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袁旺兴，童梦婷，康冬丽 陈昭玖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４５）

［摘要］ 文章利用江西省４６０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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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３３３００４）；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招标课题（ＺＤ００９）；江西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ＪＧ２０１４０６）。

［作者简介］袁旺兴（１９９０－），男，江西丰城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童梦婷（１９９２－），女，江西乐平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康冬丽（１９９０－），女，江西赣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陈昭玖（１９６９－），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于农民。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并由此对我国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央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随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对于推动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解决农民工问题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政府通过调整战略思路、明确目标取向，设计整体性的政策框架并有重点地在操作层面上细化和集束政策，从而发挥政策预期效应，加快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１ ］。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加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提高政府的效率，对于有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农民政策需求优先序和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政策需求优先序方面，朱信凯（２０１４）认为，积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最迫切政策需求 ［２ ］；朱红根等（２０１４）研究表明，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择业政策 ［３ ］；工资收入、医疗保险、个人发展等工作条件是农民工择业时最需要的工作条件需求 ［４ ］；魏毅、金高峰、黄少峰（２００７）对江西建筑业３７５名农民工为例研究表明，就建筑业而言， 有关农民工工资政策是农民务工所急需的， 工伤保险是农民最希望拥有的社会保障 ［５ ］；李道和等（２０１４）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研究得出，科技扶持、项目扶持、贷款贴息扶持、税收减免扶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最需要的四种扶持政策 ［６ ］。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方面，朱红根等（２０１４）研究表明，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农民工对择业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家庭人口、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对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有影响 ［３ ］；李道和等（２０１４）研究表明，对农户政策扶持需求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 农户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兼业化水平、农产品技术含量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等 ［６ ］。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农民某一方面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鲜有学者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政策受益主体——农民工视角出发，利用江西４６０份调查样本，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考查，使政府认识到农民工的切实需求，以便更好地优先制定政策；然后，进一步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使政府能够因时、因地、因农民工的特征来制定相关政策。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１－９月分别对江西省南昌、上饶、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宜春、吉安、抚州１１个地级市展开调研， 对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５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６０份，有效样本率为９２％。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等信息。本文选取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信息，作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的主要内容。

（二）样本描述

本调查样本中男性比例较高，占总体的５４．７８％，女性农民工比例占４５．２２％，男女比例相差９．５６％。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０－５０岁之间，其中，有２０２位调查对象年龄在３０岁及以下，占总体的４３．９１％， ３１－５０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有２０７人，占总体比例４５％，５０岁以上的有１１．０９％。超过七成的农民工已婚，未婚的占２６．７３％。从农民工文化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１９．５６％，中专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为１０％，高中学历的比例为１９．５６％，初中学历的最多，占３８．６９％，小学文化程度的占１０．８７％，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仅占３．６９％。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里没有老人的家庭占５４．１３％，有１－２个老人的家庭有４５．４３％，有２个以上老人的家庭占少数，只有０．４４％。家里没有小孩的家庭占２６．５２％，有１－２个小孩的家庭有６５．２２％，有２个以上小孩的家庭占少数，只有８．２６％。

大多数的农民工生活水平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占９０．２２％，处于上等水平的占０．６５％，处于下等水平的占９．１３％。从居住类型来看，打工居住没有固定场所的农民工占１．９６％，集体居住简陋工棚的占０．８７％，集体居住宿舍的占１０．６５％，单独居住的占４．１３％，住有自己产权的住宅的占２５．４３％。从农转非意愿来看，只有１．３０％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脱离土地，变为市民，２２．６１％的农民工明确表态不愿意市民化，其余的农民工态度不是很明确。

三、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

在问卷设计中，把市民化政策分为：１＝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２＝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３＝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４＝完善户籍制度；５＝子女就学。针对上述选项，调查对象依重要程度对其进行排序。农民工市民化对各项政策的需求情况如表１所示。

