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农村“剩男”现象

文／郑风田 焦万慧

“剩男”虽然没有“剩女”引人注目，但随着中国进入“男盈女亏”的性别失衡时代，农村“剩男”现象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剩男”是相对于“剩女”而言的概念，是指超过某个年龄（通常为30岁）而仍然单身的男士，基本特征是大龄、单身、未婚、男性，俗称“老男孩儿”或者“光棍儿”。“剩男”虽然没有“剩女”引人注目，但随着中国进入“男盈女亏”的性别失衡时代，农村“剩男”现象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中国作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性别失衡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人口性别结构治理任务。人口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性别比例失衡持续时间过长，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2006年12月)指出： “到2020年，预计20岁～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201 5年5月）显示：目前，我国“剩男”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剩女”则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

农村为何成为“剩男”聚居地？

首先，传统生育偏好的历史遗产。中国传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大有“不生男孩誓不罢休”的境地，即停止规则( stoppingrule)。男孩偏好是农民生育需求和农村生育文化的核心所在，儿子对于农民家庭和传统家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性别的自然属性，成为家庭势力、家族兴旺、家谱延续的重要象征。中国传统生育偏好的历史遗产时至今日仍未见式微。澎湃新闻网跟踪调查央视新闻《福建长汀：宁静小镇被曝买卖儿童成风》，发现福建长汀“非法买卖孩子”的逻辑：自认不是拐卖，花钱避免绝后。

其次，性别鉴定技术的推波助澜。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滥用，成为实现男孩偏好和导致性别比例失衡的直接原因。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由于生育数量受到限制，农村家庭夫妇生育自然首选男孩。部分准父母在子女出生前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倘若发现胎儿是女性就选择堕胎。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山东省为例：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妇科教研室主任连方曾举例，一些村子甚至专门买来B超机器，供全村妇女鉴定胎儿性别。

再次，婚姻梯度挤压的积累效应。在一夫一妻制下，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场可供选择的男性和可供选择的女性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导致男性或女性不能按传统的偏好择偶，婚姻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现象即是婚姻拥挤或称婚姻挤压( Marriage Squeeze)。在婚姻市场上的，大城市物质条件好的男青年，匹配门当户对的同龄女性，条件略差的去中小城市择偶；中小城市到农村择偶；农村又到贫困的地方择偶。但无论怎样，总是综合条件好的男青年婚姻优先，这便是地域挤压现象。中国性别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通过梯度效应传导，必然使大量剩男或光棍沉积在农村贫困地区。大量贫穷地区的农村姑娘被城市小伙娶走，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穷困地区的农村，由于没有钱娶媳妇，成了我国光棍的集聚地。

最后，农村光棍群体的自身缺憾。青年社会学学者刘燕舞根据光棍的直接归因，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四种经验类型，即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缘分宿命型与经济贫困型。其中，身心缺陷型和缘分宿命型光棍的分布基本符合通常的人口学规律，属于正常情况；而历史塑造型和经济贫困型光棍成因有社会结构性的因素，则是病态现象。由于农村地区不对称性婚姻迁移以及长期性别比例失衡的双重挤压效应，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农村男性不得不直面新娘稀缺引起的婚姻高消费，经济贫困型光棍由此形成并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中国未婚人口中“剩男”多于“剩女”，文化程度较低的“剩男”主要居住并生活在农村，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剩女”则主要居住并生活在城镇，由此造成“剩男”与“剩女”难以匹配，农村光棍群体的自身缺憾使得农村“剩男”难以“走出去”。

“剩男”会带来哪些社会影响？

首先，光棍危机。农村“剩男”意味着“光棍儿”。光棍危机是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和直接结果，必然酿成农村男性弱势群体婚姻边缘化的不良后果。李树茁、姜全保、费尔德曼在专著《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里就曾预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2015～2045年间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2011年，关于聘礼的一项研究援引了陕西省宝石村的案例，该村总人口为1013人，其中35岁以上未婚男性87名。中国农村男性青年通常会在30岁前结婚，这87名既贫困又没有受过教育的男性则可能终身打光棍。

其次，婚姻模式改变。由于第三性别比（成熟个体性别比）的基础是第二性别比（出生婴儿性别比），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婚姻市场上两性资源难以相匹。由于在本年龄段找不到初婚对象，部分大龄男青年只能到下一年龄段的女青年中择偶。如此循环下去， “老夫少妻”将会成为普遍婚姻现象，随着年龄挤压效应逐渐积累，夫妻年龄差异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要长许多，随着性别比例失衡状况加剧，中国婚姻市场上还会出现年青小伙争着迎娶那些丈夫不幸去世的年长女性，现在成为新闻的“女长男二十几岁”夫妻配现象，即“少夫老妻”将会屡见不鲜。

