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与建构

张永刚 刘卓红

作者简介：张永刚，（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卓红，（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①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是由麦金太尔在1997年美国哲学年会太平洋分会上发表的三场讲座经过修改而成。书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关注并理解人类与其他智能物种之间的共同之处为何重要；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关注人类的脆弱性和残疾性为什么重要。这两个问题是对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的生物学基础的补充，是对其“美德伦理三部曲”的继承与延续。

②A.MacIntyre， World-Spirit in the BM， in The Observer Review， 7 October， 1973.

③A.MacIntyre， “An Interview with Alasdair MacIntyre”， in Cogito 5， pp.67-73. Cited to reprinted version in MacIntyre Reader， pp.268-269.

【摘要】

麦金太尔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早期麦金太尔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尝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有别于晚期美德伦理研究的“另一个麦金太尔”。 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缺场与教条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以及对英国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麦金太尔建构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人性复归是麦金太尔建构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为其提供了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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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麦金太尔；马克思主义；人性；亚里士多德；英国新左派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84-06

《追寻美德》、《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以及《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

①等关于美德伦理的著作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著作主要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中在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晚期阶段。相比之下，麦金太尔的早期思想与著作并未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从麦金太尔思想发展的完整性看，除了为人们熟知的、以研究美德伦理闻名的麦金太尔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麦金太尔”，即早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启学术研究的麦金太尔。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重要人物，麦金太尔早期热衷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尝试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使其马克思主义研究充满了鲜明的伦理意蕴。

一、“另一个麦金太尔”：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麦金太尔

麦金太尔于1945年入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期间接触并于1947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通过学习，他深感共产党对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的批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并深情评价马克思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的世界精神”

②。不过一年后，麦金太尔就因对组织不满而退党，虽然脱离了组织，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随着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兴起，麦金太尔与汤普森等人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为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1991年的一次的访谈中，他将自己近五十年学术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研究生阶段到1971年。从表面上看，这段时期麦金太尔的思想涉猎许多方面，看似杂乱无章，“在零零碎碎的探索过程中会常常令人懊恼和混乱探索”

③。但麦金太尔同时也承认，正是这段时期所接触和学到的东西，为之后关于美德伦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如马克·墨菲所评价的：“的确，这个时期，麦金太尔著述中所关涉的主题，使用的文风虽然形态各异的，而且在不同的会议上出现相左的观点，人们无法从中找到标志着麦金太尔后期研究的思想的连贯性及目的性的单一性。尽管如此，在那些著述中还是能显示出一系列的关注和承诺，这些关注和承诺使得人们可以加深理解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的前后轨迹。”［美］马克·C·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传顺、郭沙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第二阶段从1971年移居美国到1977年，这是他自称“时常痛苦地自我批判的反思时期” A.MacIntyre， “An Interview with Alasdair MacIntyre”， in Cogito 5， pp.67-73. Cited to reprinted version in MacIntyre Reader， pp.268-269. ，这一时期是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承接着他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反思与总结，同时也为晚期开展美德伦理思想研究积蓄能量。1977年开始，麦金太尔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专门从事一项“单一性”的研究，也就是为学界所熟识的美德伦理研究。

保罗·布莱克里奇和尼尔·戴维森编写的《麦金太尔与马克思主义：1953—1974年文选》专门记录了麦金太尔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他们将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历程表述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开始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尔后专注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来成为一个与宗教无关的异端托洛斯基主义者，最后反思甚至疏离马克思主义。Paul Blackledge & Neil Davidson eds， 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Selected Writings 1953-1974， Leiden： Brill， 2008， pre.xx. 具体言之，1953—1958年，麦金太尔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专门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在关于人性的理解与阐释之中存有某种共通之处。1958—1959年，麦金太尔加入英国新左派，与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员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此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应该在古希腊传统中寻找资源，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并主张将生物意义上的欲望与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统一起来。1959—1960年，麦金太尔又加入社会主义工党联盟，成为一名正统的托洛斯基主义者。1960—1964年，麦金太尔脱离社会主义工党联盟，加入国际共产主义，开始反思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苛刻认识。1964—1968年，麦金太尔开始怀疑并疏远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七十年代，麦金太尔开始自我反思并进行调整，认识到自己先前对马克思主义过于苛刻，于是尝试着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坦承道：“那时的我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既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又想做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由此设法将基督教的元素和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Ibid， p.416. 可以看出，早期的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常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以致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