第一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１３９次；其次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１３０次，两者相差不大，接着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有１０７位农民工将其选为首要需求；第二位次上，“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出现的次数最多，同为１１５次，两者总共占了第二位次的５３．７４％，紧随其后的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选项，出现了９２次，再者是“子女就学”，７３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３３次；第三位次上，“子女就学”出现的次数最多，９９次，出现次数较多的依次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分别为８４次、７４次、７２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４１次。

由表１可知，除完善户籍制度政策排序明显靠后外，其余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了不同的次数，很难对其进行合理排序。为此，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即一项政策在第一位上出现的次数比另一项政策多余的次数无权重地转移到第二位上，依次类推，直至第三位上出现的次数加上转移而来的多余次数依然比另外一项多，则该项政策比另一项更迫切 ［７ ］。但在转移过程中出现负数，则按照加权统计频数进行比较，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权重依次为３、２、１，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采用组间连接的聚类方法，区间选择平方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对五项政策进行系统聚类，以期排出各项政策的需求优先序。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可基本分为三类，结合表１中各项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的次数，按重要程度将五项政策可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分层情况如下。

第一层次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政策在第一、二、三次位的数量相对都均衡，且出现的频次都较高，其中，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在第一次位和第二次位出现的频次都居首位，可见，农民工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最为迫切，其次为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最后为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

第二层次是解决子女就学问题。解决子女就学政策需求在第一、二、三次位出现的频次都较高，说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较为关注的话题。一般，农民工在对于政策的需求方面，首先是考虑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政策需求，所以，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需求最为迫切，然后才会考虑子女就学等问题。

第三层次是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第一次位只有１８次，第二和第三位次也不高。表明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需求相对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不愿意脱离土地且自身市民化能力不够。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优先序为：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子女就学政策、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块，相对而言，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需求最小。

四、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统计分析

依照问卷设计的初衷，将各项政策在前三位次上出现的总次数加以统计，并计算出不同分类标志下各项政策的需求比例。结果表明，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两项政策的需求量逐渐增加，而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弱，对于完善户籍制度和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无明显的规律性，但其中在３１－５０岁期间的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最大；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更为关注，比男性高７．２３％，男性农民工则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为７３．４１％，女性农民工为６７．７９％，低了５．７２％。相对而言，女性农民工对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不如男性农民工迫切，这可能与女性在家庭维系中承担的经济责任较小有关；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需求更为强烈，而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出台，期待度不高；已婚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子女就学政策的需求比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主要是因为未婚农民工年轻力壮，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且没有配偶和儿女，家庭负担较小，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对于这两项政策的需求小；在稳定的城镇工作、低价的城镇住宅、完善户籍制度这三项政策需求上，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于已婚的农民工。

家里无老人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城镇工作的政策需求分别为６５．３２％、７０．１６％，当有一个老人的时候，这两项数据分别增加到了６７．６２％、７６．１９％，说明随着家里老年人数增加，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农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为上等的农民工人数较少，不具备代表性）；随着居住条件的越来越好，农民工对于完善户籍制度的政策的需求越来越大；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大，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子女入学问题关注的更多，政策需求也更强；家里小孩越多，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小，没有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７０．２５％，有１－２个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６４．７４％，有２个以上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５９．６４％。家里小孩越多，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小，但对于小孩入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率分别为３３．０６％、５４．９１％、６２．０５％。

（二）变量设计

朱红根等（２０１４）在对于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选取了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等变量分析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影响因素 ［３ ］。参考其研究方法，在本文中，农民工年龄越大，可能对于医疗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量更大，农民工群体多为男性主导，男性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可能也将更为注重后代的教育，从而对子女就学政策关注度更高。肖云、林子琪（２００６）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８ ］。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上述因素。已婚农民工可能更为重视提供稳定工作、住宅等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有子女的已婚农民工还会关注子女就学政策，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大，生活水平状况也可能是影响政策需求的因素，农民工打工居住场所类型可能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转非意愿程度可能是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家里小孩数量越多，对于小孩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将越高。基于此，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９个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计量模型分析