再次，道德滑坡。中国严重扭曲的儿童性别比意味着未来女性和新娘短缺，新娘稀缺必然催生地下婚姻市场，婚姻黑市又会导致整个2l世纪中国拐卖妇女和女童的犯罪风险增加。随着男盈女亏性别时代的到来和农村大量剩男的出现，买卖新娘、贩卖人口等丑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童婚”“换婚”“群婚”“租婚”等丑陋婚俗将会死灰复燃，甚至出现极为罕见的“劫婚”现象（例如，大连市开发区董家沟附近32岁的刘某使用暴力“抢一个女友”的逼婚劫案）。性别比例失衡更会加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例如，福建长汀宁静小镇被曝买卖儿童成风），滋生婚姻诈骗案（跨省诈骗，如云南一女嫁三夫诈骗；跨国诈骗，如邯郸百名越南媳妇集体失踪），诱发色情业蔓延（例如，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加剧艾滋病、性病的传播。性暴力案件、性奴案件、校园性侵案件也会随着性别比失衡、男性过剩而有所增加。

最后，新娘走私。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长期偏高，属于女性缺失型国家。农村地区婚姻市场上男性青年长期过剩、新娘价格过度偏高，必然导致农村男性青年婚姻成本一路飙升。2015年1月3日，参考消息网《中国性别失衡，农村需要数百万新娘》援引外媒称，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郊区农村，单身汉要想娶当地女孩需要支付购买一处适当住宅和下聘礼的价格为6.4万美元（约合40万人民币），这远超当地普通农民的经济能力。于是，许多面临新娘稀缺境况的中国农民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外。发现商机的商人会铤而走险，到全世界女性过剩型国家和地区去购买新娘，走私到中国，比如在中越边境走私新娘。

如何帮助农村“剩男”找出路？

首先，改变传统偏向男性的生育观念。解决农村“剩男”问题，本质上是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问题。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思路和途径是改变传统偏向男性的生育观念。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观念有其深厚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尤其是在广大弄村地区，随着政策变迁和技术进步而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深受以父权制( Patriarchy)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支配，中国从夫而居的家庭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和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因此，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剩男”问题，需从制度层面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安徽长丰试点“姓氏改革”，子随母姓获奖千元。研究表明，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弱化“养儿防老”养老观念和“传宗接代”孝道观念的负面影响，显著降低男孩偏好。所以，提高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促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可以部分铲除中国传统社会“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制度和文化土壤。

其次，打击业已形成规模的“两非”行为。在中国，尤其是广大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生育观念影响和“养儿防老”家庭养老模式制约，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违法行为频频发生。这更加剧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别鉴定技术滥用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2015年1月2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十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国卫家庭发[2014] 90号），指出：“近年来，一些非法机构通过网络拉‘业务’，由专人上门或选取隐蔽地方为内地孕妇抽取静脉血样，送往境外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形成非法牟利的地下产业链。”因此，严厉打击业已形成规模的“两非”行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措施，可以避免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一步恶化。

再次，提高男性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文化低、收入少是中国农村部分男性青年被“剩下”的主要原因。余练研究表明，处于村落社区末端的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在家庭内部（“多余人”）、人情交往（“退出者”）、公共生活（“沉默者”）和政治参与（“边缘人”）4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因此，从中国农村“剩男”群体自身考虑，千方百计提高男性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是解决农村“剩男”问题最现实、最可靠的办法，避免农村男性青年因没钱娶媳妇而沦为经济贫困型光棍。

最后，引导合情合理合法的跨国婚姻。商品短缺可以通过贸易来解决，但国家间性别资源短缺，如何采取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在全球还是一个新话题。国家间性别资源的不平衡所带来的人性生理与心理损伤应该是不少的，虽然容易被戴上各种人口殖民的帽子，但还是应该寻找合适的办法来解决。目前，女性过剩型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越南、乌克兰、俄罗斯和非洲各国。因此，非洲各国与俄罗斯应成为未来剩男的两大福地。为了这3000多万剩男的幸福，应该从更高层面上行动起来，比如应该成立与妇联对等的“男联”，让“男联”从顶层上进行制度设计。未来我国全球找资源应该出现新的形式：除了过去多年找石油、矿产外，中国也应该在全球为这3000多万剩男找新娘。应该与剩女丰富的非洲各国、俄罗斯等女性过剩型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性别资源互补关系，扩大剩男、剩女间的国际互动和交流。

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有限，中国剩男群体大多在乡间或者城市建筑工地上劳作而不被关注。在“男盈女亏”的性别失衡时代，中国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弱势群体注定被排斥于婚姻大门之外而未能成家立业，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家庭对于个人生活的保障。随着中国农村地区经济贫困而又缺乏子女膝下承欢和家庭养老的光棍群体渐渐步入暮年，农村光棍养老问题必将加重我国社会保障的负担，大量终身未婚的单身老人给农村养老带来挑战。因此，农村“剩男”问题亟须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

（郑风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焦万慧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