虽然麦金太尔在不同时期的关注重心与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纵观其一生的学术轨迹以及前后思想的关联，不难发现其对人性和美德的关注贯穿始终，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麦金太尔亦是如此。从研究内容来看，麦金太尔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阐释。尤其是面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凸显人性维度与道德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成为他早期学术研究的重心。显然，麦金太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一方面，麦金太尔以人性为重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与阐释，尤其着重从人的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联、人的行为与意识等方面进行探究，试图以此维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5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1968年修改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Schocken Books， 1968； Gerald Duckworth， 1969； Penguin Books， 1971），1995年再版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又2nd edn. (including "Three Perspectives on Marxism"， reprinted in Ethics and Politics (see below) as "Three Perspectives on Marxism： 1953， 1968， 1995")，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Duckworth， 1995）。 一书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容及其关联出发，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做出解释的思想历程。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放在一起，是因为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对人性的理解极其相似，因而，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理解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构成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后，麦金太尔的多部论著都以此为核心内容或在此基础上展开。在写于1956年的《道德荒原笔记》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分别为：“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 in New Reasoner 7， 90-100， 1958-9 (reprinted in Kelv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and in Paul Blackledge & Neil Davidson eds.， 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I”， in New Reasoner 8， 89-98， 1959 (reprinted in Kelv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and in Paul Blackledge & Neil Davidson eds.， 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 一文中，麦金太尔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在人的欲望与伦理学之间建立起应有的关联，同时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伦理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写于1967年的《世俗化的道德变迁》进一步指出，基督教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并未保持原有状态，相反，却在世俗化社会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A.MacIntyre， Secularization and Mor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67. 不难发现，麦金太尔将基督教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版本，两者都是关于人之救赎的学说。除此之外，他还从人的行为与意识方面补充自己的伦理思想，如在1958年撰写的《无意识：一种概念分析》一书中，就力主要对无意识的概念进行逻辑推演和解释，同时补充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的观点。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阐释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机械式解读，麦金太尔与汤普森等其他英国新左派成员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重建。在此过程中，麦金太尔着重从人道主义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以补充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道德缺场，同时试图将形成的伦理观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之中，实现两者的统一，《道德荒原笔记》的出版初步实现了麦金太尔这一想法。此外，麦金太尔将思想史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于1966年撰写的《伦理学简史》就是他实现把思想史作为伦理学研究基础这一思路的体现。除此之外，在1971年写成的《时代自我形象的批判》论文集中，麦金太尔批判了基督教、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认为只有通过对社会存在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彻底理解我们的复杂世界。他提出有必要采取最为宽阔、最少狭隘的道德概念观点，并从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历史情境出发对意识形态作出判断。

二、麦金太尔式马克思主义

伦理思想的批判维度

浓厚的现实关怀与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是麦金太尔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正如马克·墨菲所说：“麦金太尔的学术研究总是为其社会批判服务的。不仅其早期的著述是如此，属于《追寻美德》项目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麦金太尔所向往的社会批判不是零碎的事务，更确切地说，是系统地探究现代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缺陷。从事这种系统的批判需要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这种批判方可进行。”［美］马克·C·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传顺、郭沙译，第2页。 麦金太尔自己也坦承，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批判其他哲学”，这不仅是因为掌握哲学是为了获得真理，更重要是，“哲学思想总会在社会、道德、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美］麦金太尔：《马尔库塞》，邵一诞译，余明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正文第3页。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人道主义的维度阐述马克思的思想，强调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道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尤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激烈的批评使他们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主义式解读的错误，未能正视和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更没有意识到道德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在场。为此，包括麦金太尔在内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原则，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从当时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多次遭受批评和打击，但麦金太尔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持久的力量，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表达某些真理的能力。A.Maclntyre，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Duck worth，1995， pp.117-118． 正如马克·墨菲总结的，早期麦金太尔之所以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武器，即是坚信它“解说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于人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扭曲性影响”［美］马克·C·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传顺、郭沙译，第3页。 。

