权利”1。

在森看来，“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2也就是说“贫困包含于饥饿，饥饿包含于饥荒”，由此可以看出贫困是饥荒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但有一些国家即使处于“丰裕”状态，仍然会发生饥荒，这不是贫困带来的，而是上述的权利之一（或者之几）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贫困并非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专有”，即便在发达的国家，权力配置不合理也必将产生贫困与饥荒。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认识与发达国家发生的大饥荒是非常相符的，森在认识爱尔兰饥荒时，正是采用了这一方法。虽然英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权力配置的问题，也发生了大饥荒，正是“丰裕中的贫苦”的体现。

根据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森的认识不仅考虑了物质维度、精神维度，而且也将“贫困与饥荒”置入社会维度进行思考，而权利配置正是从社会维度思考和理解“丰裕中的贫困”的核心变量。“丰裕中的贫困”的首要问题是识别贫困，目前主要的方法有直接方法和收入方法。直接方法即考察人们的消费组合是否满足基本的要求，收入方法是计算满足人们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从权利范式考察，很明显，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具有高于最低收入水平的收入，未必能够获得满足基本需要的消费组合，关键在于此组合是否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收入的满足等条件来获得，即权利配置未必使得获得收入的贫困者能够通过有效的市场转换成避免其陷入贫困或者饥荒的产品组合。

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的理解与主流经济学家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森对引起贫困的制度安排的研究和现有制度安排对贫困和解决贫困的路径研究。森的逻辑起点是以社会维度开始，对权利安排从精神维度和物质维度进行思考。从精神维度上看，权利安排形成了可行能力集的伦理选择；从物质维度上看，权利安排形成了真实的经济结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引起“丰裕中的贫困”（图1）。

丰裕中的贫困，虽体现在物质上、精神上，但从根本上看是社会维度的问题。社会权利安排，作用在精神维度上将导致“物质丰裕下的精神贫困”，例如道德沦丧；作用在物质维度上会出现“精神丰裕下的物的匮乏”——饥荒。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交互影响，使得整个社会深陷其中，只有有效的权利安排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社会没有饥荒”。

二、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的贡献评析

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优秀的重新找回经济学“良心”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福利经济学家，从社会维度、物的维度和精神维度的三维视角上，以发展、自由、权利、市场等为考察对象，系统分析了“贫困与饥荒”问题，其在经济学和社会问题分析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可行能力复归为核心的平等观

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自由能够带来的优势之一在于对可行能力集合的“拓展”3。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手段，似乎都无法替代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一作用在森看来，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万能的”，恰恰相反，一些制度性的作用往往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对可行能力集合的约束。因此，保障公平首先必须保障市场的自由，同时也必须保障推行“市场自由”的制度自由。从这一视角上，森与亚当·斯密的理论更为接近，与新古典经济学也是相通的。但森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又略显不同。亚当·斯密是基督徒，其理论的核心更多的建立在精神层面，以上帝的“看不见的手”作为平等观的核心；森是以权利配置作为平等观的核心，从权利配置的角度研究“丰裕中的贫困”以及对人与物的实际影响。

（二）建立了以自由为核心的福利标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提出，使流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福利经济学受到严重质疑。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福利经济学进入发展的困惑期。在这一时期，福利经济学家们被“阿罗悖论”所困惑。他们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选择机制才是可行的？到底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存在什么缺陷从而使合理化的社会选择机制不存在？对此，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一时间涌现出了很多设法解决阿罗不可能性问题的研究，如黄有光、梅等人通过削弱阿罗假定走出阿罗悖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阿玛蒂亚·森揭示出阿罗框架的信息问题后，才使得阿罗悖论的研究又有重大突破。为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套以自由为福利目标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中与主流经济学最为贴近的是追求效率的新福利经济理论（帕累托经济学），自柏格森和萨缪尔森将公平观纳入到社会福利函数之后，主流经济学似乎找到了公平和效率的耦合点。但“阿罗悖论”认为这一耦合点的寻找是“不可能的”，阿玛蒂亚·森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福音”。在森看来，公平应该通过自由而有所体现，同时自由也是效率的源泉，因此，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优耦合点需要以自由为前提和手段。自由能够拓展人们的可行能力集，从而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自由能够保证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通过可行能力集的拓展维护条件公平，自然也能尽可能地调节结果公平。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自由可以有效地利用知识，在一定范围内提升人们的选择能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权力配置解决“阿罗悖论”。