１．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检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构建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若某项政策属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前三位需求，则认为该项政策被农民工“需求”，否则“不需求”。因此，每项政策都存在“需求”或“不需求”两种情况，即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本文拟运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式（２）中，Ｐｉ 表示第ｉ 个农民工前三位需求中选择某项政策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ｊ 为待估计的系数，ｘｊ 表示第ｊ个影响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变量。解释变量主要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可能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表２所示。

２． 估计结果分析。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政策需求来说，完善户籍制度政策需求最小，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不大，因此，笔者针对其他四项更为重要的政策需求分别建立１＝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２＝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３＝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４＝子女就学政策，共４个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其中，居住场所变量经过一系列的缺失值处理，由此，将剩余四个模型的结果输入至表３。

（１）年龄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年龄变量在模型三中通过了检验，说明年龄这一变量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影响，且较显著。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更为明显，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小。结果表明，３０岁以下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率为７４．１９％，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较高，年轻人买不起房的这一状况。

（２）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文化程度在模型二中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呈现反方向变化，即需求越来越小，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要显得不那么迫切。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程度在模型四中显著为正，表明文化程度本身较高的农民工更加注重后代的教育情况，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很高。

（３）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未婚者更倾向于希望政府提供获得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已婚者则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较大，因为很大部分的已婚者都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也有大部分在上学，所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婚者比未婚者更为迫切。

（４）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整体上，随着转户意愿程度越来越小，农民工希望政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越来越强。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其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强。

（５）小孩数量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从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的结果看，在模型一、二里面，小孩数显著为负数。在模型四里面，小孩数显著为正数。说明没有小孩或小孩数量较少的农民工，对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量更大，可能是因为小孩数量不多的这一类农民工多半是认为社保问题严重且自身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他们认为现有的社保体系和自身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让他们生更多的小孩，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生活中遇到的社保方面和不稳定工作方面的问题。小孩数量多的农民工家庭，他们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更大。

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这四个变量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１． 农民工对于政府的市民化政策的出台寄予厚望，其中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的需求最大，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期待值虽然不高，但也有２０％左右的农民工有需求。

２．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显著；年龄、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为显著；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１． 政府应当坚持大力推进城市化、市民化改革，逐渐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每一项市民化政策的出台都是为农民工服务，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政策的出台要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要有可行性、可落实性和有序性。

２．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政府可通过灵活多样的非正规教育形式和鼓励政策，引导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完成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技术以及公共知识培训，使他们有条件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有更多机会拓展个人的发展空间。

３． 加快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的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促使农民工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改革。为此，政府要给他们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福利。

４． 积极制定房价调控政策，建立房价缓升机制。新生代的８０、９０后农民工买不起房的现象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房价过高且增速过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和全社会的诉求，国家必须全面进行调控，采取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

５．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对于随迁子女，流入地地方政府须加大投入，建立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有效解决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经费分摊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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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王竹林，吕俊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演进的实质和路径选择［Ｊ］．农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４，（０４）：５－１１．

［２］朱信凯．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先序［Ｊ］．农村．农业．农民（Ａ版），２００７，（０２）：２０．

［３］朱红根，彭安明，康兰媛． 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等１０省市的调查数据［Ｊ］． 农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４，（０２）：８０－８８．

［４］彭安明，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实证分析——基于１０省（市）的调查数据［Ｊ］．调研世界，２０１３，（１１）：２９－３２．

［５］魏毅，金高峰，黄少峰．中部地区农民工外出就业政策需求优先序——以江西建筑业３７５名农民工为例［Ｊ］．农业经济，２００７，（０５）：５１－５２．

［６］李道和，陈江华，康小兰．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５７８户样本的调查［Ｊ］．农林经济管理学报，２０１４，（０２）：１３７－１４５．

［７］孔祥智，李圣军，陈丹梅．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投入重点研究［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２６．

［８］肖云，林子琪． 农民工城市化影响因素及公共政策［Ｊ］．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０４）：１４２－１４６．

（责任编辑： 胡宜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