一方面，麦金太尔批判了斯大林主义中的道德缺场。道德缺场的错误是将历史境遇中的道德判断“应该”范畴与历史发展“是”范畴等同起来，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以致于历史不过是客观规律的运行的结果而已。在斯大林主义者眼中，“个人的角色已经被历史的境遇提前决定了，个人只能接受他既定的角色，以及情愿或不情愿的扮演该角色，但却不能重写剧本”A.Maclntyre， “Note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elvin Kight， ed.， The Maclntyre Reader， University of Noter Dame Press， p.32. 。麦金太尔指出，斯大林主义借助历史进步的目的论的言说方式，把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与历史发展的现实性等同，“应该”的道德原则对于“是”的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存在的能动性和合理价值。显然，正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与模式化的理解，造成只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强调客体的唯一决定性，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及作用的消解，导致历史进程中的事实问题与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成为互不关联甚至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历史观，揭示斯大林主义在哲学历史观上的缺陷。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认为历史的一般过程是可以预测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误解上。麦金太尔指出，马克思在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规律时，表达的既不是一种机械关系也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相反，马克思只是想利用黑格尔表述概念的方式表达以下的过程，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仅提供了上层建筑产生的某种框架，也提供了人际关系得以相互交织的一系列关系。换言之，人们在创造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创造着上层建筑，两者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因为“通过创造经济基础为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没有问题的，创造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生活的同一活动”Ibid， p.39. 。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成为是发现永恒历史规律的学说，欢呼他们的官僚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从而成为有资格操纵社会和掌控其他人群的人”A.MacIntyre， ‘Toleration and the Goods of Conflict’， in Ethics and Politics：Selected Writings， Vol.12， p.213. 。

除此之外，麦金太尔早期展开批判还得益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氛围。英国新左派第一代成员对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各种观点，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活动，使麦金太尔从中获益良多。如汤普森批判斯大林主义，重点阐述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注重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提出只有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活动中，注重人的价值，将人回归到应该的地位，才能还原“真正的历史”。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这些观点为麦金太尔展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汤普森批判斯大林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制定适合英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战略。在他构想的革命新战略中，道德的能动作用不可或缺，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继而提出，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构建中，需要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这种道德观既是在对斯大林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特点的批判中诞生的，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在汤普森看来，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人的最大程度的解放，而不是仅仅体现在实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由此说，人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乃至一切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其他。麦金太尔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活动中，注重人的价值，使人回归到应该的地位，才能还原“真正的历史”。关注现实活动的人，最为关键的是重视人作为生物体的需要与欲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抵制所谓康德主义的道德理念，将人真正还原为马克思所倡导的“具体的人”以及“现实的人”。一如布莱克里奇所评价的：“爱德华·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打开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大门。然而，尽管存在着缺陷，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指向对斯大林主义更深层的批判。这种批判将减缓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和列宁的政治学进路受斯大林主义者损害的程度。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麦金太尔选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遵从的方向。”［英］保罗·布莱克里奇：《道德和革命：英国新左派中的伦理论争》，《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

当然，汤普森与麦金太尔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哈里·汉森等人的批评和质疑。通过对汉森等人的批驳与交流，麦金太尔不但进一步批判了斯大林主义，而且指出了汉森等“道德批判家”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过程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与斯大林主义一样出现“应该”与“是”相分离的结果。麦金太尔指出，汉森等人“无非是用一种无意识的依赖代替了一种有意识的依赖而已”A.Maclntyre， “Note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elvin Kight， ed.， The Maclntyre Reader， p.32. ，他们之所以诉求道德原则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主义与西方道德自由主义两重压力的作用结果。斯大林主义将“应该”原则淹没在历史的“是”的过程中，导致“应该”的原则置身于历史的“是”之外，其结果造成人性与历史的脱离。然而，汉森等人脱离历史现实，站在道德的立场之上，仅仅以“道德原则”的名义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他们的道德原则完全不是以历史事件过程为转移的事物加以援引，所有的问题都站在道德的高度之上，从而导致‘应该’的原则完全被置于历史‘是’之外”Ibid. 。这样造成的后果也是道德原则与历史事实的脱离。至此，麦金太尔对斯大林主义片面强调规律性与必然性、否认人的价值的错误的批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坚持批判的维度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人性复归：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