森完全以“自由观”重新建构了福利经济理论，将自由的福利理论运用于贫困研究，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饥荒分析框架，将福利政策分析纳入饥荒形成机制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自由福利视角下的贫困与饥荒理论框架。

（三）建立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

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均GDP的增长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上（库兹涅茨)。而在森看来，经济的发展体现在自由度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经济发展的源泉，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罗伯特·索罗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荣获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起了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索罗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具有外生性，突变的技术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大卫·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解决了索罗的这一技术外生化难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导致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是制度，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有效组织的建立才是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

纵观经济发展理论范畴，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属于另类，森似乎将两个并不相关的问题（自由与发展）置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参见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工具，只有自由的制度、自由的经济和自由的精神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这其中既体现了诺斯的制度自由，也体现了卢卡斯、索罗的技术创新，更体现了哈罗德、多马、库兹涅茨等人的资本积累。发展并不意味着“脱贫”，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陷入“丰裕中的贫困”。避免“丰裕中的贫困”和社会陷入饥荒的有效手段是通过各种政策主张和制度构建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集。森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下面这一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4

（四）建立以权利为核心的分析范式

阿玛蒂亚·森将权利分析运用于对贫困和饥荒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从社会维度分析贫困问题的新框架。与主流经济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主流经济学以贫困问题为出发点，研究解决贫困的社会维度安排和精神维度安排，究其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将贫困视为前提；森的研究与主流经济学显著不同，其分析是以社会维度的权利安排作为逻辑起点，研究贫困的形成原因和解决的路径。因此，阿玛蒂亚·森全面思考和修正了“权利方法”，通过可行能力集的扩展和改善，不再将“权利失败”视为绝对的饥荒形成根源。森指出，对于饥荒形成机制的分析，必须涉及权利失败的四大方面，特别是应当考虑该社会中为补充市场交换失败而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此类政策是解决贫困与饥荒的重要途径。

三、“丰裕中的贫困”治理路径及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由于权利配置失当，引起“丰裕中的贫困”，因此，治理也应当从权利配置视角入手。《贫困与饥荒》一书分析并指出：贸易权利的失败是引发孟加拉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埃塞俄比亚饥荒更多来源于自我劳动权利的剥夺，从而引发了牧民等低就业能力的人的饥荒最为严重；萨赫拉地区的饥荒归因于分配问题带来的影响食物权利的制度因素；孟加拉国的大饥荒主要由于收入分配问题而引发。5

（一）“丰裕中的贫困”主要治理途径

1.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做好社会保险福利工作。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是保障劳动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保障人们对必要生活用品购买力的重要手段。国家在保障收入来源方面和购买力方面应当有更多作为，这样的政策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贫困与饥荒问题，因此，国家应当通过保护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途径来解决贫困，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谋而合。斯密、哈耶克、森、诺斯、赫维奇等人都认为市场是一种权利安排，也是自由意志的保障。国家在维护市场基础功能的同时，也应充当市场的最终保障人，即作为社会保障的国家理论（丹尼斯·缪勒，2003）。一旦收入和购买力难以保障，国家对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补偿机制——社会保险福利工作——将起到避免贫困与饥荒的重要作用。