伦理思想的建构

麦金太尔进行社会批判和伦理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弥补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缺场，强化人性在伦理反思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人性复归成为麦金太尔尝试建构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麦金太尔对人性复归主旨的重视，源于其身为基督教徒的最初的认识：在他看来，人性复归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共通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任何方式上与基督教直接敌对，相反，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一样有着相同形而上学和道德范围的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拥有这种道德范围的后启蒙时代的世俗学说”［美］麦金太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观点：1953年，1968年，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 。不同的是，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是一种宗教美德式的解读，而马克思则是将其不断世俗化；换言之，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过程，就是将基督教不断世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由绝对教义构成的世俗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神学意义，这种教义不仅探讨权力和正义问题，而且还因此探讨救赎和复活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后者的说明而已。”［英］保罗·布莱克里奇：《自由、欲望和革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

面对理论与现实中人性与道德分离的状况，麦金太尔主张人应回归其本身，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欲望与伦理学意义上道德统一，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理解。在他看来，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汉森等人所坚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将两者割裂开来，要么以历史发展的“是”替代伦理意义上的“应该”，忽略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应有地位，要么以伦理意义上的“应该”替代历史发展中的“是”，致使“应该”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成了道德上的“任意选择”。这种分离只能造成道德批判无效和道德评价的不可理解。道德总是要与欲望联系起来，建立在欲望“存在”的基础之上，因为欲望属于“人的本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任何道德理论探讨的核心”A. Maclntyre， “Note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elvin Kight， ed.， The Maclntyre Reader， p.45. 。这是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他试图弥补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道德缺场的路径。

如果说，麦金太尔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通性的内容中看到人性复归的重要性，以及寻找到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方式，那么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就为麦金太尔实现人性复归的思路提供了最佳路径。麦金太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发展中的道德缺场的问题，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来完成，因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压抑人的本性，以及在社会生产劳动中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哲学异曲同工。因此，走向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是麦金太尔自认为找到能够与马克思殊途同归、实现人性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的道路。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不仅把握了希腊城邦社会实践的本质，其“内在善”的理念也体现着人类实践本身的本质特征，可以超越希腊城邦政治而具有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而且，亚里士多德提倡的道德是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论哲学，无论是美德本身还是基于“至善”的幸福，都将生物人作为整个美德建构的基础。这些观点都将是麦金太尔克服人性与需要分离、寻求人的自我完善的最好方式。

晚期的麦金太尔通过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指出道德自律的困境实际上是因为一种没有任何基础作为保障的道德原则所致，这种道德原则也未能解决早期所提到的历史的“是”与道德的“应该”之间关联的缺陷。他思考了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过程，道德何以逐渐凸显为规则而又不断地远离人、忽略人本身的需要与欲望的事实，而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只要求人对道德法则的绝对遵从，对人自身的真实欲望做出不恰当的忽略。尤其是康德哲学，它提出的法则是一种出于责任的理念，它必须源于一种命令式或强制服从方能奏效，而这种出于自我加强的法则必然为自我的理性所控制。正如美国哲学家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Tom Beauchamp， Principle of Biomedical Ethics， Fifth edition， Oxford， 2001， p.26. ，以致于造成伦理的满足与需要和欲望的活动的分离，使伦理变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人类行为。而实际上，人的道德无法离开人的生活，脱离人自身去奢求道德，试图在道德法则与人性之间建立其固定的联系，是行不通的。纯粹的道德法则是没有标准的，同时也会由于与人性脱节而失去意义。因此，在麦金太尔看来，要想在道德法则和人性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需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传统。

可以看出，麦金太尔晚期的美德伦理学决非偶然，而是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逻辑顺延。晚期美德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对美德伦理的坚持，实际上是对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延续，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之本性的肯定。克里斯托弗·斯蒂芬·卢兹这样评价麦金太尔：“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的新教宗教哲学家，一名无神论的休谟式的学者和伦理学的历史学家，以及一名不满足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Christopher Stephen Lutz， Tradition in the Ethics of Alasdair MacIntyre： Relativism， Thomism and Philosophy，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4， p.2.

（责任编辑 林中）