2.促进产品市场的流动性，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大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政府应该做到的是保障贫困者的购买力。森认为“民主社会没有饥荒”，原因在于市场能够有效对贫困和饥荒进行反应。饥饿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低下，而不是粮食的短缺，这是理解权利范式下贫困问题的初步尝试。市场经济中，收入的确是保障生活质量的权利因素。然而在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中或者一个短缺经济中，收入并非总是能提供必需产品的支配权，从而可能引发灾难——饥荒。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一问题，在于市场本身可以对价格进行有效反应。例如，灾荒发生地价格的上升必定会吸引“唯利是图”的商人将粮食运送到灾区，只要政府能够保障灾区人民的购买力，饥荒就不可能发生。“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旧金山和前苏联的亚美尼亚地震”6带来的社会差距证实了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观点。统一的大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场所，市场更是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

3.解决“丰裕中的贫困”的中心在于保障贫困者对必需品的控制和支配能力。阿玛蒂亚·森强调一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维度上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取决于法律、经济和政治等社会结构。政府在解决贫困与饥荒的过程中，应该在权利配置层次上保证贫困者对必需品的占有，因此，保障贫困者的权利安排是解决“丰裕中的贫困”更为本质的要求。纵观几次大灾荒，都不是由于粮食的实际短缺而造成，都是由于贫困者对粮食直接权利失败的结果，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错误行为而导致，也可能是由政府的错误判断而引发，都没有从保障贫困者对必需品的控制和支配能力来考察。政府对“丰裕中贫困”的直接治理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丰裕中的贫困”，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控制权和支配权的相应赋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和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对《贫困与饥荒》一书的解读，谈谈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1.治理贫困问题，政府只需充当一个市场的维护者和社会的最终保障人。治理贫困，政府应当充当市场的维护者，市场对资源稀缺的反应速度远远快于政府对信息的反应，市场不仅能够检验信息，而且能够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只要政府能够维护市场的基础作用，贫困便能够顺利成章地解决，并且不会发生大饥荒。充当市场的维护者，政府所付出的代价最小，这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作为最终的保障人，政府应当对贫困者的购买力、资源控制力、支配能力负责。政府通过扶贫、低保等政策提升了贫困者的购买力，但是经济的失稳可能会使得贫困者在短期内丧失购买力、支配力和控制力，使得贫苦者短期内陷入“饥荒”状态。

2.治理地方贫困和区域不平衡发展，首先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改善相应的社会制度。地方保护主义和不和谐的社会制度是引起地区贫困和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权利安排。我国的户籍制度、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地方保护政策都是限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因素。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要素的最优配置，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稀缺使得资本边际效率较低，但由于东部地区享受了更多的改革开放政策倾斜，资本并未向中西部流动，西部大开发虽然使得东西部格局有所扭转，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仍然使得部分地区陷入贫困的境地。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采用了不恰当的政策，因而加剧了地区的贫困和各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以物的维度为主，以GDP增长量、招商引资量、投资量等生产性指标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而对精神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考核没有相应跟上，致使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短期目标和政绩考核，而破坏了全国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

3.治理贫困不应当仅从转移支付入手，低保并不能持续降低贫困，甚至会出现“越治越贫”的局面。阿玛蒂亚·森指出，治理贫困，转移支付未必是好的手段。首先，转移支付仅提高贫困者的收入水平，并未提高贫困者的购买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者免于陷入贫困的局面；其次，转移支付在没有形成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更危险，因为政府难免为了自身的某些目的而挪用转移支付资金，从而使得转移支付提高收入的策略不能持续；再次，低保政策也不能真正地解决贫困，因为低保政策没有使得资源流入贫困者手中，增加其对资源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也没有使得贫困者通过资源供给获取更高的收入。从精神层面看，低保收入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可能进一步加深贫困者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导致越治越贫的局面。

四、结语

阿玛蒂亚·森是“穷人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东方传统，是将精神维度融入物的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伟大思想家。森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尤其是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丰裕中的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森研究了权力安排是治理“丰裕中的贫困”的根本途径，但没有指出贫困对权利安排的影响路径，公共选择理论在贫困问题上的研究可能会成为阿玛蒂亚·森思想的继承者们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1.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P6。

2.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P40。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P70-187。

4.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P178-179。

5.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P70-187。

6.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P